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医:朱丹溪

若萍子


【正见网2007年06月19日】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因其家乡赤岸村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故人称朱丹溪,或尊称为“丹溪翁”、“丹溪先生”。他是元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中医“滋阴派”的创始人。

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11月28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朱丹溪的祖父叫朱环,父亲叫朱元,母亲戚氏。祖、父两辈都以孝道闻名乡里。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重医德,著有《卫生普济方》。堂祖父朱叔麒,宋朝咸淳年间的進士,晚年也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对朱丹溪都有一定影响。元贞元年(1295年),朱丹溪的父亲因病去世。丹溪才十四岁,两个弟弟更年幼,全家靠母亲戚氏一人支撑。

朱丹溪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期就喜欢读诗书,能日记千言[1],年长之人对他都很看重。但他年岁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起来,从来“不肯出人下”。元大德四年(1300年),朱丹溪二十岁,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里正。他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连官府都怕他三分[2]。如果乡里的望族仗势欺侮人,他就非要“风怒电激”的去找地方官讲道理、求公道,结果是上上下下的人都不敢轻易惹他。

朱丹溪三十岁时,母亲患了脾病,经过许多医师诊治都未收效,他由此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4],便决心学习医学,治好母亲的病。他找了些古代经典医籍细细阅读,刻苦钻研《内经》等书,读了三年而觉得“似有所得”。又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他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痼疾,也为日后学医打下良好基础。治好母亲的病,本来可喜可庆,却又勾起他追念自己的孩子患了内伤、伯父患了瞀闷、叔父鼻衄、弟弟由于腿痛、妻子因为积疾,全都死在庸医之手。想起这一切,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

到他三十六岁时,听说朱熹的四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许谦在东阳八华山中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四方学者都离家背业,前来师从他学习儒学。上门来登录了名姓的,就有一千多人[3]。对此情景,朱丹溪禁不住感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2]”明白了自己过去一味崇尚侠气、不求闻道是一种糊涂的表现。于是他恭敬的去见许谦,投在他的门下当他的学生。当朱丹溪听到许谦讲解“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时,才非常悔恨自己年轻时的所为,不由得“汗下如雨”。从此后他觉得茅塞顿开、每天都有所领悟。他每天晚上读书要坐到四更天,并力求将所学付诸实践。这样苦学了四年后,学业大成,他成了许谦的得意门生。史书都称赞他“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是“谦之高第弟子”[3]。

在丹溪的学习期间,地方官曾设宴招待应举的士子,朱丹溪准备去应试“书经”。但他偶然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先后算了两卦都说对他不利,而朱丹溪也确实有两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相信命运,断绝了仕途進取之念,又想到在乡里办公益事业,也和做官一样有益于他人。于是就在祖宗所建的“适意亭”遗址上,建造了若干间祠堂,在里边“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的南边重新修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在其中就学。他还经常为百姓的事情挺身而出,凡遇到赋税过重,百姓难以支撑时,他就去恳切的向地方官陈情,地方官也多半会听他的话,酌情减免[2]。他又积极组织民众一起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当地有个很大的“蜀墅塘”,可以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为堤坝坏了,水也干了,好几次造成旱灾。在朱丹溪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坝,开凿了三条渠道,使村民都从中受益。

朱丹溪从学儒转而学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他素有惠民之心,觉得自己穷而且没有官职,医术却能泽惠远近的民众[2];其次,家中众多亲戚死于庸医之手、母亲之病遭受的多年痛苦,这些经历时时在刺着他的心,使他希望用精良的医术去解除其他家庭的类似苦难;再次,许谦不看重名利,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使其“咸有所得” 。什么知识他都传,“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不教人怎样去当官发财,他说这是“义、利之所由分也”[3],是为“义”还是为“利”而读书的分水岭。因此他对朱丹溪说:“我患病卧床很久了,不精通医术的人治不好我的病。你是个异常聪明的人,你愿意潜心于医道吗?”听了许谦的话,朱丹溪感慨的说:“读书人如果能精通一门技艺,以之推行由爱己而及于他人的仁爱,即使不在世间做官,也等于做了官了”。于是,他下了决心断绝仕途、专心学医,把以往业儒所用的书籍和资料都一把火烧了,一心致力于医学研究[1]。这时,朱丹溪已经四十岁了。

