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邵雍的历史观看共产邪灵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一)

─兼及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
梅花一点


【正见网2005年04月15日】

中国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瀚如烟。笔者非历史专家,因偶阅邵雍的著作,对中国的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感想,就结合邵雍的思想凑成几节文字给大家瞧瞧,望大家不吝赐教。

邵雍(1011―1077),后人认为他是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与程颐)中最有特点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最为德高望众却后人难有张扬,学问广博汪洋而后人难窥室堂。从笔者的《预言不单单是预测未来的科学》(参看“正见网”)一文来看,邵雍首先是作为一位儒家修炼者,才能够对历史做预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预言,包括《马前课》、《推背图》之类,基本上是与中国朝代历史息息相关。那么邵雍关于历史的看法,与邵雍的预言背景文化――儒家修炼文化必然相关。

 


(一)

历史是有定数的。邵雍的《梅花诗》预言的结果就表现了。可以参看“正见网”的“警世预言”部分。

不过,《马前课》最后一首说:“占得此课,易数乃终。前古后今,其道无穷。”《推背图》最后一图也说:“谶曰: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日终,始者自始。颂曰: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这又给人一个启示,历史的定数到一定时候却会终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及其它的预言在预言中国的历史几乎同一时段就搁然而终,不再往后预言了。此皆后话,暂且不论。

 


(二)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朝代史。至今仍未改变。

我们知道的历史,尤其是大陆华人,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五分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兼共产主义)。而这种说法因为曾在中国历史的变迁的套用上有出入,御用历史学家们就此又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之说。就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何时起,专家各有异议――有的以西周为始,有的以东周为始,有的以秦朝为始,有的干脆往后推至魏晋。更有专家学者干脆不承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认为夏商周就是封建社会,原因很简单,夏商周搞分封,且因为在元朝、清朝的蒙、满族统治时期,反而存在类似奴隶社会的“家奴”制度与“殉葬”现象等等“不進步”的体现。“五分说”一旦套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就会以“历史的复杂”或“历史的倒退”以逃避或歪曲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这些都是套用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术语或观念,是一种所谓现代意识的一种产品。加上搞政治的人和研究者,对于社会的政治体制比较注重,所以喜欢用制度、体制之类的东西来讨论政权统治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成为了一种观念,也就这样用了。因为不这样用,人们就难以理解了。而西方社会走了自由社会的路子,侧重于民主、人权、道德舆论制约方面的内涵,但是也没有超出现代的搞政治思维的观念。也即,作为历史来说,在现代科学意义的指导下,人们将他归为人文社科类的一门学科。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然而,一旦人们认识到历史是有定数的,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解说都将改变。让我们试作探讨。

李洪志师尊有一段话可供大家参考,说道:“讲到这儿呢,最形象的说人类社会就象一台戏。一朝一代的,那就象幕拉开了,一朝开始演。一朝结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开,改朝换代。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这样走着过场,接缘,留下历史,造就人类所需的文化,一幕幕的表演着。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叫做朝,而在中国以外其它地区都叫国家呢?为什么他们的首领叫王,中国叫皇帝?我告诉大家呀,这不是一个名词与文化上的差别。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枝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地是什么了。这台戏的戏台就是中国。”(《北美巡回讲法》)

这对于1911年之前的中国比较好理解。大家公认的中国的第一部朝代正史是《汉书》。实际上,在此前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史书已经具备了朝代的理念而成书的。而此后的近百年中国史,在现代西学的影响下,在“共和”、“民主”、“专制”等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冲击下,历史的写作话语走入了现代政治意义的思维之中了。然而,在中国民间老百姓中,“朝代”之说是正常现象,尤其今日之中国,无论你把他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报上不是把中国大陆称为“红朝”吗?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对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种国号的称谓,仅此而已。

中国的“朝代”有两个特点:

