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7月17日】
夺权和军队介入时期(1967年1月-8月)
1967年1月，毛通过“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夺权”的号召。毛告诉群众；之所以在前阶段运动中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毛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了权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众不再受迫害，使运动在毛主席正确的路线上前进，就必需“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同月，刘少奇提出辞职，但毛没有同意。也许在毛的内心已然下定决心要彻底整垮这个政治对手。
响应毛的号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进行了“夺权”。
首先开始行动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成员鼓励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在一起发表声明，指责市委制造了分裂，呼吁工人、学生、知识份子和干部团结起来。次日，上海上百万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批斗上海市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并将他们撤职，迫使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同时，另有数百万人观看了批斗会的电视转播。随后，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领导机构垮台了。但执掌政权的是从北京来的张春桥。他通过与造反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王洪文的交易，通过对地方党政机构和军队、公安系统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进组织，逐渐恢复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于担心张春桥领导的新政权与旧政权没有什么差别，一些激进的造反派对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派性斗争重又开始，有时甚至还有武斗。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领导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龙江的哈尔滨也发生了夺权运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军队。这两地的军队在推翻旧的官僚机构后，建立的是由群众革命组织代表，党的干部和军队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这给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权的范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随后宣布，“革命委员会” 是重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适的机构。随后，上海于2月底将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夺权行动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开始了夺权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夺权行动已经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革命委员会” 是重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适的机构和军队的介入。基于“夺权造反派” 的人员情况，其行动带有明显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质。不过，他们的“夺权”行动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责为“右派夺权”、“牛鬼蛇神翻天”。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保守派”无力对“造反派”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在不久军队介入后，情况马上起了变化。
此时，在中共内部，一些军队高层如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的会议上，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毛对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评。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的抗争行动定性为“反党”、“二月逆流”。 此后，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2月23日，根据毛的指示，林彪下令军队介入政治斗争，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并没有向各地军方指明该地区哪一派群众组织是左派，于是，谁是“左派”就全凭各地军方去自行鉴别评定了。全国各地的军方（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政治品质较高的群众组织是左派。问题是，如果该地区夺权的群众组织是军方心目中的左派，那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产生轩然大波。因为军方一旦认定夺了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么军方将非但不与夺权的一派合作，还会去指责他们。这正是在全国多数地区发生的情况。而夺权派则不但不会在军方的指责面前屈服，还会对军方实行反指责。他们认为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
权，当然就是左派。当然应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不支援自己这一派，就是犯了错误。气氛在军方和夺权派的互相指责中急剧紧张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夺权派群众组织冲击当地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正是各地夺权派群众组织与该地区军方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军队在3月间展开的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军方大多采取这样的措施：１、在夺权的一派中挑选出一个或几个成份尤其复杂的工人组织，将其打成“反革命”组织。大、中头头予以逮捕，小头头在单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员进行“批评教育”。２、对“夺权派”中所有的学生组织和成份不那么复杂的机关职员组织、工人组织进行攻心瓦解，挫其气焰。３、对在“夺权”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质较高的群众组织予以扶植。例如在广州，军方把“夺权派”中的“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对“工联”、“红旗工人”等工人组织和“中大红旗”、“华工红旗”等学生组织实行压制和分化瓦解。对“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色工人”、“广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质较高”的工人和学生组织给予扶植。又如在武汉，军方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团”等实行分化瓦解，对政治品质较高的机关职员和工人的联
合组织“百万雄师”予以扶植。在“镇反”期间，被镇压取缔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组织的群众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军方扶植的一派组织就当然是扬眉吐气得意洋洋。
对于那些红卫兵组织，开始逐渐被取缔。学生们被敦促回到学校，学校也于3月提早开学。4月，久已沉默的刘少奇不仅被指控为走资派，而且被指控为国家的头号叛徒。由于1966年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周恩来在毛的默许下，开始致力于恢复政府机构的职能，包括恢复老干部的职位。但是，军方的“镇反”行动似乎出乎毛的预料，因为毛希望借助“夺权派”冲击属于刘邓系统的省市党委，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尽管他并不否认“保守派”的政治品质比行动迅速的“夺权派”在整体上来说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军方把这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进行压制分化瓦解的做法。基于这样的考虑，毛在4月份开始向各地军方提出批评，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即错误的镇压了“夺权派”群众组织。
毛的批评使原来已近于瓦解的夺权派群众组织不但迅速恢复过来，而且对军方采取了进击的姿态。他们指责军方的镇压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们要求军方释放在押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
