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二章): 当科学变成了信仰(续)

小岩


【正见网2012年08月18日】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第四节当科学变成了信仰(续)

五、关于哲学的本质

大家知道,“实证科学”所擅长的是物质规律,而且是在一种小尺度上的物质规律。所以关于“思想”,其实并非“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思想”是早已经被二分法分离出去的范畴。然而对于“思想”,人们至少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去对待,一种是所谓的“客体”认知的态度,另一种就是以“主体”感知的态度。“主体”与“客体”之分,其实大家还是容易用西方二分法的方式在一个平面思维上去想两者的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本人更喜欢使用东方“形而上下”的思考方式来想这个问题。

那么所谓的“哲学”问题其实就属于比较“客体”属性的思维,可以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然而所谓的“信仰”问题其实就属于后者,属于比较“主体”的范畴。不真正进入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感受“信仰的逻辑”。套用东方的修行语言,“哲学”认知比较“入世”,而“信仰”感知则比较“出世”,属于一种超越。其实“出世”的本质就是一种超越,“入世”则属于被制约。当然“出世”与“入世”的原意并非如此,我们这里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说明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借用”而已。如果有不到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其实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属于西方文明的概念,都只不过是一种舶来品,都是二分法的产物,都是一种“知行分离”的概念。然而东方思维是属于“知行合一”的思想,因此对于东方思想而言,单纯的“客体”认知、也就是单独的“哲学”认知是没有意义的。在东方思想中并没有“哲学”这个概念,也没有“哲学”的地位。那些吹鼓手们把东方先贤思想扣上“哲学”的帽子,只不过是一种已经西化了的称呼而已。对于真正的圣贤其实可能只是一种亵渎而已。

其实即便是在西方思想体系之中,大家也已经知道,“科学”有“科学”的方法论,“哲学”也应该有“哲学”的方法论,两种认知其实也不能够混淆。然而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对于东方高层次的“出世”思想而言,两者都属于是“入世”之学。“科学”,研究认知物质,属于《外学》,是西方文明所擅长的;“哲学”,认知思想,其实也是从一种“客体”的《外学》角度的认知人类思维。所以“哲学”只不过是认知的对象与“科学”不同,不属于“物质世界”而已。

然而“思想”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内学》的研究范畴,是《西学》之《外学》所不擅长的。也就是因为不擅长于《内学》,所以西方的“哲学”也就没有入内,反而是来了一个向外而出,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哲学”其实就是如此。因为“哲学”外来,走向物质端,因此这种物质化的“哲学”就不得不与物质性的“科学”去争夺研究领域,这或许是西方思想属于“争文明”的一种必然表现吧。

如果我们扩展开来讲,在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中,对于人类“思想”的研究其实不仅仅只有“哲学”,还包括一些对于人类心理、人类行为研究的其它“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教育系统中,这些“学科”一般都被称之为所谓的“人文科学”。然而本人非常不认同所谓“人文科学”的这种称呼。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人文科学”这种称呼太具有“中国特色”了,完全是一种无神论的语言,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歌功颂德的“学科”而言,当然就必须冠以“科学”之称,才能表现为掌握“真理”的权威。其实在西方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并不总是以某某“科学”冠名,比如“人文学科”就往往被称之为liberal art。下面就让本人对于“人文科学”的称谓展开必要的批判。

本人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打出什么“科学”的旗号来吓唬人,其实那是一种非常心虚的表现。本人更愿意使用“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这种称谓。大家或许知道,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学术领域发生过一次“学科大爆发”,特别是从“哲学”中派生出一系列所谓的“人文学科”,比如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逻辑性、美学等等。这些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如果叫做“人文学科”倒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非要叫成什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非要冠以“科学”之名,那么本人就实在不能够苟同了,因此也就必须给大家实话实说了。