A、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分为“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两种情况。“统一的朝代”,例如:夏、商、西周、汉、唐、元、清等等朝代;“分裂的朝代”,例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朝代,只不过每个朝代里面被分割为多个势力罢了。

B、既然称为“朝代”,那么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有盛有衰、有兴有亡的各种阶段,每一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寿命与期限。这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1911年之后的中国,当属“分裂的朝代”。就如同“东周”分为两个时期――“春秋”与“战国”,1911年之后的中国也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后的中国”;而如果单从“中华民国”这一角度来看,就又和西东两晋或北南两宋相似。由于这一次的中国历史的每一步被紧紧捆绑在国际舞台中――这也是中国朝代史中最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地方,也是最能使人迷惑与难解之处。更为突出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权统治者施行历代先朝皆无的、史无前例的、无孔不入的、严酷的“无神论”的洗脑统治,中国千年的所有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被彻底打击。可以说,这些事与法轮功能够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洪传有一定的关系。其它方面就不必多言了。港台与海外等地用了另外一类的形式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

中国的历史的分期:皇、帝、王、伯。

佛家讲人类社会有“成、住、坏、灭”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犹如人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四个阶段。这是把时间做为直线不可逆转的角度来划分的。那么,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是如何看的?他把中国的朝代史也分为四种状态:皇、帝、王、伯。

3.1

“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

首先,邵雍对宇宙万物的阴阳消长采取了“四时四维”的划分的方法,指出作学问要“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里时事”(《观物内篇》),由此才能成为圣人。

四时,即:春、夏、秋、冬;那么,宇宙的万事万物中与“四时”相匹配、对应的事物也被分为“四维”,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解说可列一个大致的表格,如:

表1:
――――――――――――――――
| 太阳 | 太阴 |少阳 | 少阴 |
――――――――――――――――
| 日 | 月 | 星 | 辰 |
――――――――――――――――
| 暑 |寒 | 昼 | 夜 |
――――――――――――――――
| 性 |情 | 形 | 体 |
――――――――――――――――
| 色 |声 | 气 | 味 |
――――――――――――――――

表2:
――――――――――――――――
|太柔 | 太刚 | 少柔| 少刚 |
――――――――――――――――
| 水 | 火 | 土 | 石 |
――――――――――――――――
| 雨 | 风 | 露 | 雷 |
――――――――――――――――
| 走 | 飞 | 草 | 木 |
――――――――――――――――
| 耳 | 鼻 | 口 | 目 |
――――――――――――――――

表3:
――――――――――――――――
|《易》|《书》 | 《诗》| 《春秋》 |
――――――――――――――――
| 春 |夏 | 秋 | 冬 |
――――――――――――――――
| 生 |长 |收 | 藏 |
――――――――――――――――
| 意 |言 |象 | 数 |
――――――――――――――――
| 圣 |贤 |才 | 术 |
――――――――――――――――
| 皇 |帝 |王 | 伯 |
――――――――――――――――
| 仁 |礼 |义 | 智 |
――――――――――――――――
| 性 |情 |形 | 体 |
――――――――――――――――
| 道 |德 |功 | 力 |
――――――――――――――――
| 化 |教 |劝 | 率 |
――――――――――――――――
| 士 |农 |工 | 商 |
――――――――――――――――

通过这些表格大家就一目了然了。熟悉中医的人就知道,像五行、五脏、五官、五味、五情、五神、五声、五色、五音就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这些表格表达的方式与中医是一样的。这种“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的“天人合一”的天地物人的对应关系就确立了,同时,也成为“皇、帝、王、伯”之说的来历。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较复杂的交叉对应关系,读者自可参看原著。

3.2

由此,邵雍对中国的朝代史确立了四分法:“皇、帝、王、伯”。我们来看看邵雍是怎样理解“皇、帝、王、伯”的。

现今,“皇帝”是一个词汇,专指那些一朝一代的最高统治者,首先使用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嬴政。尤甚者是,现代一些人对于专制统治的憎恨,“皇”与“帝”更被指摘。到现代,对于“皇”与“帝”的真实概念已经模糊了,“王”、“伯”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
“皇”的意义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帝”的意义是: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王”的意义是: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伯”的意义是: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

