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少数民族看神传文化(五)朝代更迭演大戏,此起彼伏为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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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网2020年06月22日】

前言:

笔者多年从事艺术教学和研究工作,工作中涉及到很多中国少数民族的课题,在研究中发现少数民族有着非常久远古老的历史,但是他们保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对于现代人来说都难以理解,只是当作神秘文化来猎奇。笔者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摆脱了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毒害,不断的被大法开启着智慧,当重新审视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时,发现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东西都在师尊的讲法中一一得到了解答。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样应证了神的存在,也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进化论和无神论却阻碍了世人的回归传统之路。特此把这些领悟分享给大家,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五)朝代更迭演大戏,此起彼伏为法来

都说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当我们回顾这五千年历史时,一幕幕大戏映入眼帘。从人的这一层理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是王者治国,兵征天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从宏观来看,中国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是为让众生在大法洪传之时能够认识和理解“真、善、忍”的内涵而做的层层铺垫。只要我们仔细体察,就会发现“真、善、忍”的内涵始终贯穿于整个五千年历史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传文化就是在末劫之时帮助众生理解和同化“真、善、忍”,神利用五千年铺陈的各种因素启发、指引人们在滚滚红尘中找到返本归真之路,每一朝代的历史、思想、文化都在帮助构建成今天这样一个修炼环境。大法的洪传真正的开辟了一条人成神之路,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对于修炼,李洪志大师在讲法中说:

“我们知道,都在讲修炼、修炼。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哪,就是成就生命。不是宗教中就是修炼,也不只是修炼团体是修炼。如果这个宇宙在不行的时候开创的这个三界,尤其今天的人类社会,收留在这的全是代表着高层巨大生命与群体的生命,那这个社会将是怎么样一个社会、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大家想想,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其实他能够来到人类社会他已经来到了修炼的环境了。我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你不在宗教中,你在社会中修炼,那各行各业不都成了你的修炼场所了吗?其实还不止是这些,那人不也都在这个修炼环境中了吗?!历史上有这样的社会吗?!

  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个社会的环境,每一个社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都在考验着人心。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看着人心的摆放,都在记载着这一切。为什么神韵一场秀就能把人度了?他有那个基础、环境吗?我一直在讲,神韵哪,来的观众不简单,不是随随便便进来的;他已经有了那个基础了,在社会上他已经被选定了,他能够得到这个机缘,才能走进那个剧场的。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在这个大环境中,他已经在修炼了。”(二零一八年《华盛顿DC讲法》)

神韵展现了中国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精髓,唤醒了每位观众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回忆,而这因缘正是在这五千年的朝代更迭中结下的。从昆仑山上一个小小的氏族开始,炎黄子孙们逐步繁衍发展遍布神州大地,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共融的格局。华夏族和其他民族如同阴阳两种物质在人间的体现,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民族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图1)。


 
图1:中华各民族分布图

纵观中国历史,如果站在“民族”这一基点上来看,自汉代形成“汉族”以来,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有三个:隋朝、汉朝和明朝;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有两个:元朝和清朝。而秦朝之前至夏商周,只有华夷之辩,并无民族之分。原本华夏族和蛮、夷、戎、狄诸族以方位区分地域,经过合纵、连横、兼并和争战,又形成了新的国,原来的夷狄之邦也逐渐发展成秦、楚、吴、越这样的强国(图2)。楚国吞并了南方的庸人、百濮、麇人后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而秦国吞并了西戎十二国、巴国和蜀国后,也成为七雄之一。建立唐朝的李唐家族拥有一半的鲜卑族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均为鲜卑人。在剩下的历史中,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两宋、辽金、西夏等朝代,均为各民族分权自立为国的时期。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正是由炎黄子孙演变而来的多民族共融的历史,在分分合合、你进我退、相辅相成中运作演化出不同的朝代。在宇宙正法中,人类怎样突破过去的观念,怎样看清历史的迷雾,怎样在一个反理的环境中经历魔难消除业力,从而找寻到真理后走出来,这就是神传文化的核心——修炼。那些越接近“真、善、忍”宇宙特性的朝代越繁荣昌盛,背离“真、善、忍”宇宙特性的朝代则表现出衰败之象。从宏观角度来看,历史上的敌不再是敌,患也不再是患,在一次次战争和融合过程中,中国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海纳百川越来越大。