其实这些“人文学科”的母体都属于“哲学”,都是关于人类的学问,特别是关于人类思想或者人类思维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哲学本质的这个话题。其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致命问题其实也就在于此处。实际上马克思在“哲学”上偷换了概念。因为哲学,按照西方二分法的传统,应该是一种客体的认知,认知的对象是思想,然而所谓的“唯物哲学”把“客体认知”变成了“认知客体”,于是“哲学”就去与“科学”抢饭碗。而后来的“主义者们”则把这种偷换概念的方法却标榜为马克思“伟大的创新”。这些溜须者们声称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而马克思开创了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并且还给贴上了“科学哲学”的标签,并颂扬为是一种唯一“正确的哲学”。

其实“哲学”的本质属性应该是关于“精神”的,关于人类“思维世界”的,属于人类思维方式中一种比较高层级的认知(作者注:如果在人类认知层面也能够划分层级的话,其实充其量也就只是一种小层级而已),当然也包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注意这是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方法而并非去研究物质世界本身的规律。因此在认知“思想”时,物质世界属于一种“间接对象”,人脑认知世界的模式才是“哲学”所应该面对的“直接对象”。因为“哲学”在人类的认知层面已经可以属于一种“精神世界”了,然而“物质世界”本身的规律那则是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范畴。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混淆了“哲学”研究对象与“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区分。因为物质世界的规律那是“科学”的研究对象,比如物理学、化学等等。另外,马克思哲学还混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别。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思维,包括人类思维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所以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所走的都是所谓的唯心主义道路,其实“唯心”那才是真正“正确”的“哲学”研究道路,只不过《西学》作为一种《外学》并不能够知道应该如何去研究《内学》之“心法”。因为“心法”属于《内法》的范畴,是《内学》的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颠覆恰恰属于一种谬误性的颠覆,一种对于西方“哲学”本质的颠覆,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背叛性颠覆,然而颠覆来颠覆去其实也没能够颠覆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在《外学》的框框中打转转而已。正所谓错误的道路可能有万万千千,但是真正正确的道路可能只有一条,那就是“通天之道”。另外,也只有在西方二分法的01逻辑之中,“错误”的对立面才会被当做“正确”,于是颠覆了“错误”那就被认为一定是“正确”,其实不然。因为颠覆了“错误”后所出现的有可能是另外一种“错误”,是一种“错误”的花样翻新。否则任何成功不都太容易了,也就是说,我们先来随便做个“错”的,然后再把“错误”反过来做那么不就“成功了”吗?!天下有这种“好事”吗?!坦率的讲,整个西方哲学系统都是有问题的,都被二分法的逻辑所制约,都属于一种《外学》的思维方法。然而关于人类思想、人类思维其实并非西方《外学》的研究使命,所以无论怎么颠过来倒过去,也不会颠出个所以然来。马克思所做的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简单颠倒而已。不客气的讲,“哲学”在西方文明中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即便是从西方二分法的起源来看,西方二分法首先与上帝先订下了个契约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首先把关于“物质世界”的掌控权、话语权要到手里(作者注:只是人类自己认为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思想、精神、灵魂、信仰的领域留给上帝来处理。现在好了,人类自己的契约却不遵守,于是又冒出个针对思想的所谓“哲学”,跑到“合同约定”的范围之外又去抢活儿。整个一个违约行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科学哲学”的这个“科学”标签所存在的问题。就象我们前面曾经分析过的关于“科学信仰”这个词汇所存在的问题一样,“科学哲学”这个合成词汇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词汇。我们知道,“实证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而“哲学”应该是关于“精神世界”的,那么这个“科学”与那个“哲学”又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已经发现,从十九世纪那个时代开始,似乎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能够贴上这个“科学”标签,那么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如何如何的“正确”。似乎“科学”就是一个“包治百病”的招牌,已经具有了被人类认可的很好的顶级“品牌”效应。其实“科学贴牌”这种做法与当今中国大陆的各种“山寨”A货产品盗用国外知名品牌的做法同出一辙。不仅仅马克思会用,当今中国的小商小贩个个都会这种把戏——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而已。只不过马克思系统的使用这种“强盗逻辑”的时间比较早而已。其实马克思这种打着“科学”名义所进行的坑蒙拐骗行为与当今社会上那些假学历、假文凭、假证书猖獗也没有什么两样。什么“科学哲学”呀、或者“科学”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呀,其实都只不过是以“科学”价值观中性的幌子来兜售自己魔性的东西而已,以“科学”的名义包装私心、包藏祸心而已。

