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5年07月05日】
“南辕北辙”是一则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的中国古代寓言，季梁对魏王说，见到一人要去往南边的楚国，却乘着马车向北而行，“欲之楚”，方北面而持其驾” ，还说“吾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 ，意思是说自己的马好，盘缠多，车把式赶车技术好。实际上走的路与自己的目标方向相反，而且越是努力，却偏离目标越远，“犹至楚而北行也”，“此所谓南其辕而北其辙也”。
读这则寓言的时候，往往都会觉的这个“犹至楚而北行也”之人十分好笑，在现实生活中怎会有如此糊涂的人呢？然而，这匪夷所思的事却在北宋靖康年间，实实在在的上演了这样一出惨烈的历史剧，而且，剧本在唐朝初年就已经开始流传、面世了。唐太宗时的太史李淳风与袁天罡合著的预言书《推背图》 (第21象)中的谶曰：“空厥宫中，雪深三尺，吁嗟元首，南辕北辙。”还点出“妖氛未靖不康宁，北扫烽烟望帝京”。明代金圣叹批注：“此象主金兵南下，徽宗禅位。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师陷，明年四月，金以二帝及宗室妃嫔北去，立张邦昌为帝。卜世三六者，宋自太祖至徽钦，凡九世，然则南渡以后又一世矣。”
靖康二年（1127年）春，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掳北上，到了金国首都会宁府后被迫参加献俘仪式，扒去上衣，到金人的宗庙行“牵羊礼”。《宋史》（卷22）中论述宋徽宗亡国的原因：“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宋徽宗推崇道教，排斥佛教。即位之初，即实行轻视佛教的政策。听信道士林灵素的妄言，遂改佛像为道相，称佛为大觉金仙，诏令道士序位在僧人之上。宣和元年（1119年）下“革佛诏”，强令佛教归入道家，将佛寺改为道观。和尚、尼姑统统改称为道德士，必须通习道教经典，不准再剃发、烧戒，凡做法事，跟随在道士之后。佛教中的僧人提出要辩论“革佛诏”的是与非，结果为首的日华严、明觉等七位僧人被杖杀。左街的宝觉大师永道上书皇帝，要求停止革佛之举，被流放去道州（今湖南省道县）。
在经历了政和元年的受命兴教之梦，以及政和三年冬的南郊灵感事件之后，徽宗终于诏示：“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徽宗正式接受自己另一重身分──“教主道君皇帝”。他之所以降生在赵宋王室为皇帝，是因为“睹中华被浮屠之教，盛行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 “改玉清和阳宫为玉清神霄宫”，“领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宋代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27）。” 意思是这种新定义的道教世界高于传统的道教世界，将全新的“神霄”定义为天中最高。宋徽宗则是世俗世界与神灵世界中除“上帝”外的最尊者。宋徽宗不仅是儒家观念里的天子，也自我建构为神学意义上的除“上帝”以外的最高神。与朝臣间不仅是现实中的君臣关系，也曾是天上世界的君臣关系。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宗教神圣关系为基础的新权力结构观念。
宋徽宗这个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归于正道”的“道”，究竟是什么呢？自春秋战国时期，儒、释、道的神传文化传出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布政与施教已然处于分立状态。朝政以天子为总系，人类的道德自有传统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来启迪教化。古今中外，政教合一的体制往往走向邪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教是度人的，或以提升人类道德为指向的；而政教合一之后，不论采用什么蛊惑人心的名词，都是以世间的目标为指向的。传统正教是要人放下世间的得失之心；而邪教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世间的人心、利欲、得失，让人孜孜以求。皇帝是这一朝的最高代表，若选择走正道，那是社稷之福；若误入邪道，势必会招来遭受天谴的惨烈终局。
在某些道教流派中，道士只有在受箓以后，才有资格从事相关仪式活动。受箓是指道教内授予弟子的法箓。凡道教弟子受道，必先受箓，为贵师承，须由师授箓。宋徽宗宣称自己是道君皇帝，并且乃是“高上之道”的宗师。在重和、宣和年间，宋徽宗曾先后为多位朝臣授箓。重和元年十一月，蔡京的爱子蔡絛因不愿授箓而被徽宗御笔下令革职。宋代杨仲良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1）转引蔡絛的《诉神文》载述：“臣举家兄弟、诸姪皆投名请受神霄秘策，独臣不愿受，于是九重始大怒。” 由于蔡京百般求情，蔡絛最终才得以免去杀身之祸。这种强制归附，是否显示出了某种邪教特征呢？
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军入侵。十二月二十三日，临御 “二十有六年” 的宋徽宗匆遽“内禅”，太子赵桓即皇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旋即于第二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1126年1月27日）夜仓惶出逃。三月，钦宗派使者迎接宋徽宗一行才返回龙德宫。这次“南辕”为接下来的被掳之后“北辙”埋下伏笔。
