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5年04月20日】
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宣、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这里所记载的就是两千年前盐铁会议的情况。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杜延年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被首辅大臣霍光采纳， “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汉书·昭帝纪》）。” “贤良方正”是汉代不定期甄选德行与学术兼备士人的一个科别，又称为贤良文学或贤良，也是汉代最受重视的选才类科。获选者入朝后，由皇帝亲自策问，依其表现，授予高下不等的官职。循此途径曾选拔不少名臣，如晁错、公孙弘和董仲舒均为此科出身。
汉武帝去世6年后的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问民间所疾苦（《盐铁论》卷一）。” 在会议上，从各地来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包括盐铁官营在内的经济政策等，展开了激烈论辩。直到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辩论的一方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贤良文学。这场经济政策辩论核心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一上来，贤良文学就历数盐铁官营的弊端：
（1）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防止产生放纵享乐的根源，以发扬道德为端始，抑制舍本逐末之利而广施仁义，这样才能兴教化、移风俗。“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2）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乃是与民争利。破坏了忠厚的本质，形成了贪婪卑劣的风气。“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3）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居奇，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看不到所谓平准之平在哪里。“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桑弘羊在回答中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进行了辩护，桑弘羊之问由此而来：
因为匈奴侵扰边境，边防费用不足，所以才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补充边防经费。现在你们想要废除它，对内则使国库空虚，对外则使边防费用缺乏，让守卫在边疆的战士挨冻受饿，国家用什么去供给他们呢？“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
从《盐铁论》中记载的桑弘羊的阐述可以看出：桑弘羊避开了贤良文学提出的“施仁义”、 “兴教化” 和“与民争利”的道德层面问题，只是站在朝廷财政的角度论述，由于匈奴侵扰，国库空虚，需要补充边防经费。由此不难看出，这场争论的本质实际上是传统的“义利”价值观之争，就好比古代磨面、磨豆腐用的石磨，转动的上磨盘代表“利”；基础支撑的下磨盘代表“义”。通常是套上毛驴来拉磨，逆时针方向旋转（左旋）。上、下磨盘的相对转动方向相反，作用力方向相反，才榨沥出鲜美的豆汁和废弃的豆渣。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是有些相像呢？在这场历史剧编排的义与利的磨砺中，一部分人的道德升华如洁白的豆汁，另一部分人的道德沉沦如碎裂的豆渣。这场争论双方的阐述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很难争论出个所以然。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其主要意涵是，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也就是以道德作为根本的价值衡量标准。
法家思想的先驱荀子在《荀子·大略》中阐释：“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其中大意是，民好利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君主所要做的是，如何使民好义重于好利。这也是乱世与治世的分水岭。君主重义还是重利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桑弘羊实施的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初衷来看，显然是基于一种“利克义”的设计。因为国库空虚需要充盈，就顾不了许多了。同时也反映出在桑弘羊的思想和价值观中，以利为“实”，以义为 “虚” 。以获利为䏻吏的实务，把仁义视为儒生的清议，与当前朝廷的急所无用。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桑弘羊式的人物还会出现的原因。北宋朝王安石的出现，又重现了极为相似的一幕。然而，朝廷重利的方式在本质上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聚敛”，不同于民间的产业做大、扩展后带来的社会财源基本盘扩大，税收随之增长。这种 “上好利”的聚敛的确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国与民在利益上处于难以兼顾的两方，那么还有谁来引导老百姓好义呢？
从历史的发展看，义利之争的出现，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水准相关联。三皇五帝时期，盛德普照，德合天地，以道德大一统天、地、人及万物；三王之后，逐渐加重了拥有天下和坐天下的概念，政教分立，进入了大统一的政权统治状态，君王与百姓的利益也开始出现分离、对立。而在教化方面，儒教是以孔子的学说为教义，与后来逐渐形成的儒家思想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儒家思想中还汇集了孟子等历史不同时期人物的思想和学说，包含了对孔子的思想的不同层次的理解、扩充和变异，更多的体现出入世的特征和指向。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世间表现看往往是反理主导下的权力意志显得更为强势，但由于相生相克的理存在，社会和事物发展和因果却受到宇宙特性展现出的层层正理的制约，在历史剧的角色扮演中，道德的提升或下滑、积德或造业，对一个生命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上古时期，人以道德为本；春秋战国之后，道德下滑后的人苦难增多，表现上开始背本逐末，更多的以利为实在。
从另一方面看，盐铁官营是一种国家垄断行为，强行改变了经济的自由发展状态。因为汉朝初期的赋税制度是，田归民有，所以全国田赋都收归掌管朝廷经济的大司农；而山林田泽归皇家，所以山川池泽之税都收归掌管皇室经济的少府。由于从文景之治时期为了鼓励农业，田赋降低到只有三十分之一；而原本私营的盐铁的商税逐渐超过了田赋。
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然而，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而且官营的盐铁价格昂贵。这与共产中国国营经济体制下出现的问题十分类似。
因为人类社会的状态本是由高层生命安排的，每个人的福份大小取决于所积累的福德多少。盐铁官营体制改变了经济自由发展的状态，强制划定了某种利益格局。假如说有一个人福份大，本来应当是可以发大财的，这在盐铁私营的状态下能够实现上天的这种安排，而在盐铁官营后却不再有实现的机会，相当于打乱了高级生命对社会的有序安排。这也就是自由经济有利的方面，表面上看是每个人机会均等，本质上是具有按照福份大小实现天意有序安排的空间。
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盐铁官曾与齐三服官、常平仓等一同废除。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财政困难，恢复盐铁官营。最终是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彻底废除。桑弘羊的生命轨迹就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发生突变，因卷入燕王刘旦及上官桀谋反事而被诛杀。这是否可归因于义与利的选择所产生的因果呢？义与利的磨盘还在不停的旋转，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参透其中的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