当时盛行于医界的一本方书叫《和剂局方》(简称《局方》),是由陈师文、裴宗元在宋朝大观年间制定的,因此人们就叫它“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朱丹溪曾经手抄一册,没日没夜的研习这部方书。但不久他就产生了怀疑:“用药治病就象用秤称东西一样,随着其轻重的不同而变化,拿着前人一成不变的古方,当今的新病怎么会刚好合得上呢?[2]”并且他还领悟到:“拿着古代医方治疗当今的疾病,古今疾病的情况不尽相符。如要建立医学法度,确立治疗规范,符合医治准则,不也得依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吗?然而我们家乡的各位医生很少能通晓医经的。[1]”
 
朱丹溪便治装出游,到外地去访求名师,问道求教。他渡过钱塘江,奔走吴中(苏州),穿越宛陵(安徽宣城),抵达南徐(镇江),辗转来到建业(南京)。他虽然不远千里,负笈寻师,却始终没有找到良师。等他来到武林(杭州)时,忽然有个杭州人来告诉他,说杭州有一位名医罗知悌先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便冒着夏日的酷热,满怀希望的赶到罗知悌家去求教。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是金朝大医学家刘河间的再传弟子,而且通晓张子和、李东垣两位大医家的学说,曾在南宋理宗皇帝时以医术做过宫廷内侍。他精于医道,富于经验,但性情孤傲,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除了病人之外,不肯轻易见客。

朱丹溪到了罗知悌家,恭敬的拱手立在门口,等待罗出来接见。罗知悌以为他来看病,热情地把他接到家里。但一听朱丹溪说明拜师学医的来意,罗就敛起笑容,叱骂着把他赶出门去。朱丹溪前后“蒙叱骂者五、七次”,但他不灰心,意志更加坚定,每天仍然恭敬的拱手立在罗家门前,风雨不改。他每天早晨去,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处。罗知悌外出行医,他就尽可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形影不离。这样锲而不舍的坚持了三个多月,有人悄悄告诉罗知悌,说朱丹溪是许谦的学生,是东南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如此冷落人家,怕会引起非议。罗知悌听后有些动心。一天,下着瓢泼大雨,罗知悌推开大门,看到朱丹溪还在雨地里拱手立着,心中大为感动,马上“修容见之”,把朱丹溪请進屋里去。通过仔细交谈,他发现朱丹溪不仅医学基础扎实,而且重仁义、有善心,就答应收他为弟子。朱丹溪就成了他唯一的弟子。这是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夏天的事。这时,朱丹溪已经四十四岁了。

罗知悌和朱丹溪“一见如故交”。朱丹溪很尊重老师,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细心观察领会;罗知悌有这样一个得意门生也非常高兴,耐心地给他讲解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三家学术的主要论点,指出他们的学说渊源在于《内经》、《难经》。罗知悌对他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2]”朱丹溪听了,往日的疑惑尽皆冰释。

在罗知悌的指导下,朱丹溪认真研究《内经》、《难经》、《本草经》等医学经典,对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的著作也進行认真的研究,在医学理论上提高很大。他还认识到,“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5]。当时庸医不学医经,死搬硬套《局方》,墨守成规治病,无法取得良好效果。他细心观察罗知悌诊病,发现跟《局方》派完全不同。一年多了,不见他搬用《局方》,但药到病除,疗效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罗知悌说:“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民之手,其何乎用”?[6]经此一说,丹溪想明白了:《局方》并非不能用,但要根据病人体质、病因的不同,经过调整、补充或删改,才能适合病情、取得疗效。用药治病,必须对症下药。如果照搬《局方》,不能对症,要想偶然中病,那就太难了。

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教诲,又有实践的传授,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進步。朱丹溪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理论和治法。又因丹溪精于文字及古代哲学,善以《周易》、《礼记》等书的哲学思想与《内经》相联系,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及“相火论”,自成一派,对后世有很深影响,并成为后来“滋阴派”学说的基础。在治疗上他强调“滋阴降火”,善用滋阴降火的方药。

罗知悌当时已年过古稀,对病人并不亲自诊视。他只是躺在床上,让弟子察脉观色,根据脉状和听口述便下处方用药,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等等。随其学习一年多后,朱丹溪医技大進。尽得诸家学说之精要。

