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自传:穿越生死(十五)

-冤狱.迫害.流亡纪实
王玉芝


【正见网2004年08月27日】

第十五章 无罪释放

秘密转押,自由在何方?

我没想到,其实我并没有获得自由。我被带出万家劳教所之后,警察又秘密的将我转押至哈医大五官科住院处。又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由十一个防暴大队警察轮流监视我。病房里有两个床,每天有三个男警、一个女警对我寸步不离,连去大小便都跟着。他们一方面怕我被迫害的形象曝光,我当时瘦得只剩下七十多斤;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想要得点奖金,因此而卖力工作。因为镇压法轮功的经费都由上面拨款。

有一次我出去换换新鲜空气,由于电梯很快关闭了,防暴队的警察没有跟上,他们惊慌失措,马上报了警。十分钟以后就来了一大车警察,将医院围住。后来发现只是虚惊一场,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到房间才看到警察来了。他们最怕的是法轮功学员来拍照,怕我把迫害的事实宣扬出去。

一些长期休病假的的女警察,也为了要看护我而必须销假上班。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警员,总坐在我的床对面看着我,翘着二郎腿,叼着烟。有一天在看管我时突然发病,在房间里大吵大嚷,边哭边发牢骚:“看护你这么长时间,每天单位给的补助费才三十元,太少了,连吃饭都不够,还得抽烟呢。”这时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就对她说:“你不要难受,这会造成情绪紧张。你就好好在这儿休息,我不会出任何事,给你添负担。”每到她值班,我就劝慰她。

我刚到这里来时,他们以为我会轻生,而我的模样消瘦不堪,就像木乃伊。他们知道一个月前我写过遗书,因此房间里凡是能出去的的地方,如阳台的门、窗户都放上椅子,看管的人坐在椅子上守着。晚上只要我一下地,他们就立刻起来,问我干啥。平时我和他们闲聊时,他们说:“把你整成这样,我们就怕你想不开,跳楼自杀。”他们也知道我的公司、我的财产全部都没了,家庭破碎。

我告诉他们,最艰难的时候都没自杀,现在怎么能自杀呢?我经常跟他们讲电视里的谣言,希望他们能省悟过来。

进这家医院不久,我的丈夫从国外打电话,让他多年的好友寻找我的下落。朋友几经周折,找到了万家劳教所,听说我出了万家又送到医院,就找到这家医院来。他向医院里的领导求助,领导给他五分钟时间见我,让他進屋跟我说了几句话,当他了解到我九个月中的情况后表情很难受,他跟我说:“去年你过生日那天,你的儿子和丈夫委托我去劳教所看你,你的儿子嘱咐又嘱咐,让我买一个长寿蛋糕捎给你。孩子很想你,也不能安心读书了。时不时的想起你,他多么需要你来照顾?他爸爸也不能安心工作。我拎着蛋糕到了劳教所,警察说任何人不能见你。”我听了眼泪不停的流下来,九个月的牢狱,我把孩子的模样都忘了,即使我用力去想,也记不清楚孩子的模样。这位老朋友觉得我付出得太多,无论怎么看,这些待遇都太不公了,看我的样子太可怜了。于是老朋友苦口婆心的劝我,让我答应他一个条件:病好以后不再参与法轮功的活动。我的脑子发出一念:那是不可能的。临走前,朋友痛苦的跪在地上求我:“我给你跪下,就看在你丈夫多年老朋友的面子上吧。”最后朋友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流着眼泪离开了这里。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却无法用语言来说服自己的朋友。我理解朋友的好心,可是如果要我放弃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以换取屈辱的“自由”,我又何必坚持到现在?

医院要给我动手术,我没有答应。我知道炼功后自己会恢复的,依然平静的炼功。平时就和他们讲关于法轮功不杀生、不自杀等问题,和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而我所做的只是在履行公民的合法权益,如上访、向群众讲真相等,并没有违反法律。他们想问我心里的想法:“你遭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你心中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对我们警察和犯人怨不怨恨?”

我说:“我被非法抓捕,被折磨。从我的内心来讲,的确感到很不公平。我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希望让政府以及周围的人能够清醒的认识和善待法轮功修炼者,然而少数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造谣、诬蔑和陷害法轮功,很多人受到电视里播放有关自杀、自焚那些虚假宣传的毒害,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误解甚至仇恨的心态,这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不幸。我遭受了那样残酷的迫害之后,你们带我到过多家医院检查身体,证明我已经生命垂危,可是当局还要继续关押我。这一切做法都是非常邪恶的,但是我的心里没有怨恨那些被蒙蔽和被利用的人。是省公安厅、‘六一○’、甚至公安部的命令,将我无限期的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医院。我被关押时,既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判劳教,一切都是非法的。”我始终和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无限度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要有点人性。”但是公安警察却回答我说:“没办法,要服从‘上级’。”在劳教所时,我面对很多毫无人性的管教,他们有些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摧残我。当时,我们通过很多方法让他们理解,善意地对他们讲:“‘人民警察爱人民’,你们不要打我,我没有犯罪。我们的师父告诉过我们,作为修炼的人,我们没有敌人。任何人,包括你公安人员和其他迫害过或反对过我们的人,我们都要去爱护,尽量地破除邪恶的谎言,使人们清醒,帮助人们明白真象,我们不会做修炼人不该做的事。”当时他们非常感动,有的人说:“从你这话,我可以听出来,法轮功学员真的是有境界,心胸宽阔。”