很明显,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主要来自于道德的标准。即每个朝代统治者用什么样的品德标准教劝民众,民众相应回报什么道德的标准,社会由此而崇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具体解释邵雍的看法――

“皇”,就是神明的圣人以“道”来化育天下,万民也以“道”来追随他。整个社会的表现犹如老子的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整个社会风气自己自然的淳正、朴素、自然、丰富,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自然”,“自然”就是“无为无有”;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故意执著的去做;无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不要强烈固执的要求拥有什么。至于“道”的意义,有些玄奥,可以直解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特性”,内涵等同老子之“道”。这也是邵雍对于历史的分期的表现中最为尊崇的理想社会,也充分表现出邵雍之学与道家思想的深刻渊源。

“帝”,就是贤明的圣人以“德”来教化天下,万民也以“德”来归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谦让和高尚的品德,充满先人后己的道德风气,没有贪婪狭隘的人心。整个社会看重的是真诚的礼尚往来,而不是个人私利的有无。治理天下的圣人也把天下当作天下百姓的天下,而非自己个人的天下。就象《周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衣裳宽大下垂,悠闲的样子)而天下治”,这也是“无为而治”的道理。

“王”,就是有才干的贤人以“功”来劝教天下,万民也以“功”来跟随他。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政治统治,天下用政治统治的方式纠正不正的东西。能利益百姓的就是正的,被称为“王”;而祸害百姓的就不正了,被称为“贼”。做有利百姓之事,去除祸害百姓之事,这不是一种功绩吗?用正义贤明的君主去除昏庸害民的君主,这不也是一种功劳吗?所以,古人有一句话:“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意思是:殷汤与周武王用武力消灭祸国殃民的夏桀与商纣,使天下由“贼乱”的状态变为“王治”的正常状态,不也是顺天应民的好事吗?

“伯”,就是有权谋的贤人以“力”来率领天下,百姓也以“力”来跟随他。因为这时的社会不是依靠仁义来自然而然获得利益,所以整个社会崇尚的是实力的竞争或利益的争夺,不注重道德与名誉。由此而产生的争斗场面,小的表现为言谈的争执,大的表现为暴力的残杀。就象春秋的五伯(即五霸,邵雍指的是秦缪公、晋文侯、齐威公、楚庄公、宋襄公),就是借虚名而争夺实际利益的代表。虽然如此,五伯不可说没有功劳于中国,只不过称不上“王”,但比野蛮的异族又好多了。东周能延续24个君王,野蛮的异族不敢侵入中原,对于此,五伯功不可没。

通过以上,可看出“皇、帝、王、伯”的道德标准的特点是由高到低,由好到坏的顺序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也把社会的状态分为四种说法:“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第17章)即,最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不知道有他(君主);次好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亲近他、赞誉他;再其次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尊崇敬畏他;最末的社会的状态,百姓就轻视鄙薄他。(君主)把事情作好了,百姓都说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老子之说跟“皇、帝、王、伯”的说法的顺序变化大致一样,也完全符合佛家的“成住坏灭”之说。邵雍是儒家的代表,可见,佛道儒三家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看法有一致性。

总之,邵雍的“皇、帝、王、伯”之说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划分,依据是社会的道德标准。

3.3

“皇、帝、王、伯”具体划分时期。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说法是――

“皇”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以前的三皇时期,包括伏羲氏。
“帝”的时代划分区是:黄帝在内的五帝时期。
“王”的时代划分区是:夏商周三朝。
“伯”的时代划分区是:春秋五霸(伯),战国七雄。

