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十二)

刘如


【正见网2018年11月27日】

《贞观政要》的第二段,论述的是“何为明君”。其核心讲的是“兼听则明”的道理。通俗的说,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做决断,不要偏听偏信。这段话让人想到了孔子教导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义就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极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会走向极端,走向末路和绝境。这个中庸,其实就是道家阴阳平衡之理在人中的体现,被孔子视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难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极端,失去智慧,无法明断。

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研究宋朝历史,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朝“文”太过,“武”不足,偏听文人的政见,导致政坛上文人的理论空谈太过,偏离了务实的轨道,学派党派争论不休,仁宗时看似平和繁荣,实则已经走向末路。

他说的现象其实就是因宽仁(柔)过度,正义(刚)不足,姑息养奸导致的,刚柔不能相济,使得国家走向屈辱的末路。与唐朝太宗文治武功并驾齐驱、刚柔平衡刚好相反。

何为明君

我们先来看看《贞观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这段话很通俗,大意是说,贞观二年,唐太宗问大臣魏征说:“什么叫做明君昏君?”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见;之所以会昏暗不明,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询意见。’古昔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广开视听,了解四面八方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恩泽四方,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无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么下情就一定能上达朝廷,为人君所知。”太宗对这番话十分赞赏。

魏征的论述十分清楚,让太宗做到兼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并举出历史上的圣明帝王尧舜二帝的正面范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来论证。这就是古人读历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种人生教训,而作为帝王,读史得出的治国教训和经验,则更加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命运。

魏征的话虽然目的是要让太宗了解民情国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为君之道讲德,这个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爱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为先。作为帝王,守护好照顾好自己的子民,这是第一个要责,也是帝王讲德的出发点。但是第二段则告诉太宗不仅要仁爱,还要圣明,合在一起,就是仁义的善用,仁中必须有正义相随,才能刚柔相济。

仁义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书治要》收录的《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可见孔子一生讲仁义,讲的就是伏羲圣皇传下来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现的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的道理,体现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学的就是大地刚柔相济的道理,而地学的,正是阴阳平衡的天道。这就是说孔子的中庸从仁德出发,但是仁中必有义相随,才不会走向极端。偏听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体现柔和宽大的一面,而义,则偏重刚正威武,不讲情面的威严。所以,孔子那部《论语》开卷的“学而第一”就告诫后世儒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就是说讲信用虽然是仁德的体现,但必须合乎义理,才能去履行承诺。这些道理在《论语》第一篇就写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学者,渐渐偏离孔子教导,流于各种理论的空谈,类似今天的教育,各种学说和名词不断出现,重学术研究,忘记了务实的精神,也就是忘记了用仁义之理对照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时的文人,由于喜欢争论不休,形成各种学派,反映在政坛上,就是党派的形成和争执。已经失去了唐太宗时儒生包容的大气和刚正的大义。后世的儒生也因此渐渐偏离和迷失尧舜以来圣王留下的治国要道。德的含义也就开始走向极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轻武,一味脱离义来讲仁,导致阳刚不足,对周边外族的侵犯屡屡姑息,真的是姑息养奸,消极被动,饱受屈辱,教训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阳刚,宣武过度,则会变成暴政。同样不可。所以孔子讲涵养,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过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记录孔子原话  讲过犹不及

孔子在《中庸》里讲过这样的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运用它,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久了!”这句话道明了孔子领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这些领悟来自《易经》的研究。“韦编三绝”这个成语,讲的就是孔子对《易经》的研读,到了翻断竹简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还在感叹如果能活得长久一些,应该领悟到更深的内涵。

孔子一生只是负责讲述和传承先古圣王的德行教化,自己从不著书,对祖先非常恭敬谦虚,从不敢将整理好的《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等经书视为自己的东西,认为自己领悟的还不够多,也就是教导后世弟子,学问从三皇五帝经由夏商周得来的,切莫自立派别,标新立异,走向末路。后世一些儒生出现的教条迂腐的现象正是偏离孔子教导的后果。这些不好的现象被中共利用来歪曲和攻击传统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经典的真相。千万莫把后世部分走向极端的不好的行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头上,歪曲我们的祖先。

《中庸》里头还有一句孔子的话,对过犹不及的道理讲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做事过了头;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说,大家都走极端,达不到圣明的地步。要不太过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为《中庸》是子思所写,其实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孔子的话,乃孔子所传。懂得运用这个道理,就能处世不败,连管家,都会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会因溺爱过度而变成不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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