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二章）： 《进化论》对人类文明造成的一些恶性后果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第六节《进化论》对人类文明造成的一些恶性后果

前言

本章讨论的主题，关于《进化论还是智能论》的思想基点问题，我们在前面诸多小节中，我们主要是从认知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系统与结构”的角度，为大家剖析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荒谬之处，也就是为大家揭示为什么《进化论》无法成立的逻辑。本章在全书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做是本人要逻辑“后立”之前“先破”的部分。

其实，许多《进化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是采用了一种既不尊重“事实证据”也不遵守或根本无知于“实证科学”逻辑方法论的茫然态度，盲目的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将《进化论》捧为一种无需证明的所谓“科学信仰”或者人云亦云的思想追随。最终把进化当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全书这种所谓的“科学信仰”或思维习惯与真正“信仰的逻辑”也是根本相违背的。我们讲，“科学不是信仰而是一种方法”。因此即便是《进化论》退守“信仰”的最后阵地，全书也是无路可逃的。

那么《进化论》到底又是靠什么可以煽动那么多的追随者而盲目跟风呢？或许最后我们只能归结为一种“流氓逻辑”了。所谓的“流氓逻辑”也就是一种完全不需要讲理的逻辑——也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那种逻辑。其实这种“流氓逻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那个时代认知的争论。Might is Right（强权即真理）其实就是“流氓逻辑”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这种“流氓逻辑”或者“强盗逻辑”一直以来都被心地肮脏的政客们所推崇。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幸好还有伟大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把这个“强盗逻辑”彻底的给颠覆了过来——Right is Might（正义就是力量）。其实林肯总统也可以算是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物，当西方近代列强时代正“疯起”的时候，伟大的林肯总统却能够提出“正义就是力量”这样的概念，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面对百多年来的列强凌辱，然而中国人改变得最多的却是对于“暴力革命”以及“流氓逻辑”的推崇，甚至还把《厚黑学》翻出来而大行其道。

那么通过“流氓逻辑”强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到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恶果呢？这就是本小节我们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其实《进化论》给人类造成的恶果，大家早都已经身有感触了，大家都已经有切肤之痛了，比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列举的“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以及万千中国老人摔倒了没有人敢去扶一下的这些情况，其实直接或间接的都是《进化论》思想给造成的，已经丧失了人类同情弱者的美德，剩下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也就是说，《进化论》尽管是垃圾，可是近100多年以来，还是被人类社会广泛而莫名其妙的接受了，或者说《进化论》在人类社会之中至今还是大面积横行着。因此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谬误，特别是让人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进化论》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就象防治艾滋病一样，人们都应该先知道它的危害在哪里，应该知道哪些危险的地方是不应该去的，哪些危险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先把《进化论》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与恶果清清楚楚的给大家归纳一下。就是这么个道理。当然本人的归纳可能会挂一漏万，那么就算给大家来一个抛砖引玉吧、希望有心的读者日后可以帮助做进一步的补充。

其实本小节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在本文的第一章《引子》的第六节关于“思维基点与思维逻辑对思维结果的影响”之中，已经给大家做过不少的相关分析。只不过那些分析当时主要是针对“实证科学”物质化的“思维基点”与“实证科学”狭义的“方法论”而言，并没有特别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论述。然而那些分析与结论对于《进化论》而言，其实也是可以适用的，只不过《进化论》属于是一种更为极端的物质思维而已。

由于在第一章第六节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给系统的大家介绍认知系统三组成部分的相关内容，因为关于系统认知三组成部分的内容，本人记得那是我们在第一章《引子》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七节的阐述中才开始给大家引入的，进而逐步在《进化论还是智能论》的本章之中才系统的为大家使用。所以，在接下来的本小节中，我们仍然依据认知系统三组成部分的这个分析框架，针对《进化论》给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各种恶性后果，为大家展开相关的分析与论证。那么还请读者们能够耐心的关注一下以下的这些内容，毕竟本章的篇幅超过了10万字。

一、对于人类思维原点所造成的恶果

首先让我们先从“思想基点”的部分（#3部分）这一方面来看一看《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就是关于《进化论》一旦在“思想基点”上否定了“上帝造人”的《创世论》之后会给人类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关于“思想与思维的区别”这个问题。某一个思想可以任意的天马行空、无拘无束。那是“思想”自由的本性使然。然而“思维”则属于一种已经被“结构化”了的思想。这种“结构化”思维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就是思维体系必须具有思维的“参照系”，而且还必须这个“参照系”还必须具有的思维的“原点”，否则一个“思想体系”如果缺失了可以生长的“原点”的话，也就等于失去了这个思想体系生长的“根”，也就彻底失去了“生的机制”，就只有走向“死亡”。