这是一个“皇、帝、王、伯”的完整轮换过程。

那么秦朝以后是怎样划分的呢?邵雍认为,自秦朝以后中国的朝代史未能恢复到“皇”、“帝”的时期,而只是在“王”与“伯”之间徘徊。邵雍用比喻的方式具体指出了: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归纳来说,秦朝以后只有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的标准,其余都是“伯”一类的。其中,各个朝代的也各有特点,具体说来即是――

三皇时期,是“皇”,如同人类的春天;
五帝时期,是“帝”,如同人类的夏天;
夏商周三朝,是“王”,如同人类的的秋天;
春秋五霸,是正宗的“伯”,如同人类的冬天;
战国七雄,比正宗的“伯”更冷冽,更恶劣;
汉朝,可以称之为“王”,但仍显不足;
西晋,比正宗的“伯”强一些,好一点;
三国(魏、吴、蜀),是“伯”的雄杰;
十六国,是“伯”的杂聚;

南朝五代(东晋、宋、齐、梁、陈),是借“伯”的名声坐坐而已;

北朝五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是暂借“伯”的名声休息住住而已;

隋朝,比西晋差一点,可做西晋的儿子;

隋朝末年各个郡守的“伯”(可能指隋末各个起义领袖),象大江的余波余浪,很快就消失平静了;

唐朝,比汉朝稍差,可做汉朝的弟弟;

唐朝末年的各个藩镇的“伯”(可能指十国: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象日月的余光,弱小且暗淡;

后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伯”,象黎明前日未出的星星,虽然有短暂闪亮却被后来的日光淹没。

3.4

好象上面邵雍没有谈及秦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中,由于有了秦始皇而成为最有争议的秦朝,邵雍另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作为解说――

首先,他从秦国的成长来看秦朝,而不是孤立的看秦始皇创立的秦朝。

邵雍说:“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 (《观物内篇》)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三代以后只有汉、唐两朝最为强盛。秦经历数百年艰苦创业,屡次迁都,在秦穆公时期开始昌盛,在秦孝公时期中兴,因秦始皇而结束,最终以古今未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经过血流成河的战争一统天下。虽然秦在“德”方面比不上夏商周,但西晋、隋朝也不可与之同年而语。秦朝国运不长,难道不是因为其刑法太残酷,杀人太多吗?所以,孔子排序《尚书》时把《秦誓》一篇放在最尾,这不是早就预见了吗?

也就是说,从其来源来说,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强大了,是众多霸主的领袖,是几百年的霸主,而且打的战争规模古今无有。虽然秦朝只有十几年寿命,那也是西晋与隋朝不可相比的。也可说是春秋战国的总结代表。

其次,用善恶之理来解释秦朝。

邵雍说:“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观物内篇》)

维护生命,珍惜百姓,则国运昌隆,延绵不绝;杀生如儿戏,视民如草芥,则家国险恶,乱世短寿。周朝以仁义爱护百姓,汉朝也以仁义爱护百姓;但汉朝比不及周朝,所以周朝有八百年之国运,而汉朝只有四百年。秦国(朝)为了利益残杀百姓,楚国也为了利益残杀百姓;但楚比秦更贪婪,所以楚比秦先亡。一朝君主用善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善拥护他;一代国君用恶来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恶来抵制他。这是天之常道、人之常情,哪里是老天爷要偏爱或鄙视这些朝代,是道德善恶的安排罢了。

第三,用因果相报的道理来解释。

邵雍说:“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观物内篇》)

如果用武力(暴力)来胜别人,反之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来战胜他自己。例如:吴国击破越国就轻视楚国,击破了楚国就对于齐国有骄横之志,不顾道德仁义,贪婪進攻,侵辱齐国晋国,结果反而被不被重视的越国所灭亡。越国亡吴以后,又骄傲而不严格要求自己,反又被楚国灭亡。楚国又象越国一样重蹈覆辙,反又被秦国灭亡。秦朝一统天下以后,骄横暴虐,最后为汉刘所灭。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不和豺狼一样吗?一国以什么方式对待他国是很重要的。