大家逐渐的对法轮功产生了敬意,有的人给我留通信地址,希望法轮功平反以后能跟我联系。

不到一个月,外边出了很多事。二○○二年三月五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路的八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市警察成立了“四.一○”专案组,这几天,哈尔滨市的警察都在协同调查,但是依然每天派三男一女来看管我。医院不愿让他们住在这里,因为男女混合在一个病房,并且这些人吃饭、喝酒、抽烟、看电视,房间里烟气呛人。他们没事就闲聊,有时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都听到了。有时也跟我说:“你们法轮功又干事了,插播电视,都被抓了。哈尔滨的资料点也毁了,你在这里没你的事,不然还会抓你。”其他警察也说:“电视片很多民众知道了,整天搞突击法轮功的事。”从他们的话里,我知道同修往电视节目里插播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真象,在全国和海外引起了震动,中共非常紧张。我为同修的壮举而高兴,我对他们说:“真是大好事,发传单还要一张一张的发,不小心还容易被抓,很多人都是在发传单时被抓的。这多好,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这也是给逼的。”我真希望能立刻就出去,把资料点重新建起来,也做电视插播,一直做下去,直到这场迫害结束。

我被监护了二十七天,二○○二年五月八日防暴队撤离。不久我的身体逐渐的恢复,朋友看到我都说:“你变化太大了,法轮功真是很神奇。”

重回银行讲真象

我因为去银行取钱,有人举报而被抓,时间已经过去九个月了,不知道那个举报人是否还在。在当时铺天盖地的谎言、造谣和诬蔑的情况下,她不明白真象,受了邪恶的欺骗才举报我,我希望找她谈一谈。我要用我被迫害的事实来告诉他们,这场邪恶的迫害摧残了多少人的身心,毒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对法轮功的诬蔑还在继续,对好人的迫害还在继续,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二○○○年,我把大法书、师父的照片,自己的存摺、身分证保存到朋友家,后来朋友怕事,只好放在同修家。同修被抓后,转移到了姐姐家。当时公安正在追捕我,进出银行取款很不方便,就想改名,没想到每次去银行都很顺利,名字一直没有改。由于自己的疏忽被邪恶钻了空子。本来银行已经答应我可以把剩余的款项提走,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到银行去,没想到竟落入魔掌。

省公安厅派了二十多人闯入我姐姐家,将我的十五万美元存摺抄走,冻结我银行资金,并严刑逼供我的亲属,两天两夜不让睡觉,让亲属交代我的活动。

我来到银行的柜台前找那个举报我的人。我知道她是主任,戴个眼镜。她当时不在,门口的保安和柜台的服务员都过来问我怎么出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用生命换出来的,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无罪无错,我在万家劳教所被迫害得眼睛接近失明才被释放。”我又说:“我今天来看看大家,想见见举报我的人,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给她讲讲法轮功的真象。”他们很快去找那个举报人。那个女主任在我被抓以后提升为处长,正在银行开会。她不想见我,但她让同事给我带话,有什么事让新来的主任转告给她。他们很客气的请我进柜台里面,给我倒茶水,都围过来听。我开始讲我被抓以后在鸭子圈看守所的遭遇,几次差点死过去,全凭自己心中的一念,宁死不屈,才走过来。我一边说着,刻骨铭心的痛苦一幕一幕的浮现,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我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这时营业大厅的人很多,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中午休息时间时一起去饭店吃饭,谈一谈这些经历。几个银行的领导在饭桌上听我讲,问了许多问题,我就一一告诉他们,包括我是哪年炼法轮功的,我从身体、家庭到我的企业的变化,以及大法对社会的道德的提升,之后为什么被通缉,关于自焚自杀的诬蔑、万家劳教所惨案、我在万家的遭遇、亲身经历和看到了毫无人性的酷刑虐待、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一一诉说。我还说我现在仍然被监控,无家可归,家庭破碎。我嘱咐他们一定告诉举报我的人,他们答应我回去就找她。

