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10月20日】
1999年10月，我再次踏上進京上访的列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师父伸冤，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死而无憾。到了北京，便衣到处都是，气氛非常紧张，我来到游泳池甲1号信访局，这里戒备森严，便衣和各地区截访的公安人员，把信访局门口堵的只留一条能过一个人的小路，一一盘问，不准法轮功上访。
我刚走到路口，有一位老者和一名中年女商贩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吧？不要再往前走了，刚才就抓走了好多人，用车拉走了。我告诉他俩说：我师父是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我如果不是学大法我就不到这里了，是我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就是死我也得去。那老者看着我说：看来这法轮功是好。当我转身走向信访局的时候，突然一股热流通遍全身，就象脱胎换骨的金刚之躯一样，勇不可当。有三、四个便衣挡住我说，这里不准上访，有什么事情去到驻京办去说。我说，我去驻京办干什么？我找的就是信访局。我刚走没两步，有个便衣用手按住我的肩，我在那一站，头也没回，只轻声说：你干什么？那人就象触了电似的“嗖”一下把手抽了回去，再也没敢撵我。
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为师父伸冤。我不理睬有多少人墙，径直往前走穿过了那段人墙，跑来几个便衣把我挡住，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是中国人，我扒开人群继续向前走，它们又赶上来问我：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没出这个地球。我又扒开它们。因为它们都问不出我的地址，都怕是它们那一地区的，因为一个县有一个法轮功進京上访，县长就要到市里做检查，有两个，就到省里做检查，有三个上访，县长就要免职，所以好多人围着我。一个中年妇女，抢了我的包，我说：那你就拿去吧，我倒一身轻，撒腿就往里跑，后面有个人追我说：你敢和警察赛跑！说着就把我按倒在地，从我胸罩里扒走两千多元钱。又有好多人围了起来，我大声喊：这里可是信访局，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干这等事。我用手指着那些人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执法犯法？抢我包的和那个从我胸罩里抢走两千元钱的人，你们敢和我去里面说理吗？那些便衣呆呆的站着，谁也不敢再动，有人还了我背包和钱，我对着这些呆若木鸡的便衣说: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命都可以不要，大踏步地走進了信访局。
到了信访局，办事人员给了我一张表格，我在上面填写的是：一、要求撤销对法轮功创始人的通缉，二、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写好后交给了办事人员，接着他们把我关押在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同修也被关押着，大约20多分钟后，我被当地公安带走，后关押在本地看守所里。
看守所所长宣布不准学法炼功，不准宣扬法轮功，我绝食抗议，它们给我戴上脚镣。但我们几个同修还是坚定的每天学法炼功。所长下令让我们站墙根，后来又罚我们在冰凉的南墙根下罚跪。它们看到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正念，就用细细的绳子把我们反背捆着，逼我们认罪、放弃修炼，我善意的给它们讲清真象，并继续坚持每天学法、炼功。
就在我绝食七天的时候，它们强迫我在院子里跑步，并且脚步不准停下，所长在边上看着，不停的问：还炼不炼？不说不炼就在这里永远跑下去，跑不动让男犯人拖着你跑。我还是坚定的回答：炼！我的这种坚强的意志感动了许多犯人和还有些良知的警察，一个男警察在院子里不停的说：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功不能丢！
在那里，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处处体现出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无私无我的行为和宽阔的胸怀，使所有的犯人无不尊敬。拘留所里关押着两名女犯也跟着我们每天学法炼功，严格要求自己，不哭不闹、不喊不叫，不象过去一样再给看守所里找麻烦和捣乱，她俩的举动使所有的人感到吃惊，都说这法轮大法就是好。我不放过这个机会，向其它号里的男犯人讲清真象和洪法，他们听的都很高兴，有的向我要经文，他们说：你能给我多少给多少，一个30岁的男犯人要拜我为师，出去后一定要学法轮功，我说，师父只有一个，進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
两个月后，我被非法送石家庄南高基大街8号的女子劳教所第四大队。一入队，就派了两个女犯人监控我，不准学法、不准炼功、不准和同修说话。并且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两个监控控制，每天早上6点半出工干活，到晚上10－12点收工。
