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尊给我这支笔

我四八年出生于一个穷困的农村家庭，小学读了四年书，六五年考入地区师范学校，六六年便开始搞文化革命，因此没有什么文化功底。但读书时成绩一直较好，尤其作文成绩较为优秀。从小学到师范，老师们常把我的作文在班里当范文念；参加工作后区政府及教育系统常抽调我帮他们写一些材料（当然是党文化的东西）；后来自己也发表了很多教学研讨文章。那时人们常说乡村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自己也以为自己聪明，常以此自居。

修炼以后，我悟到这一切是师尊的安排。常人那点事只不过是打个基础，练练笔而已。这只笔在正法中，在反迫害、证实法、救度众生中是有特殊使命的。

一、整理学员的修炼心得

记得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在一次集体炼功抱轮时，我突然悟到要把我们当地学员的修炼心得整理出来，那时我看到了“法轮大法在长春”、“法轮大法在武汉”，好多地方都出了册子，我好象一下子记起了史前誓约似的，就象我跟师父说了要做这件事而没做，我急呀，恨不得一下子搞出来。我一炼完功就去找站长，对站长说了我的想法，站长支持我。于是我马上告诉学员写稿，之后我选稿，修改稿，还有些学员也主动帮助修改，还有学员帮助电脑打字，紧锣密鼓搞了二十多天，基本快搞成了，选好的文章都進了电脑，就等着打印出来。七二零迫害开始了，电脑也被公安抢走了，我也被弄到公安反复盘问。

二、在劳教所、监狱用笔来反迫害、证实法、救度众生

二零零零年，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在严管队里，一天警察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大概五、六十人）关在一个饭堂里，每人发一支笔，一个作业本，命令每个学员抄一个答案（法轮功是X教），恶警威胁、警告每个学员，只要照抄就平安无事，否则就没好日子过。警察把持门口站着，每个学员身边至少站两个包夹，邪气十足，气氛十分紧张。交一个作业本就出去一个，学员们都纷纷交了本子出去了，最后只剩下我，包夹在身边不停的叫骂、劝说，叫我快点照着写。最后我把心一横，堂堂正正的写上：“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X教。”我亲自把本子交给警察，警察看了二话没说把本子收去了，包夹也松了口气。当晚警察又发给我笔和纸，叫我写出我的想法，我又给她们写了真相信。后来我发现警察对我比对那些乱说的人态度好多了。我悟到：做对了就有师尊保护，谁也不敢动。于是我就用这支笔经常给警察写真相信。

零四年，我被非法绑架到外省的一个劳教所里，警察每天发一支笔、两张纸要我写她们要的东西。我给她们写大法真相，包夹发现我写的内容后，吓的要命，围着我骂，说我这样写，她们要加期，逼我重写。我不理睬她们，不停的发正念，警察来了，我亲自交给警察，警察二话没说就拿走了，也没给包夹施加压力，这一下包夹也轻松了。我知道是师尊在掌握这一切，大法弟子走的越正，邪恶越不敢动。之后，我每天写，包夹、警察天天看，连续写了二十多天，我觉的真相也写的差不多了，提出不写。警察不答应，还要我写。我知道是自己悟性不好，没写到位。于是，我开始写警察的恶行，对我的、对同修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写，还给各级领导邮寄检举警察行恶的信，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省长，下至劳教所所长等，先后写了三十多封。不管警察是否帮我把信发出去，我都这样去做，极大的打击了邪恶的嚣张气焰，震慑了邪恶。一天，我不看她们放的电视，五、六个包夹围上来要打我，中队长冲出来拦住她们说：别惹她，她爱告状。这样我在那个队呆了两年多不做生产、不戴牌子、不学习不遵守她们那些东西，给他们写了真相信后，她们再也不敢随便对我怎样。这支笔帮助我解体了邪恶，也让众生明白真相。

零八年，我又被冤判到监狱四年。中队长想了解我的思想情况好针对做工作，要我写出我的想法。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只要一见到笔和纸我就高兴，就象见到法器，就象见到亲密的伙伴，它们能帮助我解体邪恶，能帮助我增添正念。警察从省洗脑班那里知道我一些情况，她们把我作为重点人物研究。我写的真相，监狱里的监狱长、政委、大队长、教导员都看，中队里看的人更多。我不做生产、不点名不答到、也不喊报告、也不背什么监规之类的东西，她们很恼火。一天，她们把监狱局的局长请来，加上监狱的政委、科长、处长等一共二十多人找我谈话，说我点名不答到破坏了监狱的改造秩序，要我答到，还说我出去后帮我要工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我拒绝。又说让包夹代我答到，我同样拒绝。我说：点名答到是犯人的事，我不是犯人。

在我要回来的前几个月，监狱对我“攻坚”，把我弄到大队部去，那个“攻坚”的队长说：你这么爱说法轮功好，我现在布置你天天写法轮功好，但是有时间要求，半个小时二千字。于是我天天写，写了一个多月，我看她们不怎么看，我又不太想写，我说你们不看我就不写，她们说不行，还得写，让你写个够。我又接着写。

三、省洗脑班写下“万言书”