有人接着问我:“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江xx还要迫害?”我告诉他,因为短短的几年功夫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江xx那些道德败坏的邪恶腐败分子怎么能容忍这么修心向善的好人呢?江xx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他就害怕了,起了小人之心,非得把这么多的好人打倒不可,于是他在一九九九年成立了像当年纳粹盖世太保机构的“六一○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随后他们又一手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和杀人案,妄图栽赃陷害法轮功。这个邪恶之首拿着人民的血汗钱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普通老百姓,灭绝人性。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在他的直接操纵下,光非法判刑、劳教的学员就有几十万人,还在全国各地设立洗脑班,妄图洗去人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事实证明,这个邪恶之徒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又转到关于“里通外国”的问题,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完全是造谣。据我所知,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的几年里,讲真象所用的钱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这些钱用来印书、印传单、做真相光碟,有的同修把自己家房子都卖了,有的没有了工作,就卖菜,甚至只能捡饮料盒卖钱。有一个老同修,为了避免被抓,每天带一个眼镜,流落到一个偏远的菜市场修自行车。当我走到他那儿附近时,被他认出,像见到了亲人一样的欢喜。他把辛苦了两个月赚来的五百多元给我,让我印真象资料。我看到地上放的补车带用的水都结冰了,真是心酸,说什么也不要,并告诉他我不缺钱,让他放心。我走了以后他又再次找同修联系我,说一定要收下他的钱。中国法轮功在巨难面前,能够坚持到今天,完全凭着对“真善忍”的坚信,根本谈不上什么“里通外国”。学员去北京上访,面临着被抓被判劳教的危险,都是自愿的,没有一分钱是国外拿的。

我还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印真象资料、做横幅,从排版到印刷,从制版到做成框,最后散发出去,中间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同修们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失去工作、失去学业,冒着被抓的危险在做。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节省资金,有的弟子用丝网印大字时,手都磨出了泡。我们的每一份资料都来之不易。

他们听了以后,都不约而同的说;“法轮功真行,有骨气!在这个社会就应该交你们这样的人。”有的还说;“共产党,净不干好事、整人,贪污腐败都是他们干的。干完坏事反倒抓你们法轮功。不说别的,就说我们银行,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呆帐,没有人管。要是在国外,银行只要有百分之八到九的呆帐的,早就倒闭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都很贫苦,这些却没人管!”

一个储蓄部的职员看着我然后对饭桌上的人说:“她在这个银行已是十年的老客户了,有长城金卡,她家有国外的亲属,经常有外汇往来做生意,我们都叫她王大姐,怎么能把她抓起来呢?这也太不仁义了,不就是炼法轮功的吗?我们是银行,又碍着我们什么事了?这不是砸我们生意,害我们的老客户吗?”

上班的时间到了,我们出了饭店,我又提出明天继续找保卫处谈的要求。第二天在接触他们时,完全是一种友好的气氛,好像什么都清楚了一样。我听他们讲:“公安为了调查这件事,不仅调查你的存款,还调查你出入银行的次数,十多次到监控室查找以前的纪录。哪一天穿的什么衣服、与谁接触、和谁来的、坐的什么车,记录得一清二楚。”我终于想起来,当初提审我的时候,那厚厚几大本材料,说是我的罪证,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些人下了多大功夫来调查我。哈尔滨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大法弟子,而全国上下又有多少呢?到底国家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来调查、镇压法轮功?

银行领导跟我讲:“关于你的问题,我们开大会,指出保卫处和营业部的错误。再有类似的事,必须先通知领导,然后再作处理。以后再有法轮功的事,我们不介入。当时公安把你带走以后,有几个了解你的人反映说:‘我们太不慎重了,对用户不负责任。’”他重申,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了。

他们帮我一次转走了十五万美元的存款,办事速度之快出乎我的预料。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真象,人都有善良的天性。

有几个人都出来送我,举报人也让他们转交给我一个礼物,并说:“对不起,我们当时误会你了。”他们说这个礼物无法弥补他们的过失,他们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客户,希望我还能再来,祝福我一切顺利。

我挥手感谢他们,内心无限感慨。人们都变得清醒了,在真象面前,所有的欺世谎言,都不攻自破。那些制造、贩卖,向无辜的人们头脑中灌输谎言与仇恨的无耻小人,其丑陋面目最后都将被曝光。

二○○二年五月八日获释后,我从银行提出款项,马上行动起来,继续揭露邪恶。我尽我的所能帮助有困难的同修建立资料点,他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没几天后,听到一个坚持了一年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公安调查到我参与其中,警察、专案组都后悔我被释放,他们极其愤怒与疯狂,再次把我列为通缉的重点要犯,布下大网,企图抓捕我。

我逃离哈尔滨,茫茫天涯竟无处容身,我决定离开中国。几经周折,我来到了香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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