另外,且不要总是使用“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么拙劣的招,或者让“哲学”打着“科学”的名义,或者让“科学”与“哲学”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领域。

“科学”与“哲学”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应该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实证科学”关注“物质世界”,“哲学”关注“精神世界”。宇宙世界那么宏大,何必非得要互相争抢别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或许这就是西方文明属性的必然表现吧——一种“争文明”的必须。不仅仅物质与物质之间“同性相斥”,于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蝇头小利”而利益相争,公司与公司争,国家与国家争,文明与文明争,连学术理论都要互相争一争。还有“科学”与“信仰”争,“哲学”与“科学”争。争他个你死我活,争他个血雨腥风,最后争他个昏天黑地,争他个惨绝人寰。因此,马克思把物质“争性”带到哲学领域之中来,那完完全全是一种罪过,根本就没有什么功绩可言,最后只落得个斗争哲学、暴力革命大行其道。

大家知道西方思维走的是一种二分法的道路,那么基于二分法的“实证科学”一直将系统体系进行不断的“分割”,之后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系统属性”丢失的现象。然而对于“实证科学”这些“系统属性”的丢失,“哲学”却一直不作为,以至于这些“系统属性”就真的永远而彻底的被丢掉了。当然对于这种丢失,“实证科学”自身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但是这种丢失与“哲学”不务正业的与“科学”抢活干也不无关系。这种“抢活干”以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最为典型。然而这种“哲学”与“科学”抢活干又是建立在对“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极其浅薄和不专业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就象一个初中毕业生去争抢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一样(当然我们这里并没有贬低中学生社会价值的意思)。

其实西方文明二分法的“分”只是一种方法而已,或者只是一种物果方法而已,在骨子里西方物质文明的本质是“争文化”。所以“哲学”才会不务正业的去争、去抢,去抢一个物质饭碗。

“哲学”的本质是关于人类思想的,但是思想并不应该仅仅起一种认知的作用,因为认知其实仅仅是一种“形而下”的东西,也就是“落地”的东西。其实思想还应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作用,也就是“通天”的作用。在这方面,“信仰”其实就是“通天”的梯子。其实“哲学”在这方面也应该大有可为,“哲学”可以成为人们“理性”认知“信仰”的铺垫。因为只有能够“理性认知”信仰的人,对于“信仰”的信念才能够更加坚如磐石。也就是说,“哲学”应该成为“科学”与“信仰”之间的一种沟通或者桥梁。这才是“哲学”真正应该待的位置。

虽然“哲学”可以为“信仰”提供一种铺垫或者佐证,但是“哲学”认知并不等于“信仰”的本身。如果说“哲学”应该属于《内学》“入世”部分的话,那么“信仰”就应该属于所谓“出世”的一种超越。另外,“哲学”是可以“知行分离”的,而“信仰”则必须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践行。“信”而不“行”那不能够叫做真“信仰”,那只能够叫做“有求”而已。因此真正的“信仰者”应该是坚定修行者,而不是单纯的认知者、研究者或者哲学教授。

关于“哲学”不务正业,反而与物质“科学”相“争”的问题,本人希望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大家都知道,“实证科学”研究的是“物质性”规律,属于时间小尺度上的“有限规律”。这是“实证科学”自己的定位。而对于“精神性”的、“意识性”的、大尺度的事件,“实证科学”是无能为力去研究的,因此也就不去研究。而这些“实证科学”不去研究的事物、“精神性”的、大尺度的范畴,恰恰应该是“哲学”去研究的,这才是“哲学”真正存在的意义,去帮助“实证科学”找回“拆分”所丢失的“系统属性”。那么“唯物哲学”为什么非得要与“实证科学”去“抢饭碗”?这或许是因为“哲学”自己发生了生存危机吧,“哲学”自己有快活不下去的想法的缘故吧!