“思想基点”在人类认知体系中实际上就是起着一种生长“原点”的作用。这个“原点”的位置确定整个思维参照系的位置。比如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或者360旋转的角坐标系，或者三维的解析坐标系，再或者是球面坐标系，这些坐标系所建立的事物衡量体系都叫做“参照系”。而任何一个事物“参照系”都离不开所谓的“原点”。“原点”设在哪里，“坐标系”或者“参照系”就会建在哪里。比如决策学所关注的战略性决策实际上首先就是关于“决策原点”的问题。“原点”确定大的方向走向。又比如在营销学上，确立“原点”的工作叫做“定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其实“实证科学”专注的是小尺度规律，所以关于“大”尺度的规律、关于“大的方向”的问题，那是“实证科学”所不擅长的。所以任何使用所谓的“科学”方法，一旦涉及“大”的问题，那就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大”与“小”其实首先并不是数量的问题。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给大家阐述过，“大小”其实那是一种结构与机理变化的问题，涉及到不同层级的原理与机制之间的转化问题。然而从小尺度规律向大尺度的简单线性延伸，这属于思维“跨界”的问题，那一定会出现致命的问题。讲到这里，不妨先让大家先放松一下，给大家先讲一个小笑话。有一部《西游记》的动画片，第一集叫做“猴子出世”，就是美猴王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那段故事。小孩子们一般总是分不清“出世”与“出事”有什么不同，所以一看到《西游记》的这一集就吵吵说“猴子出事儿了”、“猴子出事儿了”。因此本人对“猴子出事儿了”这句话印象特别的深刻。达尔文把猴子认成是人类的祖先，把人类的“出世”源于猴子，源于“猴子出世”，那么也许“猴子就真的出事儿了”。

那么“猴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这就与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参照系”的“原点”作用有关。对于《有神论》而言，信仰上帝或者信仰神佛那是思维的“原点”。如果上帝、神佛作为宇宙的“原点”，那就人类的思维就属于一种高层级的“思维参考系”——以上帝作为人类的思维“原点”。因为上帝或神佛是高于人类的智能存在，所以承认上帝的存在就属于一种高级的“思维参考系”。然而对于《无神论》的《进化论》而言，那么思维的“原点”不再是上帝，取而代之是一种物质自然力，甚至更形象的说，代之以“动物”或者“猴子”。于是“猴子”就成了人类的“起点”或者“原点”。显然猴子是比人类更为低等的动物，所以《进化论》的“动物参照系”就是一种相当低级别的“思维参照系”。在这里我们先不对“高级思维参照系”或者“低级思维参照系”进行好坏善恶等价值观方面的判断。我们这里就先讨论“思维参照系”不同的“原点”方向对于人类思维、认知或者行为的一种隐性的影响。

孔子讲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这个道理。如果人类能够以上帝为人生追求的高目标（“天理”为“其上”也），那么也许人生升华的努力就会使人生的意义变得好一些、高尚一些（“人理”为“其中”也）；那么如果人类以动物的生存性做为一种比较目标、作为参照系（“物质之理”乃是地球上自然界的“物理”、“地理”也，为“其下”也），那么人生一世只能是“无所得矣”，人性尽失也，最后就只能够剩下一具物质的躯壳。那么小悦悦事件、彭宇事件的发生，大家就不必再做任何感叹之状了。那是以动物性目标引导人类道德沦丧的必然后果。道德沦丧，缺乏高层次道德要求对于人类行为的约束，这就是《进化论》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最大恶果。人类被改变了比较的目标，被改变了“人生参照系”。

当一个人能够确立人生高目标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不断的朝着既定高目标努力。人类如果把自己的人生与高目标或高层级的“思维原点”联系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与宇宙中的神佛进行比较的时候，人类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处在宇宙中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因此人生才会更加努力，才会希望自己生命也能够跳出人类的框框，升华成为宇宙尺度或更高层级生命的存在。也就是，唯有上看、仰望者才能够知不足、知渺小。这就是“参考系”与“参考系原点”的作用。

那么信仰是什么？从字面上讲，所谓的信仰信仰，那就是需要仰视向上的一种信念。信仰属于一种“仰视”的思维，“信而仰视”即为“信仰”，需要抬头向上看。因为信仰的“原点”目标在人类的上方，在更高之处。也唯有想往高处看，人类才能知不足，人类才会去攀登。

然而《进化论》是让人向下看，劝人不要再与神进行联系了，不要再以上帝做参照了，直接与动物比较就好，与猴子比较就好。如果这样与“动物参照系”进行比较，那么越比较，人类就越觉着自己伟大，越比较就越觉得能够很满足。所谓知足者常乐，人类当然也就可以不思进取了。就象后主阿斗一样可以“乐不思蜀”了。因此《进化论》是一种向下看的方式。不需要再仰视了，老抬着头往上看多累呀！而且向上看之后，还必须向高目标不懈的攀登。那多苦多累呀！因此如果能够向下看，似乎比较好，比较清闲，而且越向下比较，人类就越可以心满意足，认为人类已经“进化”到了生命的最顶峰形式了，宇宙中似乎已经没有超越人类的存在了，人类已经就是宇宙的唯一了。比如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绝对不会承认“外星人”的存在，因为一旦承认了“外星人”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人类并非宇宙中的唯一，一定还有超越人类智慧的存在。而且更让人类害怕的是，如果有“外星人”存在，而且“外星人”还来到了地球，人类还无法探知，那么人类还能够象与猴子进行比较那么轻松自在吗？人类恐怕得变得疯掉了！原有的优越感顿时荡然无存。

其实把人类自己假设为“最高的宇宙存在”的这种自我陶醉思维与西方世界在19世纪上半叶所完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给人类所带来的表面物质财富的空前繁荣不无关系。其实物质文明的作用就是用物质欲望的动力来代替人生对于精神高目标的追求，用打开“潘多拉魔盒”所释放出来的物质欲望代替人类原本对于上帝的精神信仰。

