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二十九):魏征论治国 德为本 法为辅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3月31日】

我们今天的人,动则将法制社会当作最完善的理想社会,殊不知,失去道德统帅的法制,会走向穷途末路,现代社会法律越定越多,人心却在迅速败坏,社会乱象层出不穷,显示出法律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它只能作为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德为本,法为辅的治国思想,被明确写在《贞观政要》的《论公平》里,显示出中国古代君臣自古不变的英明见识。而这些见识,基于传统以道德为核心的教育。

在《论公平》中,实录了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其中有一段话,非常清晰地论述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读完这段话,我们会非常明白如何用法律,如何治国才是最高明的。为方便阅读,我们将原文分为几段,详细领悟这位治国贤臣的思想。

原文第一段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

第一段大意:

臣(魏征自称)听说,若论道德的深厚与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盛大,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继承黄帝、唐尧的风范,追随虞舜、夏禹的足迹,只有推行道德仁义,举贤才而任用,听善言而治理。如果不能选拔德高的贤能者,而把政务委托给毫无见识的世俗之人,他们必然因为没有眼光和胸襟,会使国家失去根本的大体。他们只会奉行严刑峻法,以求迅速控制天下的百姓,如此一来,要想达成先古圣王的无为而治,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以移风易俗为本,不靠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用严酷的法律就能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所以说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治国之所以存在刑罚,就像赶马车避免不了还需要用鞭子归正它走在该走的方向,百姓们都已明白善恶的教化而自觉走正路,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奔跑在对的道路,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获得根本的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第一段解读:君父之责

魏征的见识,不愧为高明的大儒,他懂得文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导正国家,归正人心。导正国家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以道德教化百姓,让人懂得是非善恶。人心善良,自然不去做坏事,国家自然太平,刑法不过是强制归正行为的做法,但无法归正人心,背着人,看不见的时候,他还是要去行恶。所以刑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古人认为,帝王者,是天下之父,而百姓是子民,养不教,父之过,无论是小家还是天下的大国大家,都是一个道理,教育子女的责任,是君父的首要责任。古人把对子女的道德教育,人品教育,看得比物质的满足,要重千万倍。因此,真正的儒生,士大夫,都懂得如何治国,如何以上古黄帝、尧舜等为典范来导正后世帝王,劝诫他们奉行孔子的仁义之道。因为孔子的教育,就是在继承和发扬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时留下的文化经典,这些文化,皆是以道德为核心。离开这个见识,就会形成极端的维护个人私欲的恶法。即便是以恶治恶,一时奏效,过后还是会越治越坏。越坏就刑法越多越严厉,最后走向末路。

所以魏征劝导太宗治国,绝对不会有失大统,不会离开德来用法,离开德来选官。既然德为本,法为末,教化民心,让百姓懂得做人的善恶是帝王最大的责任和义务,那么选好有德的贤能来做官,就很重要了,国家太大,帝王需要识人用人,择有德有才者帮助自己教化百姓,共同移风易俗,做成这件最大的好事,就是最成功的治理,最高明的无为而治了,也就是走上古帝王的圣贤治国,君临天下的路了。此为真正的王道。以德治国。

如果选用无德的俗人为官,眼光必然短浅,只顾急功近利,不顾根本,国家必然越治问题越多,大体不顾,恶法滋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魏征讲话,从来不忘圣王的教导,以圣王的做法劝服太宗,要知道自己身为帝王,最该把握住的,是仁义二字,以仁施恩惠,感化百姓,以义正自己,成为表率,上行下效。自然归正人心。因此要让贤能的官员与帝王一起同心同德,完成帝王的道德教化。

魏征在奏章中的其他地方,把这样的以道德教化为根本的君臣治理,叫做同德,把奸臣俗吏的无道治理,叫做朋党(原话: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这也就是古代真正的文人,为何会有仁人志士的说法。凡是受过传统儒学教育的,真正懂得孔子教育真谛的,都明白,读书人的最大使命,就是成为仁义的君子,并帮助国家推行仁义之道,归正社会的道德风尚。这才是君臣的要务,也是自古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魏征接下来,在第二段,以古籍的说法,点明帝王治国之本在于道德教化。莫要本末倒置,一味地依赖用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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