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5年08月07日】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李白和杜甫的诗是这个文化史上的并峙双峰，但李杜诗的风格却大相径庭，后世文士在品评李杜诗词时，依据个人的境界和视角作出了不同的评价，通常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杜甫为现实主义诗人。然而从诗词格蕴的全新视角，对李杜诗词作价值层面的品读和解析，则会发现其不同的品性蕴涵和价值取向的启示。
先秦两汉时期，一部《诗经》，一部《楚辞》，虽足以让人引以为豪。但尚未达到诗歌的黄金时期。两汉时期，称得上诗人的也寥寥无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才真正开始出现繁荣。这一时期，音韵学和诗词格律取得了显著发展，五言诗彬彬之盛，为唐诗的繁荣和鼎盛、中国诗词文化的顶峰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也极为发达，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唐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唐诗的辉煌，盛唐时期是近体诗发展的黄金时期，近体诗走向高度成熟，格律也臻于完美。 唐朝立国近三百年，经历了由百废待兴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渐衰亡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风格也有变化，其诗境和格蕴也不尽相同。这又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异彩纷呈、奇峰迭起、群星璀璨的时代，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 这一众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都诞生在这个时代。
李白和杜甫则是盛唐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的形容，“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然而，李杜并称之所以形成，并非基于二人生前的影响力，而是在他们去世后，随着杜甫地位的提升才逐渐出现的。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杜甫也盛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李白生前不仅与陈子昂并称“陈李”，亦位列“竹溪六逸”“饮中八仙”之中。李杜并称是在中唐时期的贞元、元和年间逐渐形成。随着杜诗渐为他人接受，特别是与元稹、韩愈等人的推尊有很大关系。贞元十年（794年），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韵》中“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一句，开启了李杜并称的先河。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接受并使用了这一说法：“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1]
“诗仙”李白，飘逸洒脱，豪气干云；“诗圣”杜甫，沉郁顿挫，心系民生。苏轼曾盛赞：“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2] 韩愈的《荐士》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然而，在元稹、白居易的李杜并称之中隐含着扬杜抑李；在贞元、元和年间，杜甫的地位仍处于上升态势。元和二年（807年），顾陶在大中十年（856年）编成的《唐诗类选》一书中甚至将李白和杜甫并称为“杜李”。 [3] 此后在北宋后期杜甫的地位更是登峰造极。宋人多有将二人并称“杜李”者，如黄庭坚笔下：“文轶秦汉，诗兼杜李” [4] 。由此可见，李杜并称在中唐时期已逐渐形成，那么，李白与杜甫诗词在后世文士品评中的排序变化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李白被称为 “诗仙” ，且看李白的诗，清新自然，疏朗洒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 [5] ，不仅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同时又简洁明快，蕴涵着一种深沉、清幽，萌发于内心深处的情感：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
而杜甫被尊为“诗圣”，“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6]” 且语言精炼，格律严谨：“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这首诗被誉为七律之冠。而且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浑朴沉郁，因其具有社会现实的深刻描写被称为“诗史”，并且对仗精巧，声情悲壮，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
李白之诗大气磅礴，纵横无边， “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7] 实乃盛唐气象的宏大展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经历过一段流芳夜郎的落魄：“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南流夜郎寄内》）”但在途经重庆，行至白帝城时，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仍不失其豪放轻快、流丽飘逸和惊世骇俗，不加雕琢，随心所欲，浑然天成。往日的沧桑好比“两岸猿声”之啼， “万重山” 之险阻，奈何不了一日千里的“轻舟”。
而小李白十一岁的杜甫，青年时期在开元之治，热血豪迈，气势蓬勃： “会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而他整个的诗词创作的重心是在中年时期，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俨然是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由此形成了感时忧世的整体风格，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还有代表性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因此，杜诗在其身后受到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推崇，才使得杜甫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了宋代以后，杜甫才被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安史之乱”虽然只有八年，但对唐朝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中唐之后虽经历了 “元和中兴” ，仍难免显现出衰飒之像，没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气，也没有了盛唐的 “开元盛世” 气象。