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治，讲究党派，而在华夏的过去，对党派是非常不齿的。党朋为奸、结党营私，都是这个说法。

党派嘛，就有什么章程啦，原则了，因党而异。总之，其成员要坚守其规则，最为首要之旨。叛逆最为可耻、可恶。其实，这就是传统道德里的忠义的问题。

不忠不义，就是背叛。

这是任何治者，都十分挠头的问题。甚至小到家庭，都是长辈上火的事，儿子背叛老子、背叛家庭的事，不是屡见不鲜嘛。

但是，历史上节烈忠义之士，太多了。就是上回提到的蒙恬，明知道死的冤屈、死的不明不白，但还是以不辱先祖为节，从容而去。

对于忠节的问题，我们的古人，也是论说的非常透彻。如果展开来说，又是一个庞大的命题。其实，又与道德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个方面的表现，不止是臣忠君的问题，在广大的国民中，一个淳朴忠厚的民风，和一个见利忘义而鲜廉寡耻的世俗气，不是天壤之别吗？

所以，治者不能不考虑这个方面，不能不重视此种情势的养成。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看看，圣人一针见血的指出，政、刑与德、礼，对庶民的影响。前者民众虽然免去了触犯法规的行为，但是变的无耻了；后者使百姓不但知耻，而且自动的要求自己做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说，作为君子，修己、修敬、从而安人、安百姓，这样，尧舜还有忧虑吗？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作为君上好礼，百姓容易听话，意思就是政令能够畅达。国家容易治理。相应的，百姓之间是不是诉讼也少了呢？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修仁，带来的功效。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xia / 轻侮，不庄重）大人，侮圣人之言。”

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小人活的放荡不羁，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回想一下，大言不惭的所谓“新中国”，党匪造就了多少的小人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信者，不离叛也。民信如此重要，乃立国之本。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里，孔子点出了君臣应该各自遵守的正确关系。是那种小人所批判的奴役与奴仆之间的关系吗？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用直的纠正枉的，民服；用枉的纠正直的，民不服。看来，人人心中有杆秤，此言不虚呀。

这些圣人对忠、义、信，和君子小人的论述，不是叫人怎么做君子吗？叫人怎样忠义守信吗？忠义君子，一定以背叛为耻，其溶入骨髓里的道德观念，不比任何外在的章法约束更能够指导其行为吗？

臣的忠义，需要君的仁礼。同时，也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正义之场的辅助。士君子的品行，影响着社会；社会的道德风尚，同样对士君子的人格起着干扰或者是培植的作用。

这样说吧，如果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滑，对于士君子恪守情操，就是一种压力，反之，就会起到鼓励作用。

这里面，作为君主的身份，怎么样培植这个正气之场，是要做长期考虑的。虽然这个状态的促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但是，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在这方面的正确认识，以及自己对修为的是否重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俗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

具体方面，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谦温俭让，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都是很好的规范君臣与庶民的道德准则。

一味的要求臣子的忠义，而君主不修己身，是缘木求鱼。在《新书》中，贾谊有这样一段。

“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曰不廉，曰簠（fu）簋（gui\/器具）不饰；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谓污秽，曰帷簿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闻谴诃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li\ 凶狠）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

历廉耻行礼义，历宠臣之节，君主也是有从思想到行为，甚至到不成文的规矩的。非常尊重臣下的自尊与身份，就是死罪的大臣，都不许兵卒给砍头，使其跪而自裁。

当然，这是从一个方面，历臣子之节。在其它方面，也还有规矩。

“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缨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在乐的使用上、车马驾饰上，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有严格区分的。不能因为臣下有功，就破坏了这个规矩礼节。所以，孔子针对叔孙于奚的非分请求，加以否定。乐、礼、政、国、君，是一脉相承，相互关连的，乐礼的破坏，会导致政乱、国败、君亡。

这些表面的繁琐说道，其实是有深刻道理的。严格的规范了君臣上下的次序尊卑，直到庶民的长幼心理。对稳定社会的有序性，非常有意义。在心理学讲，就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使臣子产生恣意妄为的机会和“妄想”的心理感觉。

那么，这个等级观念，会不会孳生君子的暴虐行径呢？应该说不会，因为孔子的一套学说下来，是非常系统的。比方，他说君子要仁，而什么是仁呢？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其实，身为君主，不止是仁的问题，而是在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修养。首先要是正人君子，而“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试想，这样全面修养的君主，轻易不会恣意妄为吧。

而且，对于暴虐之君，和对暴君的制裁，也不是没有正确的评说的。

“殷汤放桀，武王弒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其道之下，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
无天子也。”

没人认为殷汤、武王是篡逆吧。对天子的评说，是有标准的，是以能否为民兴利为准的，如果祸害黎民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暴君已经不是义利于民的天子了，这时就会诞生新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