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7年12月09日】
编者按：为了弘扬中国神传文化，清除邪党文化的影响，在教育领域的大法弟子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见，开始着手编写一套中国正统文化教材。因为是刚刚起步，难免有所不足，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大法弟子的参与和指正。我们诚挚的希望使用这份教材的同修，能将上课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教材的优缺点反馈给我们，以便我们不断的修改提高，使教材更加充实完整。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有意愿参与教材编辑写作的同修加入進来，共同完成教材的编著。
【原文】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1)六蔽(2)矣乎？”对曰：“未也。”“居(3)，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4)；好知(5)不好学，其蔽也荡(6)；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7)；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8)；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9)；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0)。”(《论语．阳货第十七》)
【注释】
(1)六言：言，字。这里指仁、知、信、直、勇、刚六字，也就是这六种美德。
(2)六蔽：蔽，弊病。这里指愚、荡、贼、绞、乱、狂这六种弊病。
(3)居：坐下。
(4)愚：被人愚弄。
(5)知：通“智”。
(6)荡：放纵不受拘束。
(7)贼：遭受伤害。
(8)绞：急切、偏激。
(8)乱：犯上作乱。
(9)狂：傲慢自大。
【语译】
孔子说：“由呀，你听过六种美德和六种弊病了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被人愚弄；爱好智能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放纵不受拘束；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遭受伤害；爱好正直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急切、偏激；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傲慢自大。”
【研析】
完善道德修养，必须学思并重，言行如一，学习道理和实践道德修养，要紧密相扣，如果连如何修养心性也不懂，那就会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好学是最基本的条件。明白方法、道理了，就要按着做，真正能做到，道德修养提高了，才是真正的提高，这时还要再学习更高的道理，修养才有办法再提高。如果只有一味地学习道理，没有实践，学习所悟的道理也会有限。
本文谈的是：光想实践，想着要修养心性，却不好学，不懂如何做，不得其法，那么不但心性得不到提高，还可能出现心性缺失对应的弊端，甚至对正道不坚定。例如：要实践仁德，但思想理解的仁却还停留在较低道德水平的善良，这样自然起不到升华的实效，还容易流于“人善被犬欺”，而又无可奈何的弊端。所以真正学习道理，不断地领悟更高的道理，自然会知道如何去做，才能时时有机会提高，才不至于问题丛生，被艰难险阻所困，当然也能开创更加有利于修养心性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孔子勉励子路要好学，才不至于出现种种弊端。
【延伸思考】
1、不懂得方法、道理，会到处碰壁，就像在黑暗中行走、工作，也像瞎子摸象般，错误百出，弊端丛生。所以说：如果旅游要有车子，还要认得道路，还不至于迷路；那么要成就一件事，当然除了要有人和各项资源、利器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事要符合道理、讲究方法。
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或公司，花费了很多人力、金钱、物资，做的却是不合法、伤天害理的坏事或工程，就算这些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他们自认为方法再好，可能成功吗？他们造成的重大弊端，受害的将是谁？
2、只有注重道德并且真正修养心性的人，才是最有可能摆脱身心疾病，真正善待群众，为群众做大好事的人，这样的人才不至于穷于应付种种偏离道德造成的弊端、疲于奔命、自顾不暇。
想想看：偏离正道是不是造成身心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道德低落、失去理智的原因？是不是人们无能、无法善待他人的原因？是不是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不是要学习道理，注重道德修养？
【阅读资料】
古人作学问，非常讲求心性的高低。因为古人学习的内容直接就是讲求“性命”之理的。像《周易》里面有许多都是讲解道德心性的，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最为人们所知道的是在赵宋时代，莘莘学子都是在打坐以后才学习的，其它的朝代就不用说了。
宋朝邵雍曾拿儒家的学习经验来解释，说：“像《易》这样讲求性命自然之理的书籍，怎样去学呢？这有三个不同的情况或结果：
如果像孔子一样，杜绝了四种弊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没有主观猜疑，没有一定要实现的期望，没有固执己见的举动，没有自私的心。他顺从自然的心境，把根本的东西一直贯彻始终，学问和道德修养结合一体，最终孔子得到了《易》中的真正的性命之学的道理。
如果像颜子(孔子门下最著名的大弟子)一样，虽然能心领神会《易》的思想，已经能知道其中深刻的道理，但证实道理和修养心性方面欠缺深厚的功夫；于是学习了《易》以后，颜子所知所学超过实践的成就。那么，颜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好学不倦者。
如果像子贡(孔子门下其中一个著名的弟子)一样，把积累知识的多少当作学问，虽然有心求道却没学到心法旨要，也就不能好好地去除自己的成见、执着，自然不能让自己全身心和《易》理结合在一起。所以，子贡没学到《易》的真正的性命之理。”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孔子是真正的以修养心性的状态去学习的，所以他才掌握了《易》中最艰深的道理；颜子虽然有修炼的心态，可惜修养心性的功夫尚有限，所以比孔子差了一截；子贡没有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把《易》当作一种知识来对待，结果所得有限，更何况《易》中的性命之理呢？由此，古人把学问的高低与修养心性的高低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修养心性，那么他所学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已，对于高深的道理也就难知难解。一个人修得越高，他知道的内涵就越高。
这种现象在古希腊也有相似的情况，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年)，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苏格拉底和他著名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以及柏拉图著名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之间，也有类似孔子、颜子、子贡的这种情况。
(参考数据：邵雍《观物外篇》)
(改写自正见网：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4/5/22/272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