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37):师者 传道为本 文章亦然

——纵观《贞观政要》 论文章之道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7月08日】

师者 传道为本

讲到太宗敬孔子,大兴儒学教育,千古未有,可知他为何能做到这一步?只因他深切明白师者,以传道为本,是以承传和弘扬道德为己任的人,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太宗尊师即为重道,可以教化万民,万民知廉耻,有德行,便不必依赖刑法强行管束,这便是无为而治的状态。那么孔子传的,是什么道呢?就是做人这一层面的德,核心就是仁义二字。

《贞观政要》  旨在传道

读者若有心,会发现,《贞观政要》以“论君道”起笔,以“论慎终”收尾,显而易见,这部史书,是为劝导后世帝王或者主政者,不仅要奉行德政,以此作为为君之道,还要有始有终、坚持到最后。这才是曾子所讲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中慎终的本义。原本就跟办丧事毫无关系。

古代有学问的儒生,都明白孔子办教育的初衷,为的就是传道德给后人(但他把角度放在仁义之理,仁者,人也,仁义就是人这个层次的生命该遵行的道义,莫要将对人的要求与对古代修道成仙者的要求混为一谈。)因此真正的儒者(如今现代人把他们叫做文人),都会以此为自己最大的使命。

这也就是为何这本史书,会以“论君道”起笔,以“论慎终”收尾的原因。作者显然尊奉儒者该有的传人道的责任在写书撰文,只不过,他选择了帝王作为传道的对象,有针对性地教导后世帝王如何重德,让为君者,以唐太宗作为典范领悟为何以及怎样奉行德政的道理。整本书,目的就是向后世帝王传授身为帝王,该如何在治国上,实践仁义的道理。通俗的说就是,教会帝王如何做人,如何重德。帝王有帝王具体实践仁义的方式和学问,做到了就是德政,就是为君之道。《贞观政要》的作者,身为儒者,写史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的目的,向帝王传授以德,以仁义为核心的帝王之道,这就是作者身为儒者,具体践行传道使命的方式。给帝王传正确的做人之道。因此每章每卷都讲重德,事事都以德为核心。并在最后,以“论慎终”结尾,告诫帝王,从始至终,都必须坚守以德为政的道理来治国。

儒学,从帝王到孩童,均授人道

讲到这里,我们便会明白,儒学教育的本质,就是讲做人如何重德的道理。如果针对孩子的启蒙,必从孝道,从悌道讲起,就是如何善待自己的父母兄弟等亲族讲起,这是人道的基本,是学会善良待人的开始,因为这就是孩子接触人的开始。那当然帝王,必然要善待百姓,爱民如子,如果是商人,就要讲诚信,莫要见利忘义。因此儒学,会针对不同的年龄、职业、身份,或不同的阶层,传授做人如何具体重德的道理,因此针对不同的人讲仁义,具体内容就会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道理和学问,如果就职业的角度,比如行医者,形成医道,要求医者以救人性命为使命,要有爱病患的父母心,商人就形成重信义的商道,等等等等,一个仁义,就能展开很大的学问。

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学问,是否受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在于他是否上过学,而在于,他是否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否真正从行为上做到了。如果一个人从行为上做到了,但从未上过学,也算是有学问的人,这在儒家经典《论语》的开篇“学而第一”里,就已经讲明的道理。这样的人,如果立志创业,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就会在事业上有大的成就。比如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往往在研究他成功的历史时,总是强调他只上过小学,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因而觉得他的成功是一个奇迹,其实他的成功,正是为人讲诚信,重道义,不会见利忘义的结果。无论他有多少经营的技术和高明的手段,待人厚道才能统领一个如此大的企业,并走向世界。实践的,正是儒学讲的为政以德的帝王之道。

文章以传道为本  方为经国大业

那么既然懂得了儒学,以传道为本,那么文人,写文章,除了编写历史,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戏曲小说,当然必须同样以传道为本。我们常说顺理成章,大家可知该词的本义?顺理成章,就是要顺着自古传下的做人的道理来写文章,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文章,才能起到归正人心,教化百姓的作用。因此,《三国演义》,无论写的多么生动,讲了多少帝王将相和用兵的谋略,讲的就是一个义字,这段历史,作者通过小说的方式,写出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那就是向人活生生地演出了一个义的内涵,因此,这部小说,才会开卷讲刘关张的桃园结义,百姓才会对关羽和诸葛亮的忠义之举念念不忘、万分敬仰,历史,就在教人做人的道理,而文人的文笔,不管采用何种文体和角度,就该承担起不同层面揭示历史真相的作用,讲出道理的作用。而那些专门以描写风花雪夜,描写男女之情为根本目的的,就不会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离开道德讲男女之情,是败坏道德的行为。不仅无功,反而有罪。这样的文人,如果文笔好,用以描写肮脏的行为,就是最大的败坏人伦,毁人德行的罪恶。称不上是真正的文人。

讲到这里,想起三国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其实,只有传道的文章,才能教育人走正路,成就归正道德风尚的功德,这样的文章,才能经国济世,成为不朽的盛事。也正是儒者对写文章的意义的根本认识。因此,儒家传下的经书,就是经常用以对照和归正自己言行的书籍,讲的是不变的做人的道理,世代相传,受人敬仰,其他书籍,无论文笔多么华美,都无法与经书相提并论。

儒学以传人这个层面的道德为己任,所以,教育之本就是人道的教育,写文章当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道。目的还是教育人。因此,太宗大兴儒学,敬奉孔子为圣人,将孔庙设在最高学府,就是尊师重道,就能教育百姓。成就无为而治的礼仪之邦。

懂得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来学习“论慎终”这最后一章,通过太宗君臣对国政的实际讨论,就能非常具体地理解,如何才叫做“慎终”,为何重德才是“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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