第四,给秦汉作了对比。

邵雍说:“是知武王虽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功。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汉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间矣。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于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而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汉刘季匹夫也,免为元首而不能已。” (《观物内篇》)

周武王虽不及舜尽善尽美,但他解决了商纣的罪恶统治,只不过低舜一等而已;齐桓公虽不及周武王应天顺人,但他主盟诸侯、维护天子,比起野蛮外族的侵害好多了。如果把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相互比较,则互有功过高低之分了。那么,汉朝刘氏就位居于周武王与齐桓公之间了。而恰在汉朝刘邦创业之时,秦朝暴虐滥杀,天下百姓无生路可逃避。所以秦二世胡亥虽出生帝王之家、位居九五之尊,到临难时想做普通百姓都不行;而汉刘邦虽出生卑微、一介无名小民,到时运时不让做君主元首也不能了。

所以说,嬴秦的作用,从近看是结束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从远看就是终结“皇”道与“帝”统的文化内涵。虽然嬴秦有短暂的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但统治手段过于严酷,也降低了未来的“王”道统治的道德意义,使中国历史完全走入“王”“伯(霸)”纷争的状态。所以说嬴秦他虽然界于周、汉两朝,但都不及他们的“王”的历史状态。邵雍总结道:“法始乎伏羲,成乎尧,革于三王,极于五伯,绝于秦。万世治乱之迹,无以逃此矣。”(《观物外篇》)意思是:历史的法则就如同起于伏羲(皇),成于尧(帝),变革于夏商周(王),登峰造极于春秋五伯(伯),断绝于秦始皇。万世的治与乱的变化轨迹,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

 


(四)

根据邵雍的论述,可做一些总结式的分析――

4.1

如果把“皇、帝、王、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衡量标准,邵雍不是乐观者,中国古代社会是象波浪一样逐步向下滑的,也就是后浪比前浪低。

从三皇到北宋时期,邵雍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甲、三皇开始到秦朝结束,完整的“皇、帝、王、伯”一个轮换。
乙、汉朝开始到隋朝结束,比周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丙、唐朝开始到五代结束,比汉朝低一等的“王、伯”变化。

4.2

“皇”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上古部分,也属于理想社会的部分,文化初创,但是道德与文化的起点最高,整个社会崇尚自然。

“帝”与“王”,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中古部分,文化昌盛,社会长时间稳定繁荣,君主贤明,民众讲德仁礼节;同时,“王”的朝代表现是有相当长的寿命,至少有连续不断的相对稳定的200年时期,所以为什么说汉、唐两朝勉强达到“王”呢?。

“伯”也占中国历史的一大部分,属于五千年文明的今古部分,道德相对没落,文化上杂说纷繁、鱼目混珠,社会相对动荡,社会道德讲义、智与利益。

4.3

再根据以上的分析总结,我们也可以大致对于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赵宋分为北宋、南宋,犹如西晋、东晋之分,但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实力来说,赵宋超过东西两晋,而低于李唐,这是后人把“唐宋”并称的缘故。西晋寿命有51年,北宋有167年,东晋有103年,南宋有152年,一比较就知分晓。那么,辽、西夏、金三代就如同南北朝的北朝,南宋就如同南朝,但比又南北朝各代强一些。

元朝对于中国是一个朝代,但在当时它毕竟是蒙古族统治的一个分支,寿命不足百年,社会突显出的是种族的等级制,所以比北宋又差一些。明朝在寿命上比北宋长一些,但也不及李唐盛世,文化上只是在模仿唐、宋的基础上作发挥发展。清朝犹如回光返照,出现百年的“康乾盛世”,寿命也达267年,比明朝276年相差无几,但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只是突出在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或使之更为精致、细致,政权更为集中化,出现的各种叛乱、起义的规模和次数都比历代先朝大、多,1848年后60多年受西洋文化的强烈的深层次的冲击(包括冲击到儒家文化等等传统文化),所以比明朝差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邵雍的儒家思想对于异族统治一般有特别对待,所以,元、清两朝用儒家思想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分析理念,肯定不会太高,但比十六国好多了。