在人类面对更大宇宙尺度的时候,如果“思想”是从“实证科学”物质思维那里抢来的,因此“唯物哲学”的思想也就只能把宇宙也都物质化了之后再进行思考。于是宇宙的意志也就消失了,因为“唯物哲学”不再关注“精神”与“意志”的存在与规律,而是只是关注宇宙的“物质”外壳,那么后果必然就是,“宇宙的意志”被掏空、被剥离,人类也就看不到宇宙尺度的生命与意志——神佛于是就“人为”的不存在了,因为“唯物哲学”根本就不想看到物质之外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掩耳盗铃手法的必然结果,宇宙意志消失了,上帝不存在的。因此“哲学”不但没有成为“信仰”的铺垫,反而成为了“信仰”的障碍与屏蔽。

无论是归因于“哲学”与“科学”相“争抢”,还是判定为“哲学”与“科学”相“混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把“科学”的物质性带进了思想性的“哲学”之中,都违背了思想本身的规律,于是“哲学”就不可避免的被物质化了——沦为一种所谓的“唯物哲学”。唯物了,所以“哲学”就被绑架了,思想就被胁迫了,因此在当今中国大陆就只能够剩下一个“主义”(主意)、一个“思想”,别的“思想”是被排斥的。这是物质“排他性”属性所决定的,这也是“哲学”与“科学”相“争”的一个必然恶果。一方面,“哲学”被搞的不象“哲学”,成了思想胁迫的暴力手段;另一方面,“科学”也被搞的不象“科学”,“科学”成了“科痞”手中的大棒。于是“哲学”与“科学”两者都误入歧途。都成了暴力的奴仆。在这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的《暴力论》可谓是“功不可没”。

六、关于对所谓交叉科学的批判

基于对于“实证科学”本质的认识,那么延伸开来讲,实话实说,本人对于近几十年来所兴起的所谓“交叉科学”这种提法是持质疑或者批评态度的,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对于所谓的“交叉科学”,本人所持有的是一种完全否定态度。其实,叫做“交叉学科”还算说得过去,而叫做“交叉科学”那实际上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不要总是人五人六的什么东西都往“科学”上去靠,难道“科学”真的就这么好傍吗?

纵观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科学史,西方学科知识在笛卡尔-牛顿“经典科学”创生时代之后,经历过两次非常显著的“学科爆炸”时期,一个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那次学科爆炸,特别表现为许多“人文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如过江之鲫般的傍向“科学”这个大款,因为西方文明、西方世界在被东方文明压抑了上千年之后,似乎整个都被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成就”所陶醉,西方世界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于是西方世界就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找到了“科学”就等于找到了真理。于是各种学科就都以“分科”的“科学”名目鱼目混珠般的冒了出来。

另一次“学科爆炸”其实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系统论》的思想出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所谓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涌现。相比较而言,第一次“学科爆炸”对应于“经典科学”的“要素主义”、“分割方法”;而第二次“学科爆炸”则是对应于《系统论》思想的“系统主义”。本人在前一个标题之中,对于第一次“学科爆炸”,特别是所谓的“人文科学”的出现进行了批判,因为所谓的“人文科学”与“科学”二分法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相违背的,但是这一系列学科涌现的“分科”之法在“科学方法论”上还算是“情有可原”;然而对于第二次“学科爆炸”,本人就完全不能够苟同了,因为这次以“交叉科学”为名目的“学科爆炸”彻底违背了“实证科学”关于“分”的方法论,另外所谓的“系统思想”其实根本也就不是西方文明所擅长的,也绝非西方文明的使命所在。让西方文明去研究“系统”现象,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完全属于一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学科爆炸”的出现往往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并不完全相同。所谓“科学革命”实际上属于近现代人类认知方面一种真正的“质性”飞跃,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超越,往往都是那些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们所促成的,比如笛卡尔、牛顿、克劳修斯、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普利高津等人。也就是那些真正知道“科学为何物“的人们所缔造的。然而“学科爆炸”往往具有傍大款的嫌疑,都是一些对真正“科学”一知半解或者不知甚解的人们搞出来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本人的观点,可能许多读者并不认同。这没有什么关系。或许等到大家看到了本人对于东方思想的系统阐述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本人的观点——也就是“系统思想并非西方文明所擅长”的这个观点。在本人看来,无论是福瑞斯特的“系统动力学”还是其弟子彼得·圣吉的“系统思考”,其实只是一种雾里看花而已,什么是真正的系统,根本就不知道。只不过象偶过磨砂玻璃看到一个“系统”的影子而已。概述的讲,西方文明只是在一个物质层面上关于事物的认知,然而真正的“系统”是超越物质层,或者超越单一层次的。关于这一点,西方文明因为自身只是身处一个层次之中,所以是根本意识不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就概括一下本人的观点,十九世纪中叶的那次“学科爆炸”是傍“实证科学”这个大款,而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这个“学科爆炸”是傍“系统思维”这个大款。两次“学科爆炸”傍大款的共同特征就是,在还没有弄清对象真正长得是什么样的时候,“学科们”就毅然决然的傍上去了。可谓真叫一个勇敢。