向下看，向下比较，向下寻找“参照系”。大家看它们动物比我们人类的水平低得太多了，它们总是追不上我们人类。动物确实是永远追不上人类的，因为《进化论》所假设的那种“进化”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动物们可怎么追赶呀！动物确实是永远都追不上人类的。因此人类当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了，也当然就可以乐不思蜀、不求进取了。

这就是《进化论》给人类整体思维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更换了人类思维“原点”的问题，因此也更换了人类整个的“思维参照系”。这种更换进一步加剧了人类思维方向彻底的迷失。人类迷失了生存的目标，因此人类从此也就没有必要再搞清那个人生三大基本问题了。

1、我到底是谁？

2、我到底从哪里来？

3、我到底要去哪里？

关于《进化论》导致“实证科学”迷失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阴阳原理”方面的论述。相关的论述或许我们会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关于“文明阴阳论”中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论证。这里只是概要的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知道，在西方文明中，“信仰上帝”与“实证科学”其实是一种互补关系（作者注：当然所谓的“科学信仰”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信仰”）。而且“信仰”与“科学”还呈现出一种在尺度方面与层次方面的互补关系，不是数量方面的互补意义。因为“实证科学”擅长的是小尺度规律，容易迷失大的方向。然而“信仰”在西方文明中实际上就是帮助把握大方向的，以避免人类文明走入迷失。因此《进化论》的最大罪过就是掰掉了避免“实证科学”使人类迷失方向的方向舵，使“实证科学”引导人类迷失方向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需要给大家说明的一点。“信仰”往往被人们称为“宗教”。其实两种不能够等同，因为“信仰”不一定非得入教，“宗教”是一形式，也就是“信仰”不一定非得采用“宗教”的形式。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这个“入教”并不是针对个人而言，而是指“信仰”的整体是否采用一种“宗教”形式的意义。其实任何形式都具有收敛性，具有一种约束力，因此“宗教”具有加固“信仰”的意义。但是如果“信仰”者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未必需要借助“宗教”的形式。

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人类迷失了。《进化论》使人类真真正正的迷失了！使人类彻彻底底的迷失了！人类真正的沦为了“迷失的羔羊”，而不是沦为“下了树的猴子”。《进化论》使人类迷失了本性，或者说《进化论》掏空了人类的本性，代之以动物性、物质性的填充，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魔鬼性的填充。

其实“实证主义”或者所谓的“理性主义”开启的是一种“物质性”文明，然而“实证科学”的二分法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分开“管辖”而已。然而达尔文主义只是以一种“动物性”思维，仅仅承接了二分法的“物质性”的一面，但同时却否定上帝《神创论》的二分法非物质领域另一面的存在，其实在本质上属于是对于二分法根本的颠覆。那么后来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则彻底把“动物性”演化为一种“魔鬼性”的思维方式，把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演化为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马克思成魔之路》那篇文章。其实把“科学”与“上帝”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根本不符合二分法的初始假设。在这方面，把人类认知引入歧途，达尔文的《进化论》负有绝对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真正与“上帝”对立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科学”，而是“撒旦”。，马克思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撒旦教”的教徒。马克思打着“唯物主义”旗号其实只不过是作为“反基督”、“反上帝”的一个幌子而已。因此真正的“科学”并不是反“上帝”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确确实实是“反上帝”的，《进化论》颠覆了人类思维的原点，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参考系。达尔文这种以动物为低向目标“参照系”的《进化论》，最终促成了比动物层级还要低许多的“魔鬼性”马克思主义的出笼，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孔夫子“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逻辑吧！或者这就是“唯物主义者们”所谓的发展，从中性“物质”到兽性“动物”，再到魔性“撒旦”。这种所谓的“发展”似乎并非是“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而是从“低级到更低级”的堕落。

其实“偷换概念”是一切“诡辩术”的共同伎俩。“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就是被“唯物主义者们”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给偷换的，因此“物质”成了“替罪羊”，所以研究物质的“实证科学”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傍大款”。然而在从“物质逻辑”通往“魔性逻辑”的道路上，达尔文的“动物逻辑”毕竟是功不可没，充当了“撒旦”的幌子，其实也就是一个傀儡或者木偶而已。

如果，我们说是如果，如果《进化论》真的误导人类思维建立在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参照系”的话，那么我们先姑且不论《进化论》在价值观方面的功过与对错，《进化论》会极大的影响我们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甚至对于我们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结论以及相关的认知思维模式。

如果人类思维一旦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原点”之上，一旦“思想参考系”被放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那么无论人类思维或行为如何能力，恐怕都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并鞭策人类物质文明在错误的方向上迅猛的奔跑。因此在“物果”方面给人类所带来的危害那可就大了去了，也就是人类文明整个的机会成本那就大了去了。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终极终点的问题，影响到人类文明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的“判词”结果。

套用《战略学》上关于战略与战术关系的一句话：“在错误的战略方向上的任何成功的战斗，都只能使战略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且越是成功的战斗越是如此”。显然“实证科学”整体上属于一种“术”的层面、“用”的层面，“实证科学”的本质是“术用”，也就是“天地人”的“地之理”的层面，也就是军事理论中所说的“战斗”层面。