一年半后,罗知悌去世。朱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家乡的医生们“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到底学了多大本事。但看他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然而临证治疗时,朱丹溪这些离经叛道的方法用起来却是效如桴鼓。几年之间,他便“声闻顿着”、医名大振,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而且凡是患了奇异疾病、其他医生治不好的,无论远近都要请朱丹溪去诊治。朱丹溪济世救人,为百姓治病,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以至于使贴身仆人都难受其苦,怨声不绝。由于他医术高明,治病往往一帖药就能治愈,不必复诊,人们就称他为“朱一帖”、“朱半仙”。

听到朱丹溪学成后返归乡里,他的老师许谦十分高兴的说:“看来我的毛病该要治好了。[1]”许谦开头病心痛,服用燥热香辛的药治了几十年,两脚又开始拘挛疼痛得很厉害,而且怕冷、经常呕吐。又乱七八糟的误治了几年而疼痛更加重了。许谦自己都觉得要成为废人了,医生们也技穷不治了。又过了几年,朱丹溪回来了。因为许谦烦渴恶食了一个月,朱丹溪用通圣散给他服用半个多月,大便解下许多积滞物,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想吃饭了,但两足还不能移动。至次年三月,用“倒仓法”治疗,步步顺利,竟把许谦的顽疾完全治好了。第二年许谦还得了一个男孩,又过了十四年才去世。(案:简而言之,“倒仓法”就是用大量黄牛瘦肉熬浓汤,空腹趁热喝个饱。此法能彻底清理体内积滞而不伤害身体,载于朱丹溪的《格致余论•倒仓论》。韩国电影“大长今”中也用到此法。)

金华县城有个花花公子施王孙,常常依仗当官的父亲之势欺压百姓。一次,他看中城西方员外的女儿,要娶她为妻。施家强行把她抬回家,姑娘宁死不肯拜堂。施家只好暂把她安顿在一间冷落屋子里。施王孙第二天起来,觉得浑身发痒,脸也浮肿。家里人认为是邪症,马上去请朱丹溪。朱丹溪看过病人后,又到病人住过的新房,很快就判断出病因来了。于是对施王孙的母亲说:“这可是奇病哪,书上都没有记载。叫‘棺材病’!这病不用吃药,只要做到两条:一、将未入洞房的‘媳妇’退掉,连同嫁妆一套,送给她带回去;二、立即派人上山,砍十六根杉树,做棺材一具。”施母心中砰砰乱跳,问:“做棺材有何用呀?”朱丹溪说:“这就叫奇病须用奇法治。你儿子强逼女子成亲,这是大忌,如果同房,必死无疑。幸好还未同房,从今以后清心寡欲,不可任性放纵。让他進新棺材去躺三天,粥饭也送進棺材里吃。三天后,保他全好。”施家一切照办。三天后,施王孙的病果真好了,才从棺材里爬出来。后来,朱丹溪笑着说:“恶人的病是‘漆疔’,是接触到那套新漆嫁妆而引起的,一般用新鲜杉树皮煎汤洗洗身就会好。我让他睡三天杉树棺材,效果不也差不多么?”(案:这则医案中还有朱丹溪年轻时行侠仗义的影子。)

有位浙中的女子患“痨瘵”(肺病),骨瘦如柴。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眼看没救了。病家抱着一线希望来请朱丹溪。经过几天认真治疗,病情果然有了好转,只是两边脸上的红晕不退。朱丹溪也“技穷”了,就对病家说:“现在要请吴县名医葛可久,用针灸治疗才会好。但这个人豪迈不羁,难得请来。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他就必来。”病家很高兴,雇了一只小船去请葛可久。葛可久一见朱丹溪的信,即“不谢客行,亦不返舍”,就登舟来了。朱丹溪把病情作了详细介绍,请葛可久诊视。葛可久认为病在胸肺,余邪未净,一定要用针刺两乳。但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针乳就更难办了。葛可久想了一个办法,让病人穿着薄衣,取针刺她的两乳。随之,病人脸上的红晕就消失了。葛可久用针时,朱丹溪在旁仔细观察、琢磨,向他学习针灸的知识。(案:此例可见丹溪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谦虚好学的作风。脸颊红晕是瘀血的表征,刺足阳明经的穴位有活血作用,血液流通红晕就消失了。葛可久所刺穴位可能是乳根。)

