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二十一)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2月02日】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礼仪,定下规制,目的是维护人伦道义,善化民风,这是帝王重大的政务之一,也就是说,他们身为君父,有责任以身作则,维护做人的正道,定下礼制,教化百姓。因此我们看到,《论礼乐》这一章,重点不在记录礼仪制度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详尽地记录唐太宗君臣为何要这样规定礼仪的整个论述过程,把对礼的认识,辨析的十分透彻。我们先看一国之父的唐太宗对礼是如何认识,如何归正的。

据经典 通情理 杜绝极端

《论礼乐》是从唐太宗论避帝王名讳之礼开始的,这段话,不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归正礼仪的责任,还要以身作则,遵循宗旨,依据圣贤经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为,妄自尊大,随意定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据情理,绝不流于迂腐教条的英明见识。让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该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说:“根据《周礼》,帝王的名字,终究须要避讳,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时候的先古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因此虽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诗》中并未避讳昌这个字,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意思是这句话的同盟二字,就有同这个字。也没有因鲁庄公叫同,就避讳同,进行迂腐的更换。)只是到了后来,近代的帝王们曲解经典,妄自尊大而为,这才制造出许多有违情理、非常极端的诸多禁忌制度,他们特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道理不通,是不应该被允许的,理应进行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经,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导,变得教条极端,妄加禁忌,两个字都要避开,生出很多的避讳,肆意而为,全然违背了《礼》经的教导。现在应该遵循经典,务必简约,效仿先哲,还原和归正礼的本义,以之规范后世。往后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两个字不连用在一起,就没有必要避讳。”

太宗正礼 还原本质

从这段话,我们清楚地看到,太宗论礼,定礼,首先从自己做起,绝不会因身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为,妄自尊大。他要归正礼的原本意义,还原经书和孔子教导的真实含义。以此为天下做出表率,教导百姓,并流传给后世,成为后人明礼的正确依据。

也就是说,他身为帝王,完全懂得尊礼,定礼,先正自己,是帝王的义务和责任,礼是否明晰,是否正确,不仅关系到本朝的风气,还关系到后世的民风,他如果理解不对,那么制定的礼仪制度,必然有害于整个社会,还影响到后人,造成后世的迂腐教条,甚至违背经书,不合道义,这样一来,礼就会失去原本的作用,变成不通情理的维护帝王个人地位和脸面的虚礼了。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就会丢失礼原本维护人伦道德的本义。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开始归正尊卑礼数上的曲解带来的问题,发现了近代帝王曲解经书、曲解孔子教导的错误做法。在太宗看来,帝王固然尊贵,百姓大臣理应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给以上位者应有的尊敬,因此,根据仁义之道的人伦道德,对尊长是要有礼的,那么对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维护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礼经原意,避名讳到了极端的地步,以至于生活工作,写文章都会变得极不方便。太宗看到了这个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危害。

其实任何时代,都会有部分人出现走极端的现象,也会出现读死书的人,教条迂腐。 (这部分不良现象,被中共阴险地夸大,利用来歪曲古代的历史文化)但也始终会有人注意到,进行不断归正。一些少数迂腐文人的认识不能代表整体主流,不能因此宣扬这些短暂的现象,看不到整个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礼,其实维护的就是仁义本身,不是个人私情。

慎终追远 归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们还从这段话,看到一点,只要有先祖的经典在,不管后世文人,帝王,出现过多少次偏离和错误,都能再次被人察觉,就象太宗一样,读经典,找依据,就能有独立的思考,从原典出发,从圣人孔子的教导出发,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导和做法,发现当世近代不对的地方,进行归正,可以从漫长历史浩大的书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论中理出头绪,形成正确的依据和见识,得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从新兴起帝王学,研读《贞观政要》,研读孔子的经典,研读中国的历史,就是因为,他们从未诋毁和批判过古代的正统文化,对传统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一代开始遗忘了,一部分人变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经济和教育都出现了不德现象,人们感到危险和惊惧,急切呼吁回归传统道德,学习先祖圣人的教诲。也就是说,只要对古圣贤以及经典怀有敬意,有经典和先祖的实践作为参照和依据,即使一时迷惘走偏,也能重新归正。

可怕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过文革,儒家经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价值观,历史观已经被抛弃,没有了经书的指导,不仅遇到事情无法得出正确的决断,还可以让小人阴险的做派横行于世,让文人的小说,戏剧,各种影视作品肆意曲解中国的礼教文化,忠义思想,把中国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无耻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们嘲笑​​先祖,道德败坏,失去归正的智慧和依据。

孔子那部《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说的就是要追随先祖久远的教诲,自始自终莫忘经书的本义,以此做人,教导百姓,就会归正百姓的道德风气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导,依据经书,归正礼制,见识得以英明果断。这才成为礼仪之邦,光耀千古,获得世界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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