“实证科学”所擅长的就是短线“效率”，而大尺度规律、大的方向问题则是“实证科学”所不擅长的。其实“战略”在思想本质属于人类行为方面的一种大尺度问题，是关于方向与定位的。然而“实证科学”不擅长方向，因此在大方向方面往往容易迷失。其实所有注重细节的方法都是如此，都容易在大的方面迷失。因为在精力有限性规律制约的一定层次中，擅小者，不擅大；擅大者，未必擅长小。就象我们讨论过的“广”与“专”的关系一样，“专而不广，广而不专”，那么有一长则必有一短。

其实在战术方面所谓的“扬长避短”与战略方面的“趋利避害”，在本质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长与短”、“利与害”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二分法的思维，然而东方佛家的“善恶同在”与兵家的“杂于利害”的思想，其实才是更本质的“不可分”的事物规律。这种关于“同在”与“相杂”思想中的“善恶”与“利害”，其实并不是站在“二分法”的“可分”的逻辑思想上，而是站在一种“合一论”的“不可分”的思维逻辑之上。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人在阐述关于人类文明使命发展的因果脉络的时候，本人会重点阐述“多维度因果关系”的“不可分”原理机制。这对于理解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先会如何”以及“后又会如何”的使命安排意义重大。这实际上是一种“多维度因果关系”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不可分”逻辑。

在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讲解的就是，西方近代文明作为一种在“术用”方面开发出来的文明，本质上属于一种“效率文明”。其实所谓的经济、规模经济、投入产出等等，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效率范畴。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先生也抓住了西方文明这个关于“效率”的本质。因为“效率”与“物质性”是紧密关联的，特别是与刚性物质的物质属性密切相关。在某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看待“物质”与“精神”的不同属性，那就是，“精神”生发，主“成长”；“物质”收敛，主“耗灭”。因为“物质”之用必有所“耗”的属性，所以物质文明就必须强调物质“效率”，以减小物质的“消耗”。相比之下，东方文明讲求的是“久”——持久。

西方文明也着实高效，用过去200、300年的时间，美其名曰，创造出了超越人类社会过去2000、3000年的物质文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其名曰而已，一副“溢美之词”，歌功颂德而已，说起来好听。那么物质文明这个硬币另一面的事实到底又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只用了过去200、300年的时间却消耗了本应该支撑人类文明2000、3000年的地球资源。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嘛。这叫做“寅吃卯粮”，物质文明把应该属于人类子孙的资源都已经提前消耗掉了，现代文明不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吗？整个一个败家子的样子。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可见这种物质“争”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不仅仅与竞争者争资源的程度，都已经演化到了与自己子孙争夺资源的程度了，而且还是在“子孙竞争者们”不在场情况下的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竞争。当然在深层次上，也有人类文明使命的必然原因。

其实上面的这段论述——关于西方的效率文明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到底是物质创造的“丰功伟绩”呢？还是让地球资源耗尽的“斑斑劣迹”呢？这完全取决于大家如何去看待问题，完全取决于大家看问题的思维“原点”摆放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基于《进化论》的思维“原点”，大家可能会把“物质成就”完全看做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是基于《神创论》的思维“基点”上看，那么“物质成就”这件事情可能又会被认为是一件彻彻底底埋没人类本性的坏事。这就是我们讲的思维“基点”在认知体系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基点”决定人们思维的方向或取向问题——也就是决定关于思维逻辑向哪个方向展开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会在下一个小标题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已经知道，“实证科学”其实并不擅长大尺度的问题，也就是不擅长方向性的问题，所以“实证科学”容易迷失方向。但是好在我们讲，在西方文明中，“实证科学”并不排斥《有神论》，并不排斥上帝《创世论》的意义。所以在关于人类文明的方向方面，在西方文明世界中，“信仰上帝”实际上就是帮助“实证科学”解决方向迷失的问题，因此《科学论》与《上帝论》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互相对立冲突的。《上帝论》关注大尺度、关注方向性、关注人精神层面的问题；《科学论》关注小尺度、关注细节、关注人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就象人们日常weekdays去工作，weekends进教堂一样，其实《科学论》与《上帝论》应该是很一种和谐的关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进化论》对于西方文明的破坏作用，就是破坏了这种和谐，因为《进化论》试图搬掉决定西方文明走向的“方向舵”，从而使西方文明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进化论》之后在世界上所出现的祸乱人类的红魔乱世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上帝不在的时候，接下来不是什么“物质性”、“唯物性”的成就，而是“魔鬼性”、“地狱性”的破坏。也就是当上帝转身之后，真正到来的却是撒旦，“唯物性”只是“魔性”的一种掩盖形式而已，一个幌子。这就是《进化论》误导人类迷失“思想原点”方向之后所造成的最最严重的后果——丢失了“神性”的人类于是被“魔性”附体。

二、对人类分析逻辑造成的后果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从“分析逻辑”的方面，看一看《进化论》在搅乱人类思维模式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大家注意，我们这里讲的是“思维模式”，也就是“分析逻辑”，而不是“思想基点”。“分析逻辑”属于是认知体系的#2部分，而“思想基点”则属于认知体系的#3部分。

