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33):花果再美 也是末梢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5月17日】

既然在《论公平》一章中,魏征提醒唐太宗,国家的治乱兴亡,不能依赖法律,根本上靠的是人的德行,而人的德行,最后却取决于君王的教导,那么这就意味着,太宗必定十分重视教育,但他关注的重点,跟今天的观念正好相反。那么他到底看重什么呢?我们看《论文史》这一章,就会明白了。

所谓文史,大家可以解读为文学和历史,或者文章历史,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会太偏,我们看太宗君臣对文章文学和历史的看法,自然就能明白,贞观时代这个最为耀眼的盛世,取决于他们对文史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人修史和写文章,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一点都不清楚,教育,就会本末倒置。而太宗,在这一点上,尤为清醒。

《论文史》原文第一段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第一段大意: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后世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所论述的道理真切直率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修史目的:劝诫人心

这是《论文史》的第一段,我们依旧可以看出,尽管作者是在编写历史,却绝对不会仅仅为了真实记录当时君臣的讨论,而毫无章法,毫无目的,他非常明白,既要真实,还要有益于对后世的教育,因此,留下什么内容,都要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第一段,他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尽管这段话,是太宗自己说的话,但摆在第一段,可见这段话的重要。因为太宗在朝堂或者招见重要大臣的时候,对大臣说的,不可能就是这几句话。

既然论的,是文史,那么,首先就要让人懂得,文史修订和阅读的目的是什么,而这个对文史的认识,会导致修史的或者写文章的人,写出怎样的东西,将对后世起到怎样的影响。因此君王的看法,最为关键。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太宗对文史的认识,认为历史,文章,或者文学,必须起到对人的劝诫的作用,那些辞藻华丽的赋类的文章,对人没有劝诫作用的,即使文笔多么优美,作者多么有名,都不要收录进史书。那么劝诫什么呢?自然是人的德行,自然要起到让人重德向善、戒除恶习恶行的作用。这才是古人在教育这个层面上,认定的修史的目的,对历史作用的看法。但是很多人会不解,这里讲的不是治国要领吗?太宗不是说只要对治理国家有益的,不管他个人是否认同,是否采纳,都要记录下来写进史书吗?这里讲的,应该是有益于对帝王君臣等为政者的劝诫吧。

不是的,太宗讲的前后《汉书》,并非专门用于教育帝王的史书,而是当时的读书人,儒生普遍学习的正史,只要是读书人,只要你进学堂受教育,就一定会读这些历史,在古人看来,这些就是正统的教材。是教导人吸取做人的各种教训用的,那当然国家的治乱兴亡的道理,就在其中。正史,采用给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进行立传,以传记的方式记录历史,为的就是这个目的,起到扬善戒恶的作用,从前人的经历教训中,走正自己的人生。那自然到了汉代,历史不会只是记录帝王的言行了,从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就明白了。只不过,太宗举出的具体例子,是自己治理国家的认识,他作为一国之君,自然会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例子来讲话,为的是提醒大臣,负责修史的这些官员,要十分清楚,修史写文章,最重要的目的是教育后世的人如何做人。这才针对治国上的内容,提醒他们注意,哪些才是有价值的。

尽管太宗是从治国的例子来提醒大臣,但他先讲出的对文章和历史的价值取向,却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历史和文章的看法,他反对人们写文章过度追求华丽的辞藻,过分注重文笔的优美,而忽视文史该有的真正责任:教育后人做人的道理。失去这个价值取向,就不该放进史书中。这个认识,并非太宗个人的认识,而是整个古代教育的认识。太宗不过是提醒大臣莫要忘记了这一点。

花果虽美   却是末梢

大家知道,中国整理书籍,古代分为四库全书,何为四库,就是“经、史、子、集”,排在前边的就是经书和史书。经书,虽然每个朝代认识的不同,但至少,古代儒生必学的六经或者五经,就是公认的经书,来自上古圣王。那么学完经书,就要研修历史,古人研读和修史,绝对不是搞学术,而是以史书参照得失,不断提醒自己,劝诫自己,吸取治乱兴亡的教训。那么君王就是第一要接受教育的对象,帝王的德行就是百姓的参照,因此历史就以帝王言行的记录为先为重,所以,太宗讲完文史的价值取向后,以对治国是否有益来作为具体实例,是十分正常的。

而“子”就是儒道各派学者,留下的各个领域的对治国做人的各自认识的著作,比如《孟子》《庄子》《孙子》《管子》《墨子》《韩非子》等等论著。是作为各个角度的参照用的,而“集”,很多就包括今天说的文学作品,音乐,戏曲,小说,后世的诗词歌赋,医学工程技术农工类都是,除了经书和史书,诸子著作,其它都归类于集。是最末端的书籍。当然也最为庞大而华丽。

也就是说,讲述做人道理的经史,是本,大多朴实无华,而文艺类技术类的,是末端,最为华美绚丽,但舍本逐末,是本末倒置的愚蠢做法,是太宗最为清醒的认识。

“末”并非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就不会被收入四库书籍当中,但是教育,必须以经书和史书为首为重,人不重德,拥有技术和文艺才华,只能让技术和文学艺术,成为表达魔性,展现魔性,放纵恶行,危害国家,败坏道德的利器。没有道德为根基来引领,整个社会这棵大树,就不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甜美芬芳的果实,大树的末梢,就是花朵和果实,美丽繁茂与否,全看它的树根是否健康直挺。

人类社会的树根,就是道德,文艺技术就是末梢的果实花朵,再美丽再繁盛,也是末梢,也依赖于看似朴实无华的根,绝对不能本末倒置,根本一旦枯竭,歪曲,华景必不会长久,必然走向衰亡的结局。今天的人类,要想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导正国家,必须回归古老的正统教育,以德为本,以史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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