回顾宋徽宗即位之初，他的施政理念还是比较务实的，其诏曰 “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使政事不失其当，人材各得其所，则能事毕矣。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体常用中，祗率大体，以与天下休息，以成朕继志述事之美。（宋代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20）”可惜的是，一年后便改年号为“崇宁”，什么意思呢？崇熙宁也，便是崇熙宁变法，意即王安石变法。也就是在北宋的党争中支持了新党。
北宋时期的朋党之议始于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范仲淹推动的新政，还未完全展开，就被贬离开朝廷中枢了，也意味着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逐渐走向破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朋党之议，失去了宋仁宗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宋史研究界，普遍认为庆历新政中支持范仲淹的韩琦、富弼、杜衍、余靖、欧阳修等大都是君子；而在熙宁变法中，王安石在个人品格上不失为君子，但在变法过程中因为急于求成，任用的吕惠卿、曾布、邓绾、章惇、蔡京等多为小人，大都被列入《宋史·奸臣传》。最后，朝政之争演变为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并无封邑之“家”立足，由此衍生出的“家国天下”情怀只是一种缥缈的政治抱负和人格宣示。对修身的理解，从提升自己道德渐渐转向入世的修齐治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追求。其中不乏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但在现实中，“家国”之君与“天下”黎民逐渐的开始分离。范仲淹和王安石推进变革，并非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利禄，正如苏轼所说：“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 范仲淹和王安石身上，秉持了传统价值的儒家学者的家国情怀和高尚人格。不同之处是，对于儒家传统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方面 ，范仲淹秉持“民本”；王安石则是“言庶民以君为中 （王安石《洪范传》）”。朝廷财政的开源与节流如何平衡，财政政策如何制定，也是检验执政者是否持有仁爱之心和遵循传统价值的试金石。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重新修撰《周礼》、《尚书》、《诗经》。神宗熙宁八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又以王安石亲撰的《周官新义》最为重要。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云：“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周官新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无论是古代的儒家还是法家先驱管仲，都始终把富民放在治国理政之首，把富民作为“政有所出”的唯一渊源和衡量标准。再看王安石的新学《三经新义》，“义”虽新，但却背离了“富民”、“民本”的儒家核心思想。此外，还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列传·卷八十六》）”，这个著名的“三不足”口号，从根本上把人世间与神传文化割裂开来，亦使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坍塌。三朝宰相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诤之臣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苏轼《富郑公神道碑》）”
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宋徽宗时期， “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无所畏忌，直欲败坏而后已。（宋代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1）” 横征暴敛的理论根据皆源于此。所以说，熙宁变法改变的不仅是赋税政策，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走上背离了神传文化的不归之路，随着朝政败坏和社会的道德下滑，北宋的惨烈败亡也就无可避免了。
可见，北宋的灭亡，就是“南辕北辙”的真实演绎。宋徽宗本想兴国，却因背离传统正道而走上了误国之路；方向错了，再多努力也是徒劳。
传统价值是中国神传文化的核心，是要让人守住善良、保持爱心、提升道德，从而走向返本归真的基石。中庸则是教给人中正、中和，修为守德的方法，只有不断的放下各种贪欲困扰、净化心灵，才能体会到境界提升中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