其实《进化论》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有待证明的“假说”而已，但是许多“进化论者们”却把这种无法被证明的“进化”当成了一种日常思考问题的“逻辑”或者思维习惯。

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所引用的曹凯先生的文章，在对《进化论》的批判论述中就多处指出这样的问题——比如循环论证的问题：一方面《进化论》讲生物是因为“进化”而来的，所以生物就应该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是因为生物如何如何了，所以生物就是“进化”来的。一个原本是有待事实证明的“假说”，反过来却成了判别其它事物正确与否的“真理”。《进化论》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确实让人搞不懂到底谁才应该是自变量x，谁又应该是因变量y，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可以被先行固定住的变量。

在上述第一方面的论证中——因为生物是“进化”来的，所以生物就应该如何如何，似乎生物的表现应该是y，是由进化因素x所决定的；在第二方面——因为生物是如何如何的，所以生物就是“进化”来的，似乎进化又成了被决定的y，生物的表现又成了先行的x。

于是变来变去，“进化”既是x又是y，或者既不是x也不是y，最后“进化”反而被进化论者们推崇成了f，也就是把“进化”变成了一种推理逻辑——一种可以随意颠过来倒过去的思考逻辑——这就是所谓的“流氓逻辑”或者“强盗逻辑”的本质——尽管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无论我怎么说都是对的，我想这么说我就怎么说，我想那么说我就那么说。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逻辑。于是这种“流氓逻辑”被美其名曰“辩证逻辑”——其实就是一种不用讲道理的新逻辑，一种可以肆意变化的逻辑。记得《九评》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结论性的引用到这里——所谓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显然《进化论》非常符合这种“谎言的逻辑”。

可见《进化论》在分析逻辑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颠倒因果，而且不只是一次性的颠倒——是一种先颠过来再倒过去的“颠倒逻辑”。《进化论》可谓是开创了一个“泛科学论”的先河，为那些不懂装懂的科学痞子们树立起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一个不符合证据与逻辑的“假说”却被一些人奉为“思想原点”和判断事物因果性的标准——“颠倒逻辑”——所谓的“进化”逻辑。于是“进化”是否存在？似乎并不重要，也不再被人们所关注，进而“进化”本身反而成了判断其它事物对错的标准。就象在公堂上被审讯的罪犯，一瞬间成了法官一样，请诸位设想一下，结果将会是如何呢？那一定是作奸犯科的犯人全都被放了，法官都被投入了牢房。黑白完全被颠倒。这就是《进化论》的逻辑——一种可以颠倒黑白的逻辑。这种“颠倒黑白的逻辑”就是《进化论》的“流氓逻辑”或者“强盗逻辑”。这是必然结果。

其实，连接“认知思想”（#3）与“客体世界”（#1）之间的“逻辑关系”（#2），既反映了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认知逻辑），也反映客体事物所存在的一种内部机制（事物逻辑）。数学上的函数关系f所起的作用其实就只是客体事物之间的抽象逻辑。但是无论怎么说，逻辑在本质反映的就是一种相互关系。然而无论是人类的认知思维，还是事物的内部机制，所具有的其实都是一种“内部”属性。而西方“实证科学”所擅长的是一种事物的外部表象，因为《西学》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外学》。《外学》并没有能够找到事物真正内机的本领，所以《西学》特别是西方的“实证科学”就只能够走一种“黑箱机制”或者所谓“仿真学”的道路。《西学》作为一种《外学》是不入内的。西方“实证科学”（西学）所谓的“客观”或“旁观”都是借用了人的一双《外眼》而已，也就是我们人类五官表面的这双肉眼睛，或者将《外眼》延伸开来所借助的一系列外部技术手段、技术仪器等，比如望远镜、显微镜等。这就是“实证科学”所使用的《外眼》。这是一般人群所能够知道的。

然而还有大家所不知道的，那就是研究事物的内部机制需要一种《内眼》。事物的内部机制也就是所谓的《内机》。研究事物《内机》其实属于一种《内学》，而且要研究《内学》就必须借助一种《内眼》。这些对于西方的“实证科学”而言，或者对于思维已经完全被“西化”了的人们而言，这些关于《内学》的机理大家可能完全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西学》属于《外学》嘛，《外学》所擅长的就是《外象》——物质表现，而非《内机》也。《西学》有这样一个非常错误的趋势，也就是《西学》的一种延伸式错误，那就是，《西学》也妄图研究事物的《内机》。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因为一切能够被《外眼》所看到的事物那绝不是事物的《内机》。《内机》唯有《内眼》看。其实即便是《外眼》想去看看《内机》到底什么样，其实也根本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内机》对于《外眼》而言属于一种“黑箱”。《外学》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才能够照亮“黑箱”，根本就不知道事物《内机》的《内光源》是什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内光源》？因此《西学》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如何看清事物的《内机》问题。

其实《内机》、《内学》、《内眼》、《内光源》与我们前一节中所提到的“右脑功能”（实为《内脑》）是连贯在一起的。东方修炼文化为什么讲“向内修”呢？其实与此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黄帝内经》吧？为什么叫《内经》呢？《内径》实乃《内学》也。其实这里一系列的《内》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西学不擅长于《内》，只是关注于《外》。其实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使命使然，因此人们也不必去苛求与责难《西学》。但是话也说回来，《西学》妄想研究事物的《内机》其实已经属于一种“不务正业”了。