他们的这些诉求先是以标语口号大字报来表达，接着使用了集会游行乃至绝食抗争的方式。
由于军方拒绝承认错误，拒绝释放所抓捕的人员，拒绝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致使“夺权造反派”与军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剧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发生了“夺权造反派”组织对军事机关的冲击，包括抢夺武器武装自己。
与此同时，对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流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语录操”。在一方面对毛高度个人崇拜的同时，文革冒出了各种各样自由化的思潮，而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月，激进的造反派因为不满，开始了对一切权力机构的冲击。北京的造反派们冲击了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断出现武斗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级。武斗之风盛行全国。而军方则开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组织，并使之作为压制“夺权造反派”的前锋力量。由此就发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斗”。比如武汉。7月，在武汉军区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质较高的人群所组成的组织－－“百万雄师”迅速壮大，并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为动员口号向“工总”、“二司”等“夺权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实行暴力压制，从殴打很快发展为屠杀。在北京派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无法控制了。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公开审判刘少奇；在许多其它城市，出现了“夺权造反派”与军方的战斗。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样在各处蔓延。到了8月底，中国似乎已经徘徊在了无政府的边缘。
毛既然已经实现了打倒刘邓的目地，那么他所发动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毛决定选择秩序，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文革热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年9月初，军队受命恢复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和国务院等下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妨碍军队执行任务。换言之，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剥夺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学生必须回到学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一些成员，如王力等则被抛出成为替罪羊，被指责是前一段混乱的幕后策划人。
毛为了平衡保守派与激进派，在进行的清洗中还包括军队中的一些高层将领，比如军队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清洗的同时，毛领导下的中共开始逐步恢复对各地党政机关的控制。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并未如毛期望的那样成为恢复秩序的重要领导机构，因为革委会中的军方人士占有着主导地位，导致更多的群众缺乏团结的热情，并开始产生了厌倦，对政治也越来越冷淡。不过，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还在继续进行着武斗，直到1968年夏被彻底镇压。
1968年春到夏初，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官方反对“右倾思想” 的运动混在一起，使得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队之间。7月，毛接见了红卫兵领袖，通知他们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刻到了。随即军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结束了武斗。期间的流血事件并不罕见。
最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广西。其省军区政委韦国清下令杀害或判以死刑的激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人数令人震惊。许多学生造反派被遣送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同时，那些对文革怀有抵触情绪的中共官员也被遣送到农村的“五七干校” 接受教育。
借助军队的力量，毛领导的中共逐渐掌控了局势。
1968年9月7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万人庆祝大会，标志着文革尘埃的基本落定。除了上海是造反派掌权外，其它省市则是保守派掌权。上海造反派掌权是通过一场武斗获得的。造反派热衷武斗，保守派热衷整人。正因为上海当权的造反派实现了毛发动文化革命，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精神变物质的梦想，所以上海帮一直没有失宠。
10月，中共秘密召开了八届十二次全会，会议正式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以及一切职务，包括国家主席一职。而此时刘少奇已被秘密关押多时，最后黯然死于狱中。
关于刘少奇，虽然他的遭遇比较悲惨，但他与毛事实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他值得指责的地方其实很多。1945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论资历刘与周都是1922年加入中共，但论业绩功劳，刘实在差周甚远，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59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昧着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他的死只不过是权力争斗失败的结果。
毛在打倒党对对手的同时，对其的神化和膜拜也达到顶峰。毛的著作和各种画像、塑像、像章大量发行，学生们往往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来开始一天的活动。全国流行的“忠字舞”、“语录歌”、“语录操” 要求人人会跳，人人会唱。
八届十二次全会后，中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目地是审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中共干部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在文革期间被提升到领导地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重新拥有权利的保守派开始了对造反派的杀戮。家庭出身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
文革的结束(1969年底)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此时的林彪由于文革时对毛的忠心，其权力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全面评价了文革和国际形势。强调了学习毛思想和重建党的重要性。而毛在大会闭幕后不久的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了重建党的重要性。他还说：在几年后，我们也许还要进行另一场革命。
“九大”选出的五人权利核心中，除毛和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军队的影响力上升。在会议结束后，中共正式向全国公布了“九大” 公报，公开谴责了刘少奇，并欢呼文革的胜利。由于“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部份被打倒，部份被选进了新的统治机构，该小组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自动消失了。
至此，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基本实现：政治对手被打倒，权力重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级地方政权和基层单位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接管。中央委员会也通过“九大”的组织程式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贵们大都进入了各级政权班子。
到了1969年底或1970年初，文革彻底结束了。但是，中共的迫害行动并没有终止。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连串的运动中，中共象文革前一样开始了反复清算、惩治、镇压民众。此时，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中共高层各派系已无歧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