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中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 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 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元白诗派继承杜甫“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特点，作诗务实、尚俗和务尽，反映现实，且针砭时事。元稹在《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中赞美杜诗：“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这里的 “当时语”，就是民间流行的通俗语言。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形容自己的诗作“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例如：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那么，中国文化史上为什么出现诗词？好诗词的标准是什么呢？《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由此可见，孔子“诗教”所说的“无邪”，就是要“归于正”，心无邪念，归于纯正，陶冶性情， “合内外之道” ，不为现实中的一切扰乱而蒙尘，以保持道德和境界的不堕落。
人的一生都有不同的际遇，难免会经历起落和风雨。李杜诗中对“愁苦”的描写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呢？
李白的《拟古十二首》 ：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感叹人生苦短，同时又点出“逆旅”是人在天地之间的常态，万古以来皆如此，悲叹的是生命在尘世中的万世轮回之苦。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则有更本真的表达：“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将飘如梦幻的人生看作是“浮生”，向往的是象传说中的神仙赤松子、安期生一样羽化归去：“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相和歌辞》其一）”他在漫长的等待中充满怅惘和期盼：“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短歌行》”“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如果说李白诗中展现的是人类在天地之间的“与尔同销万古愁（《蒋进酒》）”之谪仙思归意绪 ，那么，杜甫在诗中表现的则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之忧国忧民和思乡心绪：“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心中充满感伤、无奈和期盼：“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八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李杜诗的格蕴不同之处是，一者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之天地过客逸绪： “入洞过天地，登真朝玉皇。（《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另一者为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之悲天悯人伤绪。前者“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后者“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
相较之下，李白之诗意在天上云间，宛若清风明月，恢宏飘逸；而杜甫之诗心系民间疾苦，仿佛 “国破”“山河”画卷，悲风深广。从诗教之“思无邪”角度看，李白之诗更少见世间之牵羁思绪，而杜甫之诗则显现出忧愤深广、沉郁顿挫的悲苦思绪。这种负面情绪事实上就意味着偏离天真无邪，而引发程度不同的思之有邪。
诗词的格蕴是作者创作时的品性、意境和精神蕴涵的综合体现。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社会现实和风气都可能会对诗人产生影响。由于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整体道德水准不同，诗人的境界不同，也都会反映在诗词的文句所承载的背后蕴涵之中。
正如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对李杜这样评价： “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霅，骏马绝尘。〕……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 李杜这两座个性取向风格迥异、让后人轩轾难分的高峰，同时也构成唐诗的分野。
李白诗风在歌行中臻于佳境，杜甫诗风在律诗中达到极致。李诗潇洒落拓，展现着出世的意趣；杜诗沉郁顿挫，呈现出入世的情怀。但是，杜甫的诗虽然情挚凝重，但却非缘于个人情感或悲苦抒发。不似中唐之后元白之诗的囿于个人情感的格蕴，幽怨、感伤渐重，如：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二》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莫笑贱贫夸富贵，共成枯骨两如何？（白居易《放言五首·其四 》）”
《二十四诗品》一书的作者，唐代诗人司空图论诗曰： “梅止于酸，盐止于咸。” [2] 这意味着诗风逐渐推崇描写世间的酸甜苦辣滋味和内心感受。李杜之后，后世的诗风渐渐沉浸在个人的志向、兴致、忧愤、伤怀之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诗词名句即是这样的风格，而且其中充满着激昂张力和凌冽风骨：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到了元明之后，诗道式微，只剩下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和风骨刚烈，如：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徐再思《水仙子·夜雨》）”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
综上所述，李杜诗词是中国文化史上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李杜诗词的评价与后世社会的发展状态和整体道德水平相关，随着人类的道德水准下滑，世间的苦难越来越多，同时也会使得人们心境蒙尘，生活中所承受的各种形式的悲苦滋味加重，又会逐渐失去那种“思无邪”的纯净、平和，由此变的愈加激昂、刚烈，爱憎鲜明而充满张力。对诗词格蕴的表现偏好会趋于更具滋味和张力的表达，因此，诗词格蕴的价值指向是纯净、纯真、纯美的“思无邪”境界，能够让人内心趋于平静、平和、归真的才是诗词中的极品。
参考文献
[1] 《全唐文》（白居易，卷0675）；
[2] 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3] 唐，顾陶《唐诗类选序》：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
[4] 宋，黄庭坚《山谷先生年谱》；
[5] 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6]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7] 宋，严羽《沧浪诗话》（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