然而所谓“进化的逻辑”实际上往往又被看做一种事物“发展的逻辑”。然而事物真正发展的动因（动力因素）应该源于事物的《内机》而不是外部，然而《进化论》却以事物外部竞争性、生理需求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这就是将“实证科学”的外部性逻辑从小尺度领域向大尺度的所谓“发展”，其实就是一种线性数量逻辑的延伸而已。然而这种从“进化”向“发展”的物质性延伸，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逻辑保证，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越界”的“泛科学”举动而已。

其实一切“发展问题”，无论是人类的发展，还是物种的发展、地球的发展、银河系的发展乃至宇宙的发展，这些“发展问题”因为涉及到事物的《内机》，因此“发展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属于《西学》所研究的问题，而且《西学》也没有这个研究能力。在西方文明之中，一切声称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都只不过是一种狂徒的徒劳而已。本人的这个论断或许只有站在《宇宙智能论》的角度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因为人类科技是如何发展、人类某种文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其实这些都是有高层宇宙意识安排的表现。人类的某种文明，如果神佛没有给你这个文明安排那样的使命，当然也就不会赋予你这个文明那种能力。就是这么个道理。如果做使命没有安排的事，也就是做不应该做的事，实际上就是在公然挑战使命，挑战宇宙的意志。那么无论在人类看来做的如何成功，其实在更高级的宇宙意志来看，也只能够算作是一种“罪”而不是“功”。因为《进化论》连上帝的存在都敢于否定，那么达尔文公然挑战文明的使命，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如果达尔文不去这样挑战，那可能才叫做奇怪呢！

达尔文这种以外部动因作为事物发展推手的思维，实际上只是一种凡事都外求的逻辑，这也是由物质排它竞争性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一种物质资源思维的体现。当今中国企业的资源发展导向、价格战发展模式也是得益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外部条件决定生存，于是外部“生存权”就代替了“正义性”，就成了唯物生命的追逐目标。于是就有了“外部生存空间”的这个概念，于是为了追求“外部生存空间”就爆发了20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这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西方文明确实是一种“效率文明”，连杀起人来也都要讲求高效率。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类生命的消失，都只不过是一种数字而已，着实符合“效率文明”、“量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三、对人类行为方式造成的后果

关于《进化论》对于人类行为方式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在这些方面的恶果相对而言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恶果属于事件性的、结果性的、具象性，是事物比较表层的表现，是显性的，是凡《外眼》都可以看得见。因此无论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大家一般都知道或者能够意识得到这些恶果。其实不仅仅是意识到的问题，当今的人类其实都生活在这个已经被《进化论》所毒害、所塑造的的现实社会之中了。其实“人类行为”实际上属于一种思想的“果”，但是大家未必能够把“行为之果”清醒的与《进化论》这个“因”联系到一起，或者大家很少会从一种因果关系上考虑象“小悦悦事件”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相互关系问题。那么就让本人从《进化论》与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方面为大家梳理归纳一下。然而关于前面两方面的后果，也就是《进化论》在人类“思维基点”方面与“分析逻辑”方面给人类所造成的后果，那是可能是一般人们很不容易察觉到，是隐性恶果，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放在前面给大家先讲出来，以便先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

那么接下来首先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人类“动物性”的行为方式问题，也就是《进化论》造就了今日人类的道德沦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就特别的突出。另外，因为东方文明具有一种“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形成阶段不可或缺，是促成人类文明形成所必须的。但是到了所谓的“末法时期”，东方文明的“放大效应”对于一些负性因素也同样能够起到一种“放大效果”。所以当中国国门打开以后，西方文明一些好的东西中国人不学，比如对于上帝的信仰，而西方文明中负面的事物中国人都学会了，而且还被放大了。人们往往会感叹，人家西方有的今天我们有了，人家西方没有的我们今天也有了，西方世界中原本没有的那些坏事在中国生长的更茁壮。这就是人类文明在“末期”阶段由负性要素或者因素的负性效应所主导的一种表现。

道德沦丧这一点在当今人类社会行为事实方面的表现那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信仰”缺乏的中国大陆，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小悦悦事件”、“彭宇事件”等等都是很好的说明，还有“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其实如果按照佛家“六道轮回”的思想约束人类的行为，那么这些“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还有现在社会上的什么黄赌毒黑、性解放、同性恋、艾滋病村等等现象，其实都与《进化论》所鼓吹的人类源于“动物性”的观念有关。然而非常滑稽的事实是，中共社会评比出来的所谓“五好家庭”绝大多数都是佛教信众家庭或者基督教信徒家庭。根本与“主义”无关。

当人类精神上的“神性”被《进化论》抽空之后，人类所能够剩下的就只有一具 “动物性”肉体的空皮囊而已。于是人类真正的成了一种行屍走肉。因为“动物性”的行为方式就不再需要任何的道德约束了，于是人类行为的“正义”字眼没有了，就“贫穷”的只剩下“唯物质利益主义”了——小到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中到团体利益、企业利益，大到冠冕堂皇的所谓政党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国际联盟的利益、或者声称全人类的利益等等。无论是什么“利益”，无论这些“利益”多么的冠冕堂皇，无论是保护“私有制”所谓的正当个人利益，还是打着什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旗号的利益，其实只不过都是一种物质性的“利益思维”而已，都没有跨出“利益思维”。“科学”是关注规律的“物质性”，发展到《进化论》就成了关注动物的“生存性”，最后到了今日的人类这里，那么就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性”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观。