婺州(浙江金华)境内有一条小溪叫怪溪,大雨三天涨大水,天晴三日见溪底。那年春天,连日阴雨,天花流行。怪溪岸边村上有个寡妇的儿子也染上了天花,到处求医服药,病情并未减轻,眼看要死了。 寡妇救子心切,不顾路途遥远、怪溪阻隔,雇了轿子日夜兼程去请朱丹溪。丹溪问明情由,连夜坐轿赶往怪溪。不巧上游下雨,溪水暴涨,他只得下轿,由两个轿夫搀扶过溪。湿漉漉、急匆匆地赶到寡妇家,还没進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立即来到病孩床边,一搭脉,脉息全无,不禁摇了摇头。寡妇一看,顿时哭昏过去,左邻右舍也暗暗陪泪。 朱震亨看看这凄惨景象,又附耳贴着病孩的心脏听了听,拿过灯看看孩子的面容,拿出随身所带的银针,对准穴位扎了一针,发现这孩子还有感觉。他忙对寡妇说:“试试看,说不定还有救。” 他这一说,房内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朱丹溪连忙开方,让人赶快抓药,并要寡妇找几颗陈年黑枣做药引,煎汤给孩子灌了下去。他坐在床边寸步不离,一直守到天明,直到病孩醒过来,他才换去湿衣,并一连住了三天,直到孩子完全脱离险境,才回义乌。临走那天,寡妇千恩万谢,定要大礼相酬,朱丹溪说:“我救你的孩子,不是为金为银。” 寡妇说:“你不收下,叫我于心何安?” 朱丹溪想了想说:“要不是落雨涨水,孩子的病也不会这样加重。你如一定要谢我,不如在这怪溪上造一座桥。” 寡妇就出钱在怪溪上造了一座石桥。桥成后,专门请朱丹溪给桥取个名字。由于此桥贯通婺州,丹溪就提笔写了“贯婺桥”,三字至今还刻在桥身上。 当地人都知道桥是寡妇出钱造的,所以又叫它寡妇桥,并一直流传下来。(案:谢谢丹溪和寡妇,以及其他为中华文化修桥补路的人们。)

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边,见有个姑娘正在塘埠头洗衣裳。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呀救命难!”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蹑手蹑脚地走到塘埠头去,不得让这姑娘知道,从背后将她拦腰一把抱起,要快,抱得越紧越好,将她抱到路边就放掉好了。等一会你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侄儿知道大伯的为人,其中定有讲究。于是悄悄来到埠头,拦腰一抱,从背后将姑娘抱起来了。姑娘禁不住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上人都急匆匆赶来。朱丹溪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谁是姑娘的父母?”姑娘的父亲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刚才我无意中看到这姑娘,发觉她有病积在体内,如不赶快透出,将有生命危险,所以才这样做。你不妨问问你女儿,近日身体是否不适?是否还有点发烧?”姑娘点点头。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已经闭了三天了。如再不透出,可就难治了。我叫我侄儿出其不意,惊吓她一下。她必定发怒,这样,今夜麻疹就能透出来了。”姑娘的父亲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是感恩,二来还要看看今夜能否真的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当即答应。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烧,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透出。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后来将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

有一名妇女,丈夫出外经商,两年了都没有回来。她便不吃饭,整天躺在床上面向墙壁,好象得了痴呆症一样,也没有其它病状。她的父亲请朱丹溪来医治。丹溪把过脉之后,对她的父亲说:这是因长期思念丈夫而气结于脾,光用药是不容易治好的。如果她丈夫回来了,病就好了。否则,必须让她大怒一场,破其气结才能治好。于是朱丹溪来到妇人房中,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朝她的脸上“劈啪劈啪”打了几个耳光,然后破口大骂:“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你以为没人知道你的心事?你不吃不喝,就想别的男人。”妇人受到这种侮辱,果然气得大声号哭起来,一直哭了六个小时,让人给她解释后,她就要求吃东西了。丹溪对她父亲说:“病虽然好了,还得她丈夫回来才能完全了结。”于是告诉她丈夫,要他回来。后来果然就没有再发过这种病。(案:怒胜思,悲怒则气消。此例与张子和治情志病没有区别。)