总的来说,北宋以后没有一朝能够达到唐朝的“王”的历史状态。而在邵雍的看来:夏、商、周、汉、唐五朝中,唐属最末,也是最为勉强的“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从整体道德的角度来看是逐渐往下滑的,尽管中间过程中时有恢复,但比较起来已不如前了。只是唐朝到清朝中期的社会的道德变化相对平缓,没有下滑得那么快。

1911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相当于“伯”了:反复辟、军阀混战、北伐、剿共、抗日、国共内战等等,中国没有喘息一刻过;在传统的文化、道德上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与古代的“伯”相差甚远。 1949年以后,大陆红朝对于民众的控制煽动、运动的滔天罪恶、文化的变异摧毁、道德的扭曲颠倒等等东西,大家自可对照历代先朝。

做一个小补充:通过以上的大致解说,我们也许会比较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像“兵征天下,王者治国”与“强者为英雄”的俗语的道理了。中国自夏朝以来,凡是属于“王”类的朝代开创基业,都需“兵征天下”,一统江山而治理天下(“皇”与“帝”几乎近于“无为而治”,所以“治理”一词概括不了其内涵,只有“王”才能对于天下称为“治理”或“劝民”,而“伯”对于天下只能说是“率领”或“称霸”);否则,就如同“强者为英雄”的“伯”割据一方或只有短暂的强霸一时。“统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之分,基本符合邵雍的“王”与“伯”的分法,只不过字面上看不出准确的道德的内涵。

 


(五)

以上都是从时间幅度较大方面来说的,在这种大致的“皇、帝、王、伯”划分里,根据历史的变化,也还有小的区别或划分。

在前文解释秦朝的问题时,邵雍把不同的社会状态的君主作了比较:舜、周武王、齐桓公、外族势力的比较,指出这种比较虽然表现各自的在位的功过与道德的高低,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却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例如:周武王比不上舜,却比齐桓公强多了,开创中国最为漫长的朝代周朝,功绩伟洪;齐桓公虽比不上周武王,但有了他,就避免了中原被野蛮的异族势力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得以绵延不绝,虽有过,但功劳也不小。

不过,邵雍又说:“尧禅舜以德,舜墩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观物内篇》)就是说,事情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前面的圣人与后面的圣人不是走相同的路子:同样是“帝”,舜即位是因为他有“德”,而禹即位是因为他有“功”,道德标准不一样,“功”比“德”又低了一等;同样是“王”,殷汤把罪恶的夏桀流放,而周武王把罪恶的商纣杀死(逼死)了,周武王也比殷汤低了一等。而他们的即位时间排序大家都明白。

以上对于“帝”与“王”的各自变化举了例子。那么,像“王”有夏、商、周、汉、唐五朝,读者自可把这五朝里面的君主作一个历史的比较,自然就知道高低了。

那么“伯”呢?邵雍也具体的表述了:“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见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见大于四国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观物外篇》)

邵雍分别给春秋五伯作了典型的比较,指出秦缪公(即穆公)最高,以后依次是晋文侯、齐威公(即桓公)、楚庄公,宋襄公最末,不足论也。在春秋时期,秦、晋、齐、楚四国是这时期社会的功劳之首、罪过之魁。

这里我们看出了在同一个时期里,随着不同的君主的确立,他们即位的道德标准是有变化的,而且也表现出相对下滑的趋势。

参考资料

1、相关的邵雍的著作与资料,参看“孔子2000网”之“邵雍研究”专栏: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参看“明慧网”。
3、相关的中国预言《马前课》、《推背图》、《 烧饼歌》与《梅花诗》等等,参看“正见网”。
4、《老子》等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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