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有三仁

文清


【正见网2010年05月01日】

在孔子的思想中, 处理事情并不像宋代理学家推崇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样极端,而是圆融的,按照自己所理解和坚持的“道”来处理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都是可以的,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而体现了殊途同归。《论语?微子》中记载了孔子对殷纣王时期三个著名贤臣的评价:“‘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就体现了孔子圆融的处世思想。

据《史记》记载,微子名启,也叫开,是殷帝乙的长子,殷纣王的庶兄,其实,他与商纣王是一母同胞,但他出生时,他们的母亲还没有立为王后,作为长子的微子,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殷朝,因为没有正统的嫡子身份,所以是不能继承王位的;纣王虽为小儿子,但他出生时其母已经立为王后,故而属于嫡子,因此得以继承王位。
箕子据说也是殷纣王的亲戚,有的说他是纣王的叔父,有的说他是纣王的庶兄。

比干是纣王的叔叔,所以史书称他为“王子比干”。

纣王能言善辩,勇猛过人,但自视甚高,继位之后,喜好享乐。当他命人制作了一付象牙筷子时,箕子看见了,就长叹一声,说:“纣王做了象牙筷子,就会做玉杯,做了玉杯,就会想着把四方远近美味佳肴和珍玩宝物收为己有,接下来就该装饰华丽的车马、兴建精美的宫室了,欲望之心一起,精神就会日渐颓靡,再难振作。”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叫“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就是从事物的细微处着眼,進而判断事物整体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后来纣王果然越来越沉迷于酒色,加重赋税,厚敛于民,扩建宫室苑囿,充实珍奇禽兽,甚至建起酒池肉林,夜夜耽于其中,淫乐不止。为惩罚敢于直言的人,甚至建立了炮烙之刑。作为国家首要大臣的三公、九侯被剁成肉酱,鄂侯被晒成肉干,西伯侯姬昌仅仅因为一声叹息就被拘禁在凌里,朝政被善于阿谀、谄媚的邪佞之徒所把持。

纣王不断地杀死贤臣,淫乱不止,微子几次進谏,纣王都置之不理。微子说:“父子有骨肉之情,君臣以道义相系,所以,做父亲的有了罪过,做儿子的劝谏三次,如果父亲不听,就随他去吧,痛哭一场也就算尽了父子之情。做臣子的劝谏三次而不听,按照道义来说就可以离君王而去了,因为道义已断。”于是就离开了王廷。周武王姬发伐纣克殷后,微子拿着作为殷商国家象征的祭祀之器,袒胸露怀,将手捆绑于后,向武王行降服之礼。武王复了他的爵位,仍叫他履行原来的职责。

箕子也去劝谏纣王,纣王不理他。有人就对他说:“算了吧,你还是走吧。”但箕子说:“作为臣子,劝谏君王是自己的职责,如果谏而不听就离开,那不是以自己的行为向百姓彰显君王之恶吗?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但是又害怕纣王的无辜降罪,于是披散头发,假装精神狂乱,辨不清自己的身份,自认是奴隶。即使如此,纣王还是没有放过他,将其囚禁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比干认为“君王有了过错,如果作臣子的不以死诤谏的话,怎么能让百姓承担如此罪过呢?”于是直言進谏。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于是将比干杀死,剖开他的心来看。

武王战胜伊始,就释放了箕子,加高王子比干之墓,以示崇敬之意,并虚心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还将箕子分封到朝鲜建国,不将他视为自己的臣子。后来箕子朝拜周王时,路过已经变为废墟的殷朝故都,见禾黍已生,伤感不已,作《麦秀》之诗。

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被平定后,周成王就任命微子代替武庚,作为殷人嫡传的后代,奉祀祖先,并作《微子之命》告诫于他,建国于宋,都睢阳,为公爵。

在如何对待臣子与君王的关系上、在君王应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上,在如何坚持自身的正确见解、劝谏残暴淫乱君王的问题上,微子、箕子、比干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一弃而降周,一佯疯免死,一以死忠谏,然而,在孔子的眼中,他们的行为同出于“道”,同归于“仁”,这是为什么呢?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道”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时刻处于流动之中,这种流动就表现为相生相克的理和“成住坏灭”的规律,对于王朝而言,就是兴衰成败,没有不灭的王朝、没有铁打的江山。而江山让谁来治理呢?那就是“天命有德”,谁的道德境界高,谁对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和把握,就由谁来替上天管理人民。所以,在君王之上,还有天地的规律在制约。君王只是人间的统治者,必须遵从天地人三者的规律来治理百姓。一般而言,王朝初兴,思想行为大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合于天道“真”和“善”的特征,因而具有勃发旺盛的生命力,社会政治清明、简要,人心平和,寡欲向善,整个社会都呈现出国泰民安少祸患的安乐,这是王朝的上升阶段;但是到了王朝中期,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生产的发展,人的欲望逐渐放大,无论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或“王”,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在对名利和欲望的追求中,不断缩小和降低着整个王朝的道德境界,表现就是物质上的渐趋繁盛和精神上的日渐萎靡以及政治上的日益繁琐、腐败,每到这时便会产生一个重大的事件使王朝盛极而衰,走入历史的下降通道,从表面上看,这个重大的事件如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表面上看是偶然,但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在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承受道德被破坏后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难,并孕育出一个新的王朝来代替它,在王朝的末期甚至直至战乱结束才能完成这一轮新旧交替,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缘由和过程,是中国历史演進的抛物线,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这是历史的吐故纳新。所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两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盛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之乱,5000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朝一朝的轮回更替。