在西方思维的框框里,所有的“交叉科学”即便是交叉来、交叉去,最后也只能是一种了了之而已。即便是Forester的“系统动力学”又能够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走上了一种“仿生学”的道路,还是无法真正进入系统的内部、《内机》。许多人会认为“仿生学”属于“系统动力学”的发展,然而本人却不这样认为。所谓的“仿生学”其实还是回归了“实证科学”关于事物内部机制是一种“黑箱原理”的老路,因为《西学》终究还是属于《外学》,是无法进入事物的《内机》的,然而真正的“系统属性”属于《内机》,唯有通过《内学》才能够研究的了。

我们这里的分析要点是,“交叉科学”的方法与“实证科学”的方法是根本相违背的,因此要研究所谓的“交叉科学”或者“系统科学”人们就必须找到不同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然而“交叉科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人只不过有时会不自觉的转向了一种东方的“系统思维”而已,比如钱学森教授。但是这种缺乏自觉意识的“思维转换”往往是不彻底的,所以其认识问题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产物而已。又比如马斯洛的《超人本主义》心理学其实也是如此。尽管马斯洛的认识,是在接触了东方佛家思想之后,所形成的超越西方“实证科学”主流认知的一种“超认识”,但是如果与东方另一种“系统思想”的认知体系比较起来,马斯洛的晚年思想其实也只是在一个极其初级而肤浅的层次上的认识而已。所谓的“巅峰状态”与真正的“出世”超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么如果我们基于西方“实证科学”的思维框架之中看“交叉科学”,那么“交叉科学”到底犯了什么致命错误呢?我们讲,“交叉科学”既没有摸到另一种“系统思维”的认知方法之门,也违背了“实证科学”最为根本的“二分法”原则,违背了“分性”的方法论。一方面,“交叉性”、“合一性”这些并非西方“实证科学”所擅长。如果停留在西方二分法的框架之中,打着“科学”的名义,又试图想研究事物的“合一性”或者“合性”的问题,那么这些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悖论。西方思维在“分”而不在“合”。这就是“交叉科学”致命问题的本质所在。“合一性”那是东方思维所擅长的,那么“实证科学”以自身所不擅长的思维去研究什么“交叉科学”,那实际上必定是一种“科学跨界”的行为,也是一种“陷科学于不义”的做法。

因此本人更愿意称这些学科叫做“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完全没有必要非得打着“科学”的旗号。因为“交叉”不符合“实证科学”的主流方法,所以就只能够属于西方“实证科学”的一种边缘领域,已经背离了“实证科学”的《核心》属性,所以叫做“边缘学科”比较好。然而对于西方认识属于“边缘性”的东西,对于东方认知而言却未必属于“边缘”。关于认知“边缘性”的问题,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再给大家讨论,其实这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关联密切。

我们为什么说“交叉科学”在二分法的“实证科学”体系中是不能够成立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到底“什么才是分”的问题,也就是“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分”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问题?