图2:春秋战国形势图

在这五千年的演绎中,“真、善、忍”的内涵贯穿其中,层层铺垫。古人如何理解“真”呢?老子曰:“质真若渝”,“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庄子又言:“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说真话、做真人、修真养性、返本归真作为古人的道德观,上升到治国之道其表现就是“依法治国”。以秦国为例,为何它可以在乱世中一统天下呢?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秦国相对而言更符合宇宙“真”的特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它采取了法家治国的手段,以推行“法治”来达到国家的高度集权统一,使国家内部形成了一套以法制为基础的管理系统。无论是在农业、经济还是军事上都严刑峻法,因此整个国家在高压下快速发展 (图3)。


 图3:统一文字后的小篆《峄山碑》,记录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由李斯书写

但是因为过于“真”,而没有“善”和“忍”的相应平衡,又会被宇宙特性所制约,其表现就是杀伐决断,不讲“仁爱宽容”,因此秦国在短短的十三年历史中,虽然能够快速占据整个中原地区,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和文化思想,但是由于秦朝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最后导致秦朝的早亡(图4)。

图4:秦兵马俑:秦始皇陵墓的地下守护者

和秦国相似的还有大蒙古国,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疆域面积,而这支令中原地区头痛久矣的“外患”,其实也和中原人一样同是炎黄子孙。自夏朝末代皇帝桀的后裔淳维逃到北方建立匈奴开始,这支彪悍的民族就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外患,后经几个世纪的消长融合演变为蒙古部族。这个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超级帝国和秦国一样推崇“法治”,成吉思汗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成吉思汗法典”,将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开,建立了一套有部落民主色彩的君主政体制度,这让蒙古帝国具有高度的集权统一,这种原则性和制度化也是“真”的体现,但是由于杀伐太多,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尤其元朝时期对待汉人不能包容,“善”和“忍”不够,失去了民心,终被明朝代替(图5)。


图5:蓝色区域为1248年蒙古帝国的版图

对于“善”中国自古就讲“积德成善”,做善事结善缘。老子把“善”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讲的“善”就像水一样,能够通利万物,而不与万物撞击。“真”在人中派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唐朝正是能把“上善若水”和“仁、义、礼、智、信”结合在一起的王朝,“真、善、忍”兼具。大家知道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顶峰,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正是推进唐朝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李唐家族有一半的胡人血统,因此对待各民族都很包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民族隔阂。唐太宗李世民对各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如果周边各民族不与唐朝对抗,则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反之,对于执意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会用武力解决。唐朝还采取了遣使招抚、恩威并施、和亲柔化等多种民族政策以安抚和稳定周边各个民族。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和亲柔化政策。唐朝立国289年,与吐蕃、吐谷浑、突厥、契丹、奚、回纥、于阗、宁远国和南诏九个少数民族政权和亲29 次。以前中原的“外患”们都成了唐朝的“亲家”,此举不但稳定了民族关系,还把中原的神传文化、思想、艺术及生产技术传播至当地。唐太宗宽阔仁爱的胸襟感化了周边民族,使万邦来朝,大唐文化广传四海,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因为唐朝兼具了“真、善、忍”,这就使唐朝将中华文明推上巍峨顶峰,成为最光耀夺目的华章(图6)。