其实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时遇到的就是关于“利益”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何以利吾身”的这个问题。“入世之人”几千年以来也是没有走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这个圈子。难道人类除了“利益”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追求了吗？！难道人类就真的如此的甘心沦为“唯利是图”的“动物”吗？！面对这样一个人类现实，我们真的很汗颜。人类越来越迷失，人类文明越来越被物质所淹没，因此人类也就越来越忘记自己的本性，忘记自己的初衷，忘记自己的使命，也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谁，忘记了哪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也就忘记了自己到底要到那里去的这个根本问题。

当人生的意义退化成为了一种“动物性”的“生存性”以后，那么人类行为就只能是一种短线的行为方式，因为长线因果已经被斩断。其实“六道轮回”就属于一种生命的长线因果。那么人们就会把这种这种短线行为当成“实在的”与“现实的”的行为方式。说人类只是活在当下，可以不对其它负责。然而真的是你自己说可以不对其它负责就不负责任了吗？那是你自己能够说了算的吗？

也就是说，当人类丧失了“神性”而成为“动物性”的时候，人类行为就彻彻底底的沦为了一种被动的“动物生存性”的存活方式。因此作为人生生存的真正意义与人生主动把控的能力也就消失了。那么人生剩下来就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再是“人生”了。

因为一旦我们把微积分的“短线法则”引入到的生命界的话，特别是引入到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原本多轮回的生命周期也就被认为只有一生一世了，于是生命的全过程就蜕变成了如同一个小线段一般的小时间的dt而已。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人们就会仅仅考虑眼前利益的得失，只考虑如何能够眼前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的问题。这样似乎就可以满足了，就已经足够了。短线利益就是一切。那么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至于还有什么长线的“因果报应”，那就没有多少人再去考虑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还有什么报应轮回的问题。认为长线的事情、下辈子的事清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满足为了追求这个人在今生的物质利益、物质欲望、或者物质享受，只是为了“生存”。于是人类行为就可以奉行一种“现在不用过期作废”的短线生存的行为法则。就象医院医生劝那些没有几天好活的绝症病人所说的一样：想吃点儿什么就吃点儿什么吧！想玩点儿什么就玩点儿什么吧！其实人类这种短线行为心理叫做一种“末世心理”。当今人类社会中就充满着这种“末世心理”。当然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并不是人类自己真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人类的行为方式其实涉及到人类文明发展机制与人类文明使命安排的问题。人类这些行为方式也都是“末世表现”的必然。只不过“必然”之中也有人类自己的选择。

与“动物生存性”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成果主义”导向问题。“成果主义”这是企业管理方面的思想。比如企业老板们都习惯对手下说：别给我解释原因，别给我讲过程，我只要结果。另外，对于企业员工而言，或者对于管理团队而言，所谓的“绩效考核”就属于典型的“成果主义”思想。“成果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物质性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体现。所谓的“绩效考核”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进化论》物竞天择的思想在企业里面的体现，谁的业绩不行谁就会被淘汰掉。其实“淘汰思想”、“竞争思想”都是《进化论》思想在企业界的继承。

因为企业老板所追求的“成果主义”的这种“成果”其实就是一种短线的、立竿见影的“果”，也就是一种物质化的、利益化、甚至金钱化的结果。这也是在企业中长线因果关系被斩断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短线思维、成果思维都是在事物的“果”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事物的“因”上下工夫。正所谓，菩萨重因，世人重果。在中国当今的企业界，这种“重果”的思想实在是太突出了。

现在的人类行为只关注短线的物质成果。如果与短线物质成果之间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没有人去做。因此按照“成果主义”思维方式看问题，结果是最重要的，而过程似乎没有价值。所以按照“成果主义”思维，因为结果有价值，所以越多越好，而过程只是一种成本或者费用，那么就越少越好。如果可以不通过过程，不通过过程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结果”的话，那么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成果”那么就多多益善吧。因此物质“成果主义”的思维实际上是在鼓励一种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与好逸恶劳的利己不利人的思想。另外，这种关于物质“成果主义”的思维往往会导致一种“争思维”。“成果主义”所集中关注就是一种对于事物成果的竞争性分配方案，因此不可避免的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性、竞争性与敌意性，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作为社会人所必须的互信与合作关系。

其实无论现代许多人如何不承认精神属性的作用，但是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依然存在的。不过当人类“人为的”只强调物质性或动物性的所谓价值观中性的时候，也就是当人们“人为的”把人类正向“神性”的价值观从躯体上剥离的时候，其实人类的价值观并不会真的变空了，并不会真的就价值观中性了。也就是说，将“正性”消失的时候，人类的躯壳就一定会被负向的价值观所填充。当“善性”消失了，“恶性”就发生了，人类精神败坏的一面、恶性、自私的、互相敌意的“魔性”意志就会膨胀起来。人类的精神不会空。如果瞄准了物质价值观的“中性”目标，那么人类所得到的那就一定是“负向”的魔性结果。这也再次验证了孔夫子所说的“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道理。