因为“实证科学”的这个“分”与普通人日常所习惯性意义上的那个“分”还不是一回事。其实“科痞们”在兜售它们那套“伪科学”概念的时候往往就是钻“科学认知”与“常识认知”不太一样的这个空子,往往把人们习惯约成的概念说成是它们的“科学”概念,全然不去讲“科学”的本身到底是什么。“科痞们”其实是钻了“实证科学”存在专业分工与专业知识壁垒的这个空子。其实“科学知识”并非“生活常识”,那个所谓的“科普”其实也是对于真正“科学”的一种践踏。

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做“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分”呢?“科学”意义上的“分”其实并不简单,并不象我们拿刀切西瓜或者切蛋糕那么简单意义上的“切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切分”必须切断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否则那就是“切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不属于二分法意义上的“分”了。这种“切不断”、“剪不断理还乱”的“分”是纯纯粹粹在所谓表面上的“分”,已经违背二分法的创立者——笛卡尔的本意的。“交叉科学”实际上就是犯的这个错误,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数学上的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说起。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小标题需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

七、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实证科学”的经典时代,回到经典的笛卡尔-牛顿思想体系最初的样子,也就是回归“实证科学”最经典的思想。其实经典科学才称得起是真正的“科学”。你别看当今人类都生活在被“实证科学”三百年以来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的成果之中,但是真正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恐怕能够知晓的、能够说得清子丑寅卯的也没有几多人?大多数人都是熟视无睹或者是一种完全无知的科盲而已,如果能够达到初中数量化的认知水平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其实在当今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中,“科学”也只能允许是一种认知,关于“科学”背后的东西,无论是方法论也好,或者是思想基点也罢,中国人是不允许知道的。其实就比如马斯洛的需求心理学,五层金字塔那是到处都可以听到的,但是一到通往“灵性”的具有超越属性的“第六层”,那就很少听说了,而且当今中国人已经养成了非常“自律”的习惯。凡事“公仆们”不希望“主人们”谈论的事情,“主人们”都非常自觉的不去谈论,至少在公共场所都是如此。真可谓是“悠悠之口自己封”,很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后遗症的表现。比如中国互联网的所谓“自律联盟”。

在中国当今这种可以“因言获罪”、或者“因思获罪”的环境之中,很少有人会对“实证科学”的科学史有所了解,也很少有人会对“实证科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感兴趣,也因此当今中国人最容易被“科学”这个幌子所忽悠。其实这与当今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思维也很有关系,与东方文明传下来的思维方式也有关系。

科学科学,其实现在日常人们往往叫做“科技”,把“科学”与“技术”一起称呼。其实“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根本就是两回事。如果以一种小层次划分的角度来看,其实“科学”与“技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技术”往往是“科学”的一种固化、实体化或者产品化的产物而已。然而一般人实际上所能够感觉到的都只是生活在“技术”世界之中,而不确知“科学为何物”。

大家知道,经典“实证科学”起源于所谓的笛卡尔-牛顿思想体系。这是一种线性绝对化的思想认知体系。当然为这个思想认知体系添加知识要素的还有笛卡尔-牛顿之后的许多后来人,但是真正创造这个思想体系的,笛卡尔与牛顿往往被尊为奠基人。所以“实证科学”体系往往又被称为“笛卡尔-牛顿”思想体系。对于牛顿,大家耳熟能详的往往是“万有引力”,其实“微积分”才应该算做牛顿对于“实证科学”的最大贡献。“万有引力”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微积分”的一种“果”而已,“微积分”才能够算作真正的“因”。“果”自“因”而来,所以才因果因果,先有“因”而后方能有“果”。关于牛顿“微积分”原理相关分析与阐述,如果日后有时间,本人会专门写作文章进行讨论。其实关于微积分原理、万有引力的错误、左右手螺旋法则、化学分子稳定结构、甚至黄金分割法则,如果日后有时间,希望都可以与大家探讨一下。我们今天希望专门给大家讨论的是关于笛卡尔的思想。其实牛顿“微积分”思想甚至“万有引力”宇宙模型都是建立在笛卡尔的理论思想基础之上的。