2000年3月初，大法弟子们都悟到不应该这样被迫害，就集体罢工，要求无罪释放所有的大法弟子，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这一下激怒了劳教所的所有干警，它们开始对我们大法弟子大打出手，罚我们站墙根，以立正的姿势站着，一直从早上6点站到晚上10－12点，有专人看着，上厕所得一个一个去，它们不高兴了就不让厕所，用脏话羞辱、讽刺、辱骂我们。我站得全身发肿，十个手指头肿的象是个红萝卜，铮明发亮，不能拿东西，脸胀的变了形，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胀得吃不了东西。腿上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铮明发亮。脚穿不下鞋子，只好穿一双棉拖鞋，全身疼痛难忍。四大队的大队长尚长明，恶狠狠的让我到车间干活。我严肃的告诉它，我没有犯任何罪，关押我是错误的。我要是接受劳动改造，就是承认了政府的错误决定。它说不管你冤不冤枉，不干活就给我继续站着。多么大的压力也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信念，师父的法我会背多少就背多少，不停的背。在院子里炼功，每次都被几个人上来打骂、制止。但我仍然坚持我的正念，即使到了晚上，我在宿舍里仍然坚持炼功。
3月20日左右，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七、八个干警对我進行毒打，拳打脚踢，揪头发。它们打一番问一次，还炼不炼。我说炼，又打，又问。我坚定的说：“炼，炼，炼，打死都炼。”它们气急败坏的拿来劳教所的刑具之一：绳子。两个男队长用力的用绳子把我的双臂背在后面，一圈一圈的用力捆绑，我的头被一个叫小王的队长死命的向后推，气管好象要拉断似的，骨头好象要断。绳子捆上后，我周围围着一圈干警，冲我拳打脚踢，揪头发，打耳光，骂着脏话，还说“难道你就不怕死吗？”我说：“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并告诉它们，人总有一死，有的死重如泰山，有的死轻如鸿毛，我就是为大法而死，死而无憾。它们再也不问了，静静的。这时我全身疼痛难忍，心跳加速。我默背着“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就在我将要昏过去的时候，它们给我解下绳子。过了10分钟左右，它们又给我上了第二次绳，这次比上次还要狠。它们不解气，又把我倒背捆绑好的双臂提起，为了增加我的痛苦，又从下面加了一些东西，使我更痛苦。疼痛的加剧，心跳的加速，我难以忍受，这时就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和《苦其心志》。
我感觉快要不行了，但自始至终没吭一声。我全身麻木，没有知觉，只有大脑主意识是清醒的，想从地上站起来，可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一动不动。这时中队长王换芳，用脚踢我手臂，踢到前面，就在前面，踢到后面，就到后面，没有了知觉。它们还骂我装蒜。接着又一个同修被叫来，毒打，警棍，电棍，上绳，不管怎么折磨，都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念。它们又出新花样，由耿行军和高崖松，每天早上8点开始“操练”，站队，正步走，跑步走，不许停，其中五名48－53岁的大法弟子，脚必须抬到一定的高度，必须落地有声，象军队训练，不合要求的拉出来单炼，就象金鸡独立，做正姿势，停在那不许摇动，否则抬手就打，抬腿就踢。早上6点半起床就罚站墙根。8点队长一上班就练队到12点队长下班。四小时不停。耿行军指挥，喊口号的喊累了，就轮流喊号。大法弟子上厕所得打报告，耿行军批准，才能一个一个的去，就这样在烈日下不停的走正步，跑步。它们说：就这样给我练，练死你们。中午饭刚吃完，又被强行站墙根，中午烈日炎炎，晒到2点队长上班，继续练到6点队长下班，又被强行站墙根到晚上10－12点，一个个被晒得漆黑。
我的脸一层层的掉皮，而后是脓水流出。有天队长洗澡间开着门，我从门前过，镜子里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细想是我，连我都认不出我自己了。学员一个一个的被折磨得不象人样。每天都有人被队长叫進办公室打警棍。几乎每个学员都轮流被打。警棍打到臀部砰砰的声音，传出很远，听到同修被毒打的声音，虽然不是打在自己身上，但我感觉就象打在自己身上一般。其实，我们心里承受的痛苦要胜过皮肉之苦。被打完后马上参加练队，耿行军还故意拉出单练，加倍，加倍，惨无人性。
有一天我被叫到办公室，一進门，有四个干警在场，耿行军手提警棍，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接着它把警棍压在我的左肩膀上，威胁我说：“干不干活？”我说：“我没有任何罪错，关我是错误的，我不接受劳动改造。”它说它不管你有没有罪，到这里就得服从，不服从就打。二话没说，把我拉到桌子旁，抡起警棍，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的打下去。一下，二下，三下，警棍带着呼呼的风声，它嘴里好象还说着：“疼不疼？”之类的话，好象是给自己加油添劲。我咬紧牙关，心里默念不疼不疼，一声不吭。打完十警棍后，耿行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得意扬扬的看着我冷笑。我依然心胸坦荡，无怨无恨，不气不恼，坚定正念，向它讲着真象。当它歇过来后，还想再次打我。这时电话来了，找它，它不走，腰上BB机又叫了起来，它还不想走，又来了两个人说叫它回去，它还没走，楼下又有人叫它说它家里的人找它有事，它慌张的离去，我知道是师尊助我。（那次上绳，我用心和师父讲话时，也是有队长慌忙解绳。）
