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1月21日】
李义府（614——666年）寄居在蜀地的时候，袁天罡（唐代著名相术家）看到他，便大感惊奇，说：“这位少年郎君，将来的富贵，必定会达到臣僚的极限，但寿命却不长久。”因而留他在自己家里住下来，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说：“我这孩子有当七品官的命相，希望您照看、提拔他。”李义府答应下来，然后又问袁天罡：自己的寿命究竟有多少年？袁天纲回答说：“您五十二岁以后，就不是我能够预知的了。”
后来，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人，连续不断地向朝廷推荐李义府。唐太宗便召见了李义府，并要求他吟咏一首描写乌鸦的诗，李义府立即吟成，《咏乌》诗曰：
日里飏彩霞，
琴中半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乌鸦是不吉祥的鸟，所以不让它栖息）
诗的意思是：“乌鸦在朝阳下，浑身辉耀着云霞光彩，夜晚琴曲声里又可以听到《乌夜啼》。皇家上林苑囿中生长着这样茂密的树木，却不能借给一条树枝让它栖息。”
唐太宗非常赞赏李义府的这首诗，说：“我将把整株树借给你，又岂只是一根树枝呢！（唐太宗不嫌弃出身低贱，唯贤是用，由此可见其大度能容）于是，就由门下省典仪的小官，破格提拔李义府担任监察御史。以后，李义府的职位和寿命，都被袁天罡的预言说中了。
这则“咏乌拜官”佳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李世民对诗歌的嗜好和对诗人的奖掖。实实在在，李义府这首即兴咏乌诗，也写得颇不错。他借咏乌而抒怀，委婉含蓄地表白了自己希望获得升迁的心意。诗中的乌鸦，实际上喻指着李义府自己。“日里飚朝彩”，使人联想到李义府沐浴着大唐皇家的温暖阳光，因为在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阳。“琴中半夜啼”句，由《乌夜啼》的琴曲生发出来；而乌鸦的夜啼，也就说明李义府对自己的屈居下僚，有所感怀了。“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两句，是全诗的情感重心。“上林苑”本为秦汉时皇家苑囿，这里代指唐宫苑囿。两句诗紧密相连，意在言外。其内蕴的深意是：朝廷设有如此多的官位，却没有我李义府一席之地啊！如此诗意，唐太宗李世民一听便心领神会了。所以，他立即表态说：“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这样，李义府便由门下省典仪的小官，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了。
这种破格提拔，究竟对不对呢？是否过于偏重了诗才呢？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因为在唐太宗当面考核李义府的诗才之前，大臣李大亮、刘洎、马周等人，都曾—再举荐，太宗对李义府的道德、才能，已是很了解的，更何况这些情况，也并非通过一次谈话或面试就能完全掌握。同时，监察御史虽为中央御史台察院官员，权限不小，但品级也仅为正八品上，常作为低级官员的进身职位。对于日理万机的唐太宗来说，他是不可能为任命一位八品官员而去亲自调查一番的。这样，他就只有基本上相信大臣们的推荐意见了。当面试试诗才，只能是提供一个粗略印象而已。至于后来李义府在高宗朝由于谄媚武则天而爬上宰相高位，干了不少坏事，堕落成有名的奸臣，又因贪赃除名，流放而死，这就完全不是唐太宗的责任了。正如武则天在太宗妃嫔中，只不过是一名地位不高的“才人”，后来却在高宗朝成为“天后”，高宗逝世后，又当上了皇帝，如此的发展，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唐太宗，这位文武大圣皇帝，在唐代诗坛，实在具有奠基人的地位。明代胡震亨，曾赞扬他有“首辟吟源”的大贡献。太宗登基后，励精图治，有始有终，使大唐王朝政治清明，经济高涨，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这就为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这个基础建设上，唐太宗特别强调全国政通人和的政治思想局面的形成。他一登基就诏令全国：“有隋御宇(隋王朝统治天下)，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以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从此，唐代的官俗民风，为之一变，上下交融和畅的大团结局面，逐渐形成。从太宗开始，唐代帝王大都心胸较为开阔，对自己的皇位，也具有较强的自信心，不搞文字狱，也不勉强压抑人性的自由发展。即如李白那样“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傲狂，杜甫那样“纨祷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激愤，白居易那样“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直讽，都没有受到责罚。相反，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欣赏他们杰出的诗才。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无疑为唐诗题材内容的拓展和多种风格流派的形成，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同时，唐太宗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在日理“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揽文学之士，经常吟咏唱和。他还特别注重科举诗赋取士制度的完善。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李世民不禁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到我这里来了。”太宗又采取多种形式，延请“四方文学之士”，予以重奖，当时人称之为“登瀛州(神仙福地)”。这些措施，就使诗人们赢得了社会的荣誉和尊重。
在诗风上，唐太宗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齐梁的艳丽旧习，但也努力提倡诗风的“雅正”。《帝京篇序》中就主张“用咸英之曲(古乐名。相传《咸池》是黄帝的乐曲，《六英》是帝喾的乐曲““咸英之曲”即古雅纯正的诗歌)，变烂漫之音”。一次，太宗写了一首浮艳的宫体诗，要虞世南唱和。虞世南拒绝说：“圣上诗篇虽然写得工巧，体制却不雅正。上有所好，下必为甚。我担心这诗传出去，天下风靡仿效。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太宗说：“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的！”于是，赏赐给虞世南绢帛五十匹。虞世南逝世，太宗特意作了一首雅正的诗歌，叙说古代兴废存亡的历史教训，还叹息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复弹琴；我这首诗将给谁欣赏呢！”最后，他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着这首诗，到虞世南灵位前烧化了。这个故事不但说明唐太宗主张诗风雅正，而且也说明他勇于听取臣下的意见，不断端正自己的诗风。
唐太宗对诗歌的特殊爱好，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提倡诗歌、优待诗人的得力措施，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帝王们，影响着唐代诗歌的大普及、大繁荣。这也真是“上有所好，下必为甚”了。
（咏乌拜官事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