笛卡尔对于“实证科学”的最大贡献应该说是系统的建立起了二分法逻辑。另外就是,所有具有初中数学文化水平的人应该人人皆知的就是数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那也是笛卡尔的杰作,所以称为笛卡尔平面。其实“平面直角坐标系”与二分法逻辑也是密切相关的。

谈到笛卡尔的“二分法”逻辑,那么就必然从“哲学”上的“二元论”说起。其实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已有之。然而能够把哲学思想意义上的“二元论”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可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二分法”逻辑可以说笛卡尔是第一人。对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体系——也就是全面具备本人以前章节中所介绍的认知体系的完整三组成而言,笛卡尔可谓是功不可没。因为笛卡尔,“实证科学”不再是象“二元论”哲学那样仅仅停留于#3的思想基点或基点假设方面,二分法逻辑可以开始延伸了,延伸成为一个知识体系。

另外,“我思故我在”这也是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只不过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笛卡尔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就象爱因斯坦的那句“上帝不投骰子”一样,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呢?!

笛卡尔于16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哲学原理》。请注意,牛顿出版的是《数学原理》。其实《哲学原理》与《数学原理》,背后还是有差别的深意的。笛卡尔的这部《哲学原理》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思想“方法化”的奠基之作,于是笛卡尔引导“西方哲学”不再只是停留在“想”的层面,而是能够从“思想”走入到一种可行的“行为”层面,使“主观世界”能够与现实世界联接起来。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认知系统三部分一样,笛卡尔的思想体系也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形而上学的部分,这实际上也是属于“道”的部分(作者注:只不过“唯物主义者们”一直以来都是把“形而上学”一词作为负面的意义来引用),(2)物理学的部分,这也就是“理”的部分,(3)各门具体科学,这就是“术”的部分。一般人往往把笛卡尔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归于具体学科,但本人认为笛卡尔坐标系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数学的范畴,应该纳入#2的部分。

下面就给大家谈一谈笛卡尔最最著名的贡献,也就是笛卡尔在数学上所创造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其实经典“实证科学”的所有知识都是建立在笛卡尔平面之上的。只是到了爱因斯坦的量子时代,这个笛卡尔平面才真正的被超越了。另外,“笛卡尔平面”在数学上还把笛卡尔时代之前数学上的两个分支,即“代数”与“几何”,通过他的坐标系联系了起来,并以此创立起了一种全新的数学——“解析几何”。其实笛卡尔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也是牛顿日后创造“微积分”的平面基础。而牛顿“微积分”又可以被看做是西方“实证科学”研究一切“短线规律”的基础,因此笛卡尔在人类认知方面的贡献那可谓是一目了然、功不可没。

那么关于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真正意义与贡献又是什么呢?因为许多人都只是在数学意义上认识“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意义的,或者因为只是在初中数学时代接触过笛卡尔平面,而对于“平面直角坐标系”真正在思想与逻辑方面的意义根本就不知道,也从来都没有思考过。充其量也就只是完全在“术”的层面上认识“平面直角坐标系”,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深刻的涵义。只是把“数”仅仅看做一种“术”而已。“数”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其实我们这里谈论笛卡尔“平面直角坐标系”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前面关于“交叉科学”的批判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谈。

“平面直角坐标系”是由x轴与y轴两个互为垂直方向的数轴组成。因为一般“代数”的“数”的度量只需要使用一个数轴就够了,而“几何”(平面几何)的度量则需要是在两个维度上表示相互关系。笛卡尔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是由两个互为垂向关系的数轴建立起来的,于是“平面直角坐标系”就把“数”与“几何”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般人们所能够知道的。然而一般人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一般人很少关注的)就是关于两个维度之间垂直轴向的关系到底代表着什么呢?也就是,x轴与y轴互为直角垂直关系的更深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垂直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了二分法哲学最为本质或者最为根本的假设问题——也就是关于什么是事物“可分性”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事物才可以被“分割”的问题。显然对于理科知识文盲的人而言,对于那些敢于使用“实证科学”方法而进行“学科爆炸”的“人文科学”而言,恐怕连什么叫做“正交关系”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又如何敢使用二分法的“分割”之法对世界任意“切分”呢?!

