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修行(十二)

张春雨


【正见网2006年01月27日】


(二十七)

现代的治,讲究党派,而在华夏的过去,对党派是非常不齿的。党朋为奸、结党营私,都是这个说法。

党派嘛,就有什么章程啦,原则了,因党而异。总之,其成员要坚守其规则,最为首要之旨。叛逆最为可耻、可恶。其实,这就是传统道德里的忠义的问题。

不忠不义,就是背叛。

这是任何治者,都十分挠头的问题。甚至小到家庭,都是长辈上火的事,儿子背叛老子、背叛家庭的事,不是屡见不鲜嘛。

但是,历史上节烈忠义之士,太多了。就是上回提到的蒙恬,明知道死的冤屈、死的不明不白,但还是以不辱先祖为节,从容而去。

对于忠节的问题,我们的古人,也是论说的非常透彻。如果展开来说,又是一个庞大的命题。其实,又与道德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个方面的表现,不止是臣忠君的问题,在广大的国民中,一个淳朴忠厚的民风,和一个见利忘义而鲜廉寡耻的世俗气,不是天壤之别吗?

所以,治者不能不考虑这个方面,不能不重视此种情势的养成。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看看,圣人一针见血的指出,政、刑与德、礼,对庶民的影响。前者民众虽然免去了触犯法规的行为,但是变的无耻了;后者使百姓不但知耻,而且自动的要求自己做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说,作为君子,修己、修敬、从而安人、安百姓,这样,尧舜还有忧虑吗?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作为君上好礼,百姓容易听话,意思就是政令能够畅达。国家容易治理。相应的,百姓之间是不是诉讼也少了呢?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修仁,带来的功效。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xia / 轻侮,不庄重)大人,侮圣人之言。”

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小人活的放荡不羁,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回想一下,大言不惭的所谓“新中国”,党匪造就了多少的小人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信者,不离叛也。民信如此重要,乃立国之本。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里,孔子点出了君臣应该各自遵守的正确关系。是那种小人所批判的奴役与奴仆之间的关系吗?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用直的纠正枉的,民服;用枉的纠正直的,民不服。看来,人人心中有杆秤,此言不虚呀。

这些圣人对忠、义、信,和君子小人的论述,不是叫人怎么做君子吗?叫人怎样忠义守信吗?忠义君子,一定以背叛为耻,其溶入骨髓里的道德观念,不比任何外在的章法约束更能够指导其行为吗?


(二十八)

臣的忠义,需要君的仁礼。同时,也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正义之场的辅助。士君子的品行,影响着社会;社会的道德风尚,同样对士君子的人格起着干扰或者是培植的作用。

这样说吧,如果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滑,对于士君子恪守情操,就是一种压力,反之,就会起到鼓励作用。

这里面,作为君主的身份,怎么样培植这个正气之场,是要做长期考虑的。虽然这个状态的促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但是,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在这方面的正确认识,以及自己对修为的是否重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俗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

具体方面,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谦温俭让,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都是很好的规范君臣与庶民的道德准则。

一味的要求臣子的忠义,而君主不修己身,是缘木求鱼。在《新书》中,贾谊有这样一段。

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曰不廉,曰簠(fu)簋(gui\/器具)不饰;坐污秽男女无别 者,不谓污秽,曰帷簿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 闻谴诃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li\ 凶狠)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 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 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 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

历廉耻行礼义,历宠臣之节,君主也是有从思想到行为,甚至到不成文的规矩的。非常尊重臣下的自尊与身份,就是死罪的大臣,都不许兵卒给砍头,使其跪而自裁。

当然,这是从一个方面,历臣子之节。在其它方面,也还有规矩。

“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缨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在乐的使用上、车马驾饰上,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有严格区分的。不能因为臣下有功,就破坏了这个规矩礼节。所以,孔子针对叔孙于奚的非分请求,加以否定。乐、礼、政、国、君,是一脉相承,相互关连的,乐礼的破坏,会导致政乱、国败、君亡。

这些表面的繁琐说道,其实是有深刻道理的。严格的规范了君臣上下的次序尊卑,直到庶民的长幼心理。对稳定社会的有序性,非常有意义。在心理学讲,就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使臣子产生恣意妄为的机会和“妄想”的心理感觉。

那么,这个等级观念,会不会孳生君子的暴虐行径呢?应该说不会,因为孔子的一套学说下来,是非常系统的。比方,他说君子要仁,而什么是仁呢?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其实,身为君主,不止是仁的问题,而是在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修养。首先要是正人君子,而“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试想,这样全面修养的君主,轻易不会恣意妄为吧。

而且,对于暴虐之君,和对暴君的制裁,也不是没有正确的评说的。

“殷汤放桀,武王?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其道之下,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

没人认为殷汤、武王是篡逆吧。对天子的评说,是有标准的,是以能否为民兴利为准的,如果祸害黎民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暴君已经不是义利于民的天子了,这时就会诞生新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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