而这个新兴的王朝就被称为“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在历史中它是注定要代替前朝的。那么如何对待王朝的兴废和更迭,站在哪个角度上看,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个人的道德境界。

在儒家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时”。

《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子路一起走路,见山梁上有一只雌雉,看见有人过来,就高高地飞起来,上下盘旋,直到见没有什么危险时才落到树上。孔子非常感慨,嘴里念叨说:“.r哉!.r哉!何以人不如鸟乎!”意思就是说:环境的变化,时机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趋利避害,人怎么会连鸟都赶不上呢?后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反映的也就是孔子的“时变”思想。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有波峰,有低谷,有上升,有下降,这里的“穷”并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贫穷”的含义,“贫”是没钱,所以与“贝”即钱币相连,“穷”古代写为“钙”,表现的是无力,或者说人陷在岩穴之中,有劲也使不上,是无路可走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要顺应天时的变化,在王朝兴衰和改朝换代的不同时代,在语言和行为上要有所改变,不要明明都无路可走了,还硬往前上,但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不要改变向善的意志。朝代是一时的,但真与善却是永恒的。在王朝渐趋兴盛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向上的趋势,所以就可以站在统治的高层,将“善”推及天下;在王朝的末期,已经呈现出不可挽回的衰败和腐烂的向下状态时,就要远离统治的中心,仅用“善”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机不同,选择也不同,采取的是顺应“道”的变化,而不单单是自己的一腔忠贞,如果一个王朝已经是千夫所指了,做出了许多极其邪恶的坏事,你的忠诚就会延长百姓的苦难,虽然自己求得青史留名,但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不过是愚忠,因为你忠于的是一家一姓,而不是“道”和“德”,失民心者失天下,你的所谓忠诚是救不了它的衰亡的。

在对微子、箕子、比干進行评价时,孔子明了他们选择的出发点:
微子遵从的是君臣以道义相交,合则留,不合则去。国君如果不能按照天道“真”和“善”的要求行使管理职能,调理百姓,那么就已经失去了“君王”的本质,君臣本来就是相对而生的,既然君已不君,那么臣自然也无法履行作为臣子的辅佐职能,选择离开是自然而然的。

箕子则抱有君臣的观念,恪守臣子進谏辅佐的职责,又不愿用离开来彰显国君的罪恶,因此选择了尽力劝谏后,为保全生命而佯狂为奴;

比干则是担心国君所犯下的罪过会殃及百姓,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忠力谏而亡。

三个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道”,都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的“仁”,只不过微子的选择是“天命有德”和随时而变,无德者既然已经完全表现出恶和彻底的无可挽回的败坏的一面,使得上天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那么还有什么坚持的必要呢?早些结束“恶”的统治,人民不是可以少受很多的痛苦吗?更多地具备了“真”和“善”的有德者既然必会取而代之,转而支持他们这样新兴的力量,自然是理所应当的。在微子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一家一姓的存亡,而是天道“成住坏灭”的规律,同时当然也会使自己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全。在三人之中,他的思想和行为是最难以被后来人理解的。

汉魏之时,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将微子的离开认为是畏天知命、深鉴祸福,“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已经难以认识到微子君臣以道义相交的思想。

到了宋代,一些儒生对微子的行为则大加贬斥,对比干的言行却极为推崇,极端者认为他是背叛了国家,丢弃了宗庙社稷而先降于周,甚至还有人将殷商的灭亡也加诸于微子的身上,以为正是由于微子的存在,才导致了殷商最终的灭国。张南轩、朱熹对微子的言行虽然也有维护,但因为不能真正理解微子行为背后深远的道义支持,因而这一辩护就显得苍白而无力。而将他的降服于周,理解为宁可负其君、也不忍负其宗社,是为了维护殷商六百载之宗祀,是不忍以死邀名,是忍辱负重,而对微子所称的“道义”二字并没有任何的理解,完全曲解了微子的思想、误解了微子的行为。

到了现在,如果不谈及孔子的论断,而让大家都用自己的观点评价,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比干最忠,宁死也要履行臣子的职责;其次是箕子,最次是微子,竟然投降了自己的敌人。看来,人们离“道”是越来越远了,只知对立而不知统一,只知分而不知合,固执一端,生活、做事时也真的是难以用智如圆啊!

