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警服参加“四二五”和平上访

二零二五年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和平上访后的第二十七个年头，每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对于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来说都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而对于我这个当年身穿警服亲身参加“四二五”整个过程的大法弟子来说，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是1994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在我们当地的司法机关工作。学大法后我按师父的要求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连续多年在地区系统内获得第一名，我也多次获得本单位及上级单位的表彰。

师父要求我们尽量学知识，于是我又在工作及修炼之余进修了两个大学。我按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已，不收任何人的一分钱，不占公款的一分钱便宜，不参加灯红酒绿的娱乐或宴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对于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有困难的百姓我都出手相助。

我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洪扬大法，我们单位已有十多个同事都在看大法的书，我亲自带着我市人大常委会几位主要领导参加我们地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还面对面向公安局长洪扬大法，工作之余我经常给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工作人员洪扬大法，这些人后来全部都成了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三位还当上了县（区）委书记。

1999年4月24日上午，同修A急匆匆的用电话找我，我到同修A家后，一看我们当地义务辅导站站长和我熟悉的几位大法弟子也都来了，只是大家表情看上去有些严肃，我预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站长把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天津一家杂志社刊发了对法轮功造谣诋毁的文章，当地大法弟子到杂志社去说明情况，结果天津公安局出动几百名警察和武警对大法弟子进行殴打，还抓捕了四十五名大法弟子，并告知北京已经插手此事，要想解决找天津没用，必须到北京才行。”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几年来这种不尽人意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几次，我们一直是在这种不断干扰与考验中修炼着自已。1996年我们大法的书籍就被官方停止出版印刷，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大法批判的文章，后来又传出公安内部对我们秘密调查，之后北京电视台还播出了对大法歪曲的电视节目，这次又出现了天津公安直接打人抓人，矛盾不仅步步升级而且已由背后转为公开，很明显是在我们政府内部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一直在对大法及修炼者虎视眈眈。

大法不花国家一分钱，让那么多百姓得到健康的身体，提升了道德，和睦了家庭，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这么好的功法，国家怎么会阻止呢？既然政府中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坏人在暗中搞鬼，那么我们正好利用天津这个机会正式向我们国家的最高层领导反映一下我们广大修炼者的心声，我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会支持我们大法，支持修炼大法的广大人民的。于是我与另外三位同修决定到北京向国家反映我们的诉求。

当晚我们就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为了证实我们大法弟子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我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警服。当晚火车上的人很多，但非常安静，我感觉这趟火车里有很多人都应该是各地的大法弟子。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北京火车站下车，由于通往中南海府右街方向的公交车异常爆满，等了几趟后我们才上了公交车，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我们就在中南海附近那站下了车，坐我们这趟公交车上的人几乎都是在这个站点下车。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来参加上访的同修，我们顺着人流一直在往中南海附近走，虽然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大家的脚步声。

大约走了十多分钟，我们就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因为在街道的一侧已经有很多的同修，大家都是站在中南海红墙外宽宽马路对面的人行路上，为了不影响北京市民的正常行走，大法弟子们自觉的在人行道上留出大约三米的空间。而马路上的车辆畅通无阻的正常行驶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寻找站立位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位同我一样也是身穿警服或军服的大法弟子，我们互相点头致意。

过了一会，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就站在那里，我站在了上访大法弟子的第一排。这时天已大亮，有过路的北京市民不断的从我们大法弟子前面走过，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其中一个人说，“这些人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另一个人说：“你看这些上访的，怎么还有警察、军官、法官呢，他们怎么也要上访。”另一个人说：学法轮功的人多，当然干什么工作的都有了。”就在行人们不断投过来的疑惑的眼神与悠闲的聊天中，不断的有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加入到大法弟子和平上访的行列，在清晨的阳光蓝天白云绿树红墙的映衬下，万名大法弟子和平上访的壮观场面在此时成了人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画面。

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离我们很远的西侧人群中突然响起了掌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了，几分钟后突然从西边焦急地走过来两位北京的女大法弟子，他们询问同修中有没有懂法律的大法弟子，因为总理让大法弟子找几个代表与国家信访局的领导交谈，我们大法弟子的代表中必须要有一个懂法律的大法弟子，由于我穿着警服，她们就希望让我做为代表进中南海去与中央与国务院信访局领导对话。

这事来的有些突然，有些超出了我的思想准备，我迟疑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干部，进中南海与国家领导人面谈，对于我的心理来说确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个千斤重担交给我，我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有些怕心。再加之我虽然在司法机关工作多年，但只是对刑法部分熟悉，对其他法律心里还真没有把握，担心耽误了这万人上访的大事，现在看来这应该是顾虑心吧，于是我就没敢答应，就向她们推荐了站在我身后的一位法官大法弟子，他是在地方法院专门负责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的庭长，对于其他法律的理论与应用心里也是没底，因此他也去不了。