对于笛卡尔而言,事物的“可分性”必须基于事物“分割”之后的两个部分相互之间不再具有任何关联,两者“切分”之后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互为独立的事件。这其实才是二分法的根本假设。也是使用“分割”之法的同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系统属性”丢失的保证。如果“分割”后的事物之间还存在关联性,或者只是一种“人为切割”事物关联性,那么这种“切割”就属于违背了事物“完整性”的随意“切割”,也就是说,原本事物不具有“可切割性”。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原本事物虽然具有“可切割性”,但是使用的具体“切割方法”有问题,违反了“可切割性”的“切割”纹理,也就是,没有能够按照正确的“切割方法”切出互为独立的事件。形象的比喻,就象切肉一样,应该横切,你却纵切;或者应该纵切,你却横切。

“垂直关系”在数学上叫做“正交关系”或者“正交性”,也就是由x轴与y轴要“正确的”相交。那么这种“正交性”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x轴所度量或描述的事物,与用y轴所度量或描述的事物,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才是“分”的一种本质——两种事物“分割”后不再有相互关联,各自有各自的度量,不再有任何相互关系。用数学的语言讲,就是两种衡量指标相互不共轴了。关于这一点或许只有熟悉力学“矢量分析”平行四边形法则的人才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些话的真正意思。如果y轴与x轴不是垂直关系,那么x轴或者y轴本身就可以被看成一个“矢量”,那么这个“矢量”无论如何都可以被分解出来一个在对方轴方向上的一个投影或者分量,那么也就是说x与y发生了共轴关系。然而x轴与y轴如果呈现的是一种“垂直关系”的话,那么y轴在x轴方向上的分解量就是0值。这就是y轴与x轴共轴的情况,也就是x与y作为两种事物的标杆参照系根本不存在相关性的情形,当然这只是两种事物在“量性”方面相互无关性的一种表现——一种西方“实证科学”在“分”上的本质,因为西方“实证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事物在“量性”方面的展现。这种“量性”处理其实就是把任何一种存在都降格蜕变为“物质性”对象来研究的一种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量性”、“术用”还是“可分割性”、“排他性”、或者“竞争性”,其实都处于同一个存在层次,都是由物质属性所主导的存在层次。

基于上面“实证科学”关于“可切分性”的“正交性”与“无关性”本质的论述,我们再来回应上前一个标题关于“交叉科学”的讨论,所以本人认为,如果基于“实证科学”关于“切分”的研究方法,想去建立所谓的“交叉科学”,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交叉”就是一种“藕断丝连”的属性,与笛卡尔建立“实证科学”二分法的初衷、初始假设根本就是相违背的。那么其实,“交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合”的属性,根本就不是《西学》所擅长的。因为西方方法所擅长的是“分”而不是“合”。因此,“交叉科学”既不是西方方法所擅长的,同时又违背路西方“实证科学”“分”的根本方法。换句话说,用“要素思想”去研究“系统思想”,无论如何努力去研究,终将是行不通的。

然而“交叉科学”,从另一方面讲,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那就是西方科学界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实证科学”方法的有限性,意识到了“过度拆分”会破坏事物的完整性,也意识到了彻底的“分”、彻底独立的“分”有时是不可能真正做得到的。然而“交叉科学”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其试图在西方“实证科学”的框框之中寻找出路、并试图想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任何努力其实都是徒劳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本人更愿意称之为“交叉学科”而不是“交叉科学”,意思也就是到了人类思维应该跳出“实证科学”框框的时候了。

谈到了西方认知领域之中的“交叉科学”,我们说“交叉科学”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交叉科学”既违反了“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而“交叉科学”作为学科,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方法论。这让本人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另外一个比较荒谬的说法。比如有人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IT革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提法也是相当荒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提法其实反映出这种认知既不知道“工业革命”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也不知道“IT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就敢把这两样东西往一块乱搭。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对于近代科学史无知而文盲的一种认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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