朱丹溪到了晚年,不但医名卓著,而且德行崇高,誉满乡里。地方百姓有了争端,都请他出面调解,只要他一句话,任何事都可以摆平。连县官都要请他帮忙处理案件。有一年,有一郭姓的富户,父子三人欺压一位卖鱼小贩,联手把小贩打死了。县官为了平息民愤,准备判郭氏父子三人死刑,来请教朱丹溪。朱丹溪对他说:“追究命案的原因,一命抵一命就够了。郭氏的两个儿子,不过奉父命行凶,应从宽处理,如果都判他们父子死刑,未免太重了。”县官就依照他的意思,判郭某死刑,二子减刑服劳役。

至正十八(1358)年夏,朱丹溪已经七十八岁了,仍然终日忙于诊务和授徒。一日有事外出,归家后感到有点不适。初以为是劳累所致,卧床躺了三天,虽无大痛苦,但仍不见好转。他自知病势已沉重,就把随他学医的侄儿召到床前,教诲道:“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完后,端端正正的坐着就辞世而去了。

元、明两代名儒宋濂对丹溪翁的印象是,“先生孤高如鹤,挺然不群,双目有小、大轮,炯光如日,毅然之色,不可侵犯”,“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唯欲闻人之善,如恐失之,随闻随录,用为世劝。[2]”眼光高远,不慕世间名利,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听到谁有善行就赶忙记录下来,随时用来劝善他人,心无大善之人是很难做到的。由此观之,只把丹溪翁视为一代医宗,又是远远不够的了。

汉代的严君平,学识渊博、无所不通,在成都以占卜为业。如果有人做了邪恶不正之事来问卜,他就依据蓍草龟甲的卜辞向他讲做恶的祸害。跟做儿女的讲孝道;跟为人兄弟的讲恭顺之理;跟做臣子的讲忠心。史书赞其名望声誉和志气节操,足以抑制贪婪之风、鼓励良好的时俗[1]。丹溪翁精于理学,而以医学示于人,又以医理劝勉世人,其与严君平所为实无二致。

朱丹溪学术态度十分严谨,一生著作甚多。就医学而论,他在六十七岁时着《格致余论》,不久又着《局方发挥》,这两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或散佚了的医书还有《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医学发明》、《素问纠略》、《脉因证治》等等。

《格致余论》是朱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四十二篇,充分反映了朱丹溪的学术思想。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从《相火论》引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养生方面,主张节制食欲、色欲以保养阴分 ,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后世称之为“养阴派”或“滋阴派”。 在《饮食色欲箴序》、《色欲箴》、《阳有余阴不足论》、《房中补益论》四篇文章中,作者对房中养生進行论述,并提出一些独特见解。 保持阴精充足,勿使相火妄动,是人体养生的关键。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的验案相对照。朱丹溪创用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迄今还是临床常用效方。

在《局方发挥》中,朱丹溪客观肯定《局方》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案:该书中许多名方: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藿香正气散、妇科逍遥散、失笑散、胶艾汤、儿科肥儿丸、小抱龙丸等,一直被广泛应用。) 然后他说:“医者,意也。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指出当时应用《局方》的流弊,在于理、法、方、药的脱节。他认为临证治病,要象“对敌之将,操舟之工”,针对变化的病情参照个体差异等情况,“计较分毫,议方治病”。《局方》是“制方以俟病”,《发挥》是“因病以制方”。同时,朱丹溪还对《局方》中滥用香燥药的流弊進行深刻分析和详尽阐述,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后人说:“《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7],认为《局方发挥》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学术界素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7]。就医而论,这是因为金元时期,医林中相继涌现出了“金元四大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并且分别创立了四大流派:“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和“滋阴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大家的学术思想都是源于《黄帝内经》,但因理解与运用的不同,便形成了源同而流异的不同学术主张和流派。“金元四大家”及其流派的出现,震撼了长期以来不学《黄帝内经》、不钻研医学理论,只盯着药方混迹医林的大多数医生,重新掀起中医学界对《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重视、研究和运用。

参考文献:

[1]《丹溪翁传》,[元]戴良撰
[2]《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元]宋濂 撰
[3]《元史•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明]宋濂 撰
[4]《丹溪心法》(序二)
[5]《格致余论》(序)
[6]《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
[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中国医学史讲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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