但是时间紧迫，来不急再这样等下去了，北京的两位大法弟子很焦急，她们最终决定还是让我去。我一看此事万分紧急，眼前又真的没有其他更合适人选，那么就应该是我去，这应该是师父的安排，于是我把心一横，迈着坚定的脚步跟着这两位北京大法弟子向中南海西门方向走去。走了大约一百多米时，突然北京大法弟子接到一个电话，意思是北京的大法弟子中懂法律的人已经找到了，并且已经和其他几个代表进了中南海，这样我就又返回了原地。

我刚回到原地不久，马路上突然开来不少警车，从车上下来很多警察，他们分散开后分路段的站在了大法弟子前面，由于上万名大法弟子既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每个大法弟子脸上都充满善良、详和、友好的表情，因此警察们虽然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有的干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站在那里唠嗑，对大法弟子也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刚才有些紧张的气氛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这时我们发现在马路上不时的有黑色或白色的面包车从马路上慢慢驶过，这些车的车窗都蒙着缦纱，有的大法弟子发现在这些车里面有摄像机的黑色镜头在对着大法弟子录像。这时大家刚放松下来的心情好象又有点紧张起来了，政府到底想要怎样的对待我们这些上访的大法弟子大家心里也是未知数，毕竟天安门广场杀害请愿大学生的事大家的心里是知道的，但毕竟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所以大家的心情很快又稳定下来。

这时身边的一位大法弟子说：“公安在录像，天上也在录像。”他这么一说大家的正念一下子起来了，站在第一排的大法弟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的站在那里。

时间到了中午，后排的大法弟子们有的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干粮吃点东西。他们为了不影响首都的卫生环境，都主动把食品包装袋或空水瓶什么的都装进自己的包里，有的嘴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用手从嘴下面接着，生怕从嘴里漏出来的碎渣掉到地面，有的把不小心掉到地面上的象米粒那么大的鸡蛋皮或面包渣也用手一点点的从地面上捡起来。有的大法弟子在收拾自己身边垃圾的时候还随带着把警察吸过的烟头也都捡起来，扔进远处的垃圾筒。现场的警察对于大法弟子们这些细小的行为非常的钦佩，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更加的友善起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短暂的平静后，现场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警察们接到了他们上级的命令，向大法弟子发布了一个通告，意思是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在中南海周围聚集，这会影响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和首都的社会秩序，责令大法弟子自动离开，如果不离开后果自负。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来北京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来了，我们的代表正在中南海里面和国家信访局的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与诉求，事情还没有结果，我们大家怎么能就这样散去呢，于是大家都没有按通告的要求散去，都是坚定的站在原处没动。虽然在此期间不断有人动员大家撤离，大家没有一人走开。后来听说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负责人也被国家信访局请到了中南海里面，大家都在静静的等待着事情的结果。

大约在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天已经渐黑了，中南海里面还没有传出来什么消息，我们并不知道这次大法弟子的代表与北京大法研究会的同修与国家信访局的领导谈的怎么样，到底这件事在今天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们在这里还要等待多长时间，因此，我的心情多少有些沉重与压抑。

此时大法弟子到国家信访局为法轮功上访的事在北京已经传开了，路过这里的好心北京市民也有劝大法弟子们回去的，他们说，共产党狠啊，你们跟它讲不了理。天黑它们说不定就要对你们清场，六四的时候它们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这么一说，我的心头一震，又生出了一丝怕心，我们单位里就有几个亲身参加过北京八九年六四清场的军官，共产党要狠起来是很可怕的！但是我抬眼一看，大法弟子们还是整齐坚定的站在那里，在这个巨大的正的场中，我生出的怕心又下去了。我把心又一横：既然来到这里，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切都交给天意吧。

由于在火车上就没睡，又经过了在北京这一天站着，我突然觉得身体发沉实在有些累了，就来到人群后面找块空地躺下来，并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突然，我在睡梦中被同修叫醒，当时一看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原来是法轮功学员代表和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负责人与中央、国务院信访局的领导会面结束了，国家已经通知天津公安放人，大法学员其他的请求需要进一步的沟通解决。让大法弟子们马上离开中南海。就这样大法弟子们都连夜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

回到家乡后，不知我们当地公安局政保是如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我进行了传唤。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的上访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作为一名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穿着警服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是缺乏政治敏锐性，但并没对我进行任何的处分。我想，当万载难遇的宇宙大法在人间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身为一名大法的弟子，就是要用自己在常人中的一切有利的条件来证实和维护大法，这是每个真正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人世间的功名利䘵与社会地位本来就是师父与大法赐予的，当师父与大法遇到危难之际，我就要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证实和维护大法。

从常人的理上来讲，我作为一名国家司法干部，当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的高德大法受到邪恶势力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有责任与义务向国家反映民众最真实的呼声与民意，因为这不仅是国家宪法与法律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