从人类行为走向动物性的“生存的竞争”、“生存空间的竞争”（就象动物划分领地一样）再到关于物质“成果的竞争”、“果实的竞争”，进而各种人类组织再展开对于地球全球“资源的竞争”与“资源的掠夺”。这就是近代人类物质文明所走过的道路。而这种为了自我利益而展开的关于短线的“资源竞争”，实际上就是开启了宇宙智能控制人类文明最后阶段的物质收敛进程，也就是启动了人类文明最后阶段的精确倒计时时钟。当然当今人类社会绝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地球资源总量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制约意义，特别是那些生存在19世纪中叶被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谓的“成果”刺激的十分亢奋的人们，比如达尔文、马克思之流。因为他们认为地球的物质资源是无限的，“实证科学”的小尺度也确实是这样认识的。于是地球资源对于人类而言，似乎人类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地球资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人类行为大可以为所欲为。因此《进化论》所谓的“发展观”一方面把上帝对人类的“精神制约”给拿掉了，另一方面却认为地球对人类的“物质制约”也不存在。十分可惜的是，上帝的意志是拿不走的，然而地球资源时钟的倒计时功能一旦开启，那可是停不下来的。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人类行为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为所欲为的物质资源消耗之后，也就是当地球资源快要消耗殆尽的时候，终于有一批叫做罗马俱乐部的一群人才发表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的宣言，才告诉给人类这个十分可怕的消息——也就是“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坏消息。比如，地球上的石油资源从现在开始计算，到底还能够开采多少年呢？是20年？30年？还是50年？确切的时间数字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反正地球资源快要枯竭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于是许多崇拜“科学”的人会非常盲目而乐观的宣称，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科技已经发明出了许多种新兴能源、新兴资源，人类已经可以利用许多所谓的可再生资源了。其实这只是站在《进化论》或自然发展论的框框里想问题，只是把人类认为无所不能的一种单相思、想当然的想法而已。也就只是一种主观“声称”而已。其实无论你接受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站在做“宇宙智能论”的角度，我可以十分清楚的告诉大家，这种所谓新能源的妄想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即便人类自身的科技努力似乎可以开发出一些新能源，但是如果人类不知道控制自己物质欲望的膨胀，无论是什么新能源，这样的新能源的生产效率永远都无法满足人类欲望的膨胀速度。

其实地球上所存在的资源总量的设置那是由宇宙意志所事先控制的，其实就是为了用来控制人类整体发展进程的。人类想为所欲为的发展，这只是人类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其实人类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那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爱因斯坦不是早就讲过了：“上帝不掷骰子”，不会给人类留下如何玩耍的时间。人类还是好自为之吧！还是静下心来耐心的聆听一下地球“资源时钟”的倒计时吧！

关于《进化论》误导人类行为走向“动物性”，然后给人类所造成的最大恶果，本人认为就是为所谓的“丛林法则”与“阶级斗争”提供了一种所谓的“理论依据”或者流氓借口，为不择手段的暴力夺权提供了一个“合法依据”。因为《进化论》宣扬的是所谓的“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是主导当今中国企业界游戏规则的“红海法则”的思想根源。“生存法则”与“成果主义”最终导致的就是为取得成果可以“不择手段”。《进化论》使人类不再关注作为社会人所应该倡导的那些“仁者爱人”的伦理，而是把动物界的法则（还未必能够称之为法则）引入到了人类社会，代替了由上帝帮助人类所确定的人类行为应该遵守的规范（比如摩西十诫）。于是《进化论》就把西方物质“争文明”推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推向了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制约的状态（作者注：这种极端无制约的行为状态在真正的西方民主社会中其实并不存在，因为西方社会既有“信仰”方面的制约，又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制约。其实“三权分立”就属于一种制度方面的制约与制衡）。在达尔文之后的历任红朝魔头，都非常心知肚明的把这种《暴力论》传统刻意的“发扬光大”，并作为“传家宝”般的代代忠诚的继承下来，百多年来一直祸乱人间。

所以结论性的讲，宣扬《暴力论》这是《进化论》给当今人类行为方式方面所带来的最大危害。《暴力论》为人类的暴力行为找到了借口，并由后继的红朝魔头们把这种动物竞争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演变成为了一套系统的暴力解决方案。

关于《暴力论》对于当今中国人的影响，许多人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清醒的认知。有人说：我没有杀人呀，我没有打人呀。所以《暴力论》与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讲《暴力论》的影响包括思维与行为两方面。没有暴力行为并不代表没有暴力思维。当今中国大陆的人在语言方面带有极大的攻击性，而不是交流性。这就是《暴力论》思维对于当今中国人的一种最普遍影响。中国企业只会打价格战，只会进行价格血拼。其实这也是一种暴力思维的表现。还有当今中国人嘴上最爱说的那句，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们往往还当做是一句好话。其实完全是一种道德败坏之后“动物性”变异思维的一种逻辑。因为“人若犯我，我能忍耐”，这才是一种好人的行为标准。或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才是一种真正好人的标准，是有道德约束的做人标准。孔子讲“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孔子可没有说“如果远人不服，那么咱们就去给他打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