这一思想其实也体现在今天的重大选择中。如果论到罪恶,今天共产党的暴行较之商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商纣王的罪恶更多的是毫无掩饰的贪图享乐、暴虐无道,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们的善恶是非观念,而且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说,还限于当时当地。而今日xx党却大力宣扬与中华“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狂妄,代替了人在天地规律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五六十年代时,中国的水资源还是比较充分的,海河、淮河、黄河还经常洪水泛滥。而今,北方的河流不是枯干就是断流,仅有的水源也在工业污染下无法正常饮用,这样贻害千载的大祸,却被xx党竭力宣传的“经济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掩盖,同样被掩盖的还有由于畸形发展经济、污染严重对人民身体的重大损害。更为严重的是,xx党用一次又一次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全民族的谎言,清洗着人们头脑中仅有的正念,彻底败坏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对于“真”和“善”的追求,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都被体无完肤地批判者,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的关系和人民普遍的对于善恶有报观念的信仰,都被恶意地曲解和诽谤为“封建迷信”,其流毒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谎言中成长的一代代人,已经对谎言习以为常。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商纣王的时代,“真”还普遍存在着,即使是纣王的暴虐无道,也没有任何掩盖,“恶”也恶的坦荡。再看看xx党,明明做了那么多坏事,却从来没有声称自己对“反右”、“大跃進”、“文化大革命”的恶行负责过,总是“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打扮成“正义”和“善良”的代言人,错误是别人的,光荣是自己的;其官员的腐败也是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在他们中,也可以把所有的官员都算上,你能看到微子、箕子和比干的中正身影吗?败恶如纣王,还有“三仁”辅佐,今天的xx党确实是难以望其项背啊!这不又说明它的所作所为较纣王更加恶毒、败坏吗?

如果微子、箕子生活在xx党的统治之下,以他们的智慧,早就看出出xx党的邪恶本质,当然也不会与其合作。那么比干呢?还会忠谏而亡吗??我想也不会,比干劝谏是因为还有劝谏的余地,纣王虽然杀戮无辜和敢于直言的大臣,是因为还有妲己这个狐狸精的魅惑,比干还可以寄希望于纣王的清醒,而xx党的杀戮却是主动的,赤裸裸的,没有丝毫可以劝谏的余地,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强权宣言,其“对待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无情”的杀手叫嚣,都充满了浓浓的血腥,所有提出意见的人都会被它“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我们反对的敌人就支持”的狭隘与极端所仇视,这些人就会被它视为对其政权有威胁而被划为“敌人”一方,被残酷无情地斗争和杀戮。而且,它会一直将政权视为自己所有,而对抗“成住坏灭”的规律,在它已经完全败坏、被历史和上天淘汰、走入灭境的时候,它也会抱着杀戮的思想,而去与上天進行最后的较量,那么这时在其体系之内的党团队员就会被用来充当炮灰,首先被牺牲掉,因为你已经对着xx党的红色血旗发过将生命献给它的誓言。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尤其是朝代将要结束的末代,都没有当政的君王或皇帝要求自己的臣子把生命献给它,用生命为自己这一个朝代殉葬,因为谁都知道,改朝换代是历史的必然,自己的王朝虽然结束了,但下一个王朝会来,人民会随之進入下一段新开启的历史,民族依然会延续,文化依然会传承。而xx党要求所有進入它的成员对着血旗发下毒誓, 把生命给它,那不就意味着数十亿的人都要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过去吗?还有几个人能够進入历史的新纪元?一句毒誓所要切断的不正是全体中国人的命、中华民族的命吗?今天的人们,只要上过学的,谁不在其中啊?刚刚進入小学,是非未分之时,就已经被血旗的一角牢牢地挂在了脖子上;進入初中,视野刚刚打开,想象的翅膀还可没等完全张开,就被连骗带强迫地拖進了团组织,成了“党的后备力量”,最终有6000多万人被名利诱惑着進入邪党组织。当我们在多年谎言的蒙蔽下不明真相时,我们无法选择,可当眼前一个又一个真相显露时,还有多少人能从名利的虚幻中挣脱出来而选择自己生命的本质呢?

历史是流动的,谁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生的后面紧跟的就是死,死后的生命再進入新的轮回。共产邪党也只是无数段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即不是它所声称的最高阶段,也不会永远存在,它也会解体、消亡,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如果您可以上网,就可以查阅一下“藏字石”,看看上天的玄机是如何向人们显露的,看看被共产邪党欺骗的人们是如何觉醒的,许多事情正在发生,还有许多真相正在显露,您可以静静地观察,也可以静静地思考。这篇文章只是一点感悟,写出来与您分享,您可能觉得是这么回事,也可能觉得不是,不要紧,时间还在走,历史的幕布还在一点点拉开,时候一到,相信一定会有真正触动您的东西,让您作出真正有利于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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