然后又是继续练队，站墙根，每走一步就象站在刀刃上，一步一步都连着心肺，从内脏到外壳，无不是在刀刃上行走。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哪怕有一口气在，也要看到还我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要堂堂正正的从这里走出去。有两个同修看我这样都劝我回车间干活，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平和的对他们说：“我宁可站死都不回去，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在我的带动下，她俩本想回去，也坚定的留了下来。就连那些队长每天都在看着我，议论我不行了，一天，二天，三天，我坚持，坚持，以一个大法弟子超常的忍耐走到了2000年5月1日。我被劳教所秘密转移到5大队，我们18名同修被锁進一楼，这18名都是它们认为最顽固不转化的。按它们的说法，是不服也得服，打也得打服。
三个大法弟子一屋，三个女犯监控，修炼的人不管任何环境都离不开学法，炼功，管你监控不监控，学法炼功是我们的必修课。于是这些监控说，你们炼我们也练，练拳脚打你们，谁打得狠，打得重，队长就表扬谁，给谁得利，给谁减期。女犯李明娟恶狠狠的说，它要在这里把杀人的手段练成，出去后杀他十个八个的。掐脖子，摔布袋，用拳打要害，用脚踢。纪依霞，何小平，唐维兰毒打折磨大法弟子最狠毒。好多叫不上名的恶人被干警幕后指使，丧心病狂，灭绝人性。它们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三个坚定的学法，炼功不间断。会背多少背多少，默背，出声背。白天，因为学法炼功招来毒打，上手铐，上吊铐。耿行军把学员铐在桌子脚上，站不直，不许坐在地上，只能蹲着，不准睡觉。半夜里，大声吼叫，吓唬大法弟子，铐在暖气管子上，铐在厕所，铐在大铁门上，铐在晾衣房，铐在办公室，铐在窗户上，怎么铐得你难受就怎么铐，铐得到处都是。早上炼功时，一个同修念完炼功口诀，全体都炼。白天学法背法声音不断，从早到晚，女犯用毛巾塞嘴，用小勺撬，拳打脚踢，用水浇，大口大口的痰用卫生纸包上，塞到大法弟子嘴里，用尽了办法，也没能让大法弟子停止。记得有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大法弟子全部背法，声音响彻云霄，它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带队的女队长李维真无奈的说，不关了（在五大队整整两个月不见天日，四处是墙，那种处境，真能让人发疯）。7月1日，返回了四大队。
这里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把坚定的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它们叫严管班的地方，配上二中队最凶恶的女犯做监控，每天24小时监控：每天汇报，强制坐小板凳，不许说话，不准背经文，不准炼功。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阻止不了我学法炼功讲真象。每天为此而被打骂。女犯马玉莲用毛巾勒大法弟子的脖子，脸憋红了再松开，再勒，再松，用手捂嘴和鼻子。我强烈抗议，正好有几个队长進来，我告诉四大队的副大队长付振爱，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它皮笑肉不笑的说，出了人命它担着。我说人命关天谁能担得了。它说：“我说我担得了就担得了。”笑着走出门去。唐维兰更是凶狠，打人都是咬着牙，连喊带骂，连拧带掐。它把我按到木板床上，头按在木板上，骑在我身上，激烈的打击我的头，恶狠狠的咬牙切齿，转过身去用力击打另一个同修的头部，转过来再次把我按倒，猛击头部。马玉莲用辣椒往大法弟子嘴里灌，脸上抹，我也被它灌了辣椒。这天是最激烈的一天，从早上6点半我们集体炼功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打骂没停过。紧一会，松一会。我们大声背诵《洪吟》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响彻整个四大队。我们背诵《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震撼着整个劳教所，让那些警察象热锅上的蚂蚁，就连恶毒的唐维兰都说，它满脑子都是“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它们花了16个小时，也没能阻止我们，这些恶魔败下阵来。
后来99名大法弟子亲自签名，控告江××，好象是在明慧网上发表后，被劳教所知道了。半夜所部来人，个个提审，问我是谁写的稿，我说是我，它们说不是你的字体。我说，上面有我亲笔签名，就代表是我写的。提问不了了之。后来有两名起稿的大法弟子秘密失踪。
劳教所又组织了什么报告会，让各地邪悟的人诱导大家邪悟，强迫写四书，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听它们读报纸，我抗议，不参加。
由于这十六个月的残酷折磨，我的肉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开始是全身无力，眼睛看不清东西，走路不稳，后来到浑身疼痛，刮骨抽筋般的痛，气闷，就象一股一股的电流通向体内，一抽一抽的奇痛难忍，后来肌肉萎缩，内脏萎缩，不能走路，不能吃东西，手不能拿筷子，四肢不灵，嘴发紧，说不清话，手指并拢，记忆力大幅度下降，心脏跳动飞快，脉搏摸不到，血压几乎没有。它们通知我家人领我去医院诊治，医生说我站不起来了，下半生就让我爱人照顾吧。它们还不放我，又把我带回四大队，想让我写了四书才放人。我和中队长王换芳在警卫室谈话，苏培英在场，还有严管班班长田影娟（女犯，吸毒的），我说：我是个修炼的人，到哪里都要修，要炼，“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
2000年农历大年三十，邪恶怕我出意外，就让我丈夫和我弟弟把我接回家。我堂堂正正闯出了劳教所。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