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鉴今:从“咏乌拜官”说到大唐诗盛之必然!

郑重


【正见网2016年01月21日】

李义府(614——666年)寄居在蜀地的时候,袁天罡(唐代著名相术家)看到他,便大感惊奇,说:“这位少年郎君,将来的富贵,必定会达到臣僚的极限,但寿命却不长久。”因而留他在自己家里住下来,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说:“我这孩子有当七品官的命相,希望您照看、提拔他。”李义府答应下来,然后又问袁天罡:自己的寿命究竟有多少年?袁天纲回答说:“您五十二岁以后,就不是我能够预知的了。”

后来,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人,连续不断地向朝廷推荐李义府。唐太宗便召见了李义府,并要求他吟咏一首描写乌鸦的诗,李义府立即吟成,《咏乌》诗曰:

日里飏彩霞,
琴中半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乌鸦是不吉祥的鸟,所以不让它栖息)

诗的意思是:“乌鸦在朝阳下,浑身辉耀着云霞光彩,夜晚琴曲声里又可以听到《乌夜啼》。皇家上林苑囿中生长着这样茂密的树木,却不能借给一条树枝让它栖息。”

唐太宗非常赞赏李义府的这首诗,说:“我将把整株树借给你,又岂只是一根树枝呢!(唐太宗不嫌弃出身低贱,唯贤是用,由此可见其大度能容)于是,就由门下省典仪的小官,破格提拔李义府担任监察御史。以后,李义府的职位和寿命,都被袁天罡的预言说中了。

这则“咏乌拜官”佳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李世民对诗歌的嗜好和对诗人的奖掖。实实在在,李义府这首即兴咏乌诗,也写得颇不错。他借咏乌而抒怀,委婉含蓄地表白了自己希望获得升迁的心意。诗中的乌鸦,实际上喻指着李义府自己。“日里飚朝彩”,使人联想到李义府沐浴着大唐皇家的温暖阳光,因为在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阳。“琴中半夜啼”句,由《乌夜啼》的琴曲生发出来;而乌鸦的夜啼,也就说明李义府对自己的屈居下僚,有所感怀了。“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两句,是全诗的情感重心。“上林苑”本为秦汉时皇家苑囿,这里代指唐宫苑囿。两句诗紧密相连,意在言外。其内蕴的深意是:朝廷设有如此多的官位,却没有我李义府一席之地啊!如此诗意,唐太宗李世民一听便心领神会了。所以,他立即表态说:“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这样,李义府便由门下省典仪的小官,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了。

这种破格提拔,究竟对不对呢?是否过于偏重了诗才呢?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因为在唐太宗当面考核李义府的诗才之前,大臣李大亮、刘洎、马周等人,都曾—再举荐,太宗对李义府的道德、才能,已是很了解的,更何况这些情况,也并非通过一次谈话或面试就能完全掌握。同时,监察御史虽为中央御史台察院官员,权限不小,但品级也仅为正八品上,常作为低级官员的进身职位。对于日理万机的唐太宗来说,他是不可能为任命一位八品官员而去亲自调查一番的。这样,他就只有基本上相信大臣们的推荐意见了。当面试试诗才,只能是提供一个粗略印象而已。至于后来李义府在高宗朝由于谄媚武则天而爬上宰相高位,干了不少坏事,堕落成有名的奸臣,又因贪赃除名,流放而死,这就完全不是唐太宗的责任了。正如武则天在太宗妃嫔中,只不过是一名地位不高的“才人”,后来却在高宗朝成为“天后”,高宗逝世后,又当上了皇帝,如此的发展,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唐太宗,这位文武大圣皇帝,在唐代诗坛,实在具有奠基人的地位。明代胡震亨,曾赞扬他有“首辟吟源”的大贡献。太宗登基后,励精图治,有始有终,使大唐王朝政治清明,经济高涨,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这就为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这个基础建设上,唐太宗特别强调全国政通人和的政治思想局面的形成。他一登基就诏令全国:“有隋御宇(隋王朝统治天下),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以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从此,唐代的官俗民风,为之一变,上下交融和畅的大团结局面,逐渐形成。从太宗开始,唐代帝王大都心胸较为开阔,对自己的皇位,也具有较强的自信心,不搞文字狱,也不勉强压抑人性的自由发展。即如李白那样“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傲狂,杜甫那样“纨祷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激愤,白居易那样“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直讽,都没有受到责罚。相反,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欣赏他们杰出的诗才。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无疑为唐诗题材内容的拓展和多种风格流派的形成,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同时,唐太宗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在日理“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揽文学之士,经常吟咏唱和。他还特别注重科举诗赋取士制度的完善。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李世民不禁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到我这里来了。”太宗又采取多种形式,延请“四方文学之士”,予以重奖,当时人称之为“登瀛州(神仙福地)”。这些措施,就使诗人们赢得了社会的荣誉和尊重。

在诗风上,唐太宗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齐梁的艳丽旧习,但也努力提倡诗风的“雅正”。《帝京篇序》中就主张“用咸英之曲(古乐名。相传《咸池》是黄帝的乐曲,《六英》是帝喾的乐曲““咸英之曲”即古雅纯正的诗歌),变烂漫之音”。一次,太宗写了一首浮艳的宫体诗,要虞世南唱和。虞世南拒绝说:“圣上诗篇虽然写得工巧,体制却不雅正。上有所好,下必为甚。我担心这诗传出去,天下风靡仿效。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太宗说:“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的!”于是,赏赐给虞世南绢帛五十匹。虞世南逝世,太宗特意作了一首雅正的诗歌,叙说古代兴废存亡的历史教训,还叹息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复弹琴;我这首诗将给谁欣赏呢!”最后,他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着这首诗,到虞世南灵位前烧化了。这个故事不但说明唐太宗主张诗风雅正,而且也说明他勇于听取臣下的意见,不断端正自己的诗风。

唐太宗对诗歌的特殊爱好,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提倡诗歌、优待诗人的得力措施,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帝王们,影响着唐代诗歌的大普及、大繁荣。这也真是“上有所好,下必为甚”了。

(咏乌拜官事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七)

添加新评论

今日头版

人物

神传文化网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