 图6: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像

“忍”在中华五千年文化中被视为一种大智慧。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在五千年的历史中,神从各个角度塑造出关于“忍”的故事让人们理解其内涵。韩信和岳飞都是具有大忍之心的英雄,同时也兼具着“真”和“善”,因此他们可以为真理而放弃生命,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如果只是一味的逆来顺受就会软弱可欺,比如宋朝就表现得非常懦弱,耗费149年抵抗辽、金的骚扰,在一次次的巨额赔偿中最终亡国。我们发现只有“真、善、忍”三者兼顾才能带来长治久安。比如清朝正是因为能做到“真、善、忍”三者的兼顾,因此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才可以和四亿汉人共生共荣近三个世纪。他们靠的不仅是法治,更是对其他民族思想文化的包容,换来的是满汉文化大融合及中国近三个世纪的稳定。唐朝和清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但不同的是,清朝完全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在此之前还经历了蒙元时期的苛政统治,中原百姓极为排斥外族,清政府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局面,清军在入关之后,吸取了前朝蒙元的惨痛教训,积极调整了对待汉人的政策,尤其康熙大帝执政后大施仁政,实行了一系列“安民”和“惠民”的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特别是“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改革措施,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政策,这样大大缓解了百姓的负担,使清朝人口快速增长。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康熙大帝废除了八旗贵族们的“圈地运动”,实行“更田制”把明朝藩地交回给原来耕种的人民,这一举动不仅赢得了民心,使耕地面积剧增,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图7)。


图7:康熙御制耕织图彩绘本

康熙大帝的另一项伟大举措是修建了孔庙,亲自赐匾额“万世师表”(图8)。作为天子他曾三次对孔子像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还亲自祭拜孔墓,这些举动是向世人宣示:满族人也同样接受中原文化,并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这一举措立刻赢得了士大夫们的尊重,称赞康熙为“千古一帝”,换来的是纪晓岚、刘墉、李鸿章、曾国藩、林则徐、张之洞、左宗棠、胡雪岩等这些汉臣的忠心耿耿,他们鞠躬尽瘁为清朝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不正是大忍之心的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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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康熙大帝为孔庙御笔亲题匾额

雍正即位之后,提倡“因俗利导”;乾隆也认为应该要“从俗从宜”、“因俗习为治”。因此清廷在边疆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民族政策,比如尊重蒙古和西藏地区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特点,提倡信仰藏传佛教,此举获得了这两个地区民族的支持和拥护。在西南地区则主要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新疆回部推行“伯克制”,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等,都是根据当地的民族特点和社会现状采取的民族政策。清朝以包容换来了民族融合,因为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特性,得到的就是长安久治和繁荣昌盛(图9)。


 
图9:雍和宫供奉的未来佛——弥勒大佛造像

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写道:“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一切时,就能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人如此、国家亦然。神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运用各种方式诠释着“真、善、忍”的内涵。“找回传统路通天”(引自《再造》,李洪志),在这历史大戏的最后一幕,当宇宙大法在人间洪传之时,与其相反的“假、恶、斗”中共党文化也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文化的带动下,中华民族的融合史被篡改成民族斗争史,神传文化的光芒被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假说掩盖,传统的普世价值观被假大空、为私为我的价值观所替代。西来的幽灵“共产主义”切断了中华文明的根脉,马克思、恩格斯成了中国人的“祖宗”,在这种洗脑思想的带动下,天理无存、人伦丧失、骨肉相残、人人为近敌,人们在与天、地、人的斗争中逐渐失去了善念,使国家走向分裂的危险:江泽民撕毁康熙大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把中国的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拱手送给俄罗斯;暴力独裁引发的新疆和西藏问题,使之分离倾向越发严重;本来燿眼的东方明珠——香港,今日却在暴力独裁下摇摇欲坠……更可怕的是,“假、恶、斗”的文化随着利益的驱使被延申至全球,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国际纷争愈演愈烈,变异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这乱世之中,命运之门已经打开——选择“真、善、忍”,还是选择“假、恶、斗”,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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