零八年，我被非法绑架到省洗脑班，那个原在劳教所当管理科长的人曾在劳教所电击我两个多小时，现在又在省洗脑班当科长，他见我拒绝转化，他对我下毒手，他一连打我十几耳光，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我的头，打一耳光问一句“还炼不炼？”“炼”，他一直问，我一直回答，他就一直打。最后他起了杀机，就掐我的脖子，死死卡住不让出气，他大概觉的快断气了才松手。那时我心里一刻也没离开师尊，我知道我只要一离开师尊，立马就会死在那里，旧势力就是要我的命。他见打不死我，就通知当地公安带着逮捕证来接人，并命令要判八年劳改。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不停的给政法委、六一零写信，叫他们尽快释放我，我是无罪的，你听你上级冤判我，你是有责任的，这不是风过雨过就完事的，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你的上级将来也不会帮你承担责任的。后来他们还是冤判了我四年。

二零一二年，我从冤狱出来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这一次他们扬言要把我弄死，那个队的指导员说我把你弄死了，挖个坑埋了有谁能证明是我们搞死的。因此劫持到洗脑班那天，我叫儿子与我一同進去，我当着警察的面给儿子交代，我说：孩子，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杀、自残，如果在这里有不测，你世世代代告下去。开始我儿子根本不相信警察打人，一進去两个警察把我两只胳膊一扭、头一按开始动手。我儿子惊呆了：“你们怎么打人？”“要打，要打”。儿子赶忙把当地六一零科长及国保队长找来一同去找洗脑班所长。所长骗他们说：以后不打，我们把打人的队调到海南去。我儿子信以为真，孩子又被骗了。孩子走后，他们把我往死里打，他们说原来没打好，这次要好好打。这次三个打手对我暴打，两个把胳膊一扭，我喊打人了。他们把擦地布堵住嘴，然后用一条毛巾勒我的脖子，把头往墙上撞，又打耳光，鼻子打出血，眼睛撞的发黑。我心里不停的喊师尊。他们见我没断气，用力一掌把我打倒在地，我象扁担一样倒下，一声巨响后脑着地，他们以为这下摔断气了，我眼前发黑，心里不停的喊师尊，倒在地上。他们见我还没死，便拳打脚踢，用皮鞋踢我的头、踩我的头，三个人打累了，把我拽起来坐在椅子上问我怎么样，我一句话没说，他们走了。他们觉的奇怪，这个老太婆怎么这样也打不死？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真正有师父保护的大法弟子。师尊说：“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1]当然我也常常为自己没做好而让师尊替我承受巨大痛苦而难过，没有师尊的保护我在这场迫害中不知死了多少次。

后来省司法厅及洗脑班的头头找我谈话，说：我们现在不打你，但要研究你，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把你的想法写出来。他们给了我一天半的时间，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真相资料。洗脑班的很多人都读了，司法厅的有关人也读了，有的告诉我说读了两遍，有的被感动，有的被震慑，也打击了洗脑班邪恶的气焰。打手们总是躲着我。记得在“万言书”最后写了自己几点想法：

（一）我在关押的地方被打、被骂、被折磨是政府行为，决非警察、犯人个人行为。我是被政府非法关押的，从被抓那一天起我的人生安全由政府负责；这高墙电网隔断了我家人对我的呵护；隔断了亲戚朋友的帮助；隔断了正义人士对我伸出的援手。如果在路边或公共场所，哪个地痞流氓敢这样对一个老太太拳打脚踢，正义人士也会把暴徒扭送派出所。是江的政策造就了这牢头狱霸；是江的政策怂恿着警察行凶打人。打死也不许逃命，打死也不许呼救，是政府行为。

（二）省洗脑班打人的“水平”提高的飞快。零八年某某选在晚上十点楼上“学习”的人都下去了偷偷的打，一二年他们选在上午八点半开完碰头会后，“学习”的人都上楼了开打，而且三个打手一起上阵。他们觉的打人是他们的工作，打人理所当然。现在洗脑班打人已打出了“名气”。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有警察偷偷告诉我，说她们和洗脑班一同下去办班时常见他们打人，我们当地绑架到这里的没几个不被打。其实打人本身就在告诉人对与错，刀架在脖子上要人接受的东西能是好的吗？

（三）在关押的地方总是把法轮功学员生存权与“三书”做交换，不写“三书”就不让吃，不让拉，不让睡，不让洗等等；就置人于死地；随便剥夺人的生存权。这些黑老大的做法不敢见报，不敢告诉全国人民，不敢公之于众，司法可笑到这种地步。

 (四) 执法机构里的一个“怪胎”。我问过很多领导及警察：这些包夹是来执法的还是来改造的？她们的出现是属于法律体系的哪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在被关押的地方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包夹，她们可以随意对我打骂、折磨、羞辱，为所欲为，是谁给的权力？一个吸毒犯人要按她们的标准把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社会的垃圾，这是什么政府？

  (五)有人反复问我：你对奥运会有什么看法？零八年奥运会把法轮功编造成“不稳定因素”，抓了我，还冤判我四年劳改，几次被差点打死，奥运给我带来灭顶之灾，你说我能爱那个东西吗？

后来省洗脑班的头头找我谈话，说再不转化我，让我炼到死，并说回去后要好好适应生活，还说对我开绿灯，晚饭后转化的人可以去操场散步，如果我想散步可以特批。有警察偷偷告诉我，说新来的一把手说我是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

四，其它

1，零七年为营救女儿同修(当时被绑架到劳教所)，我向各级政府写信，要求释放女儿，揭露劳教所的邪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一次发几十封，先后大概发了三次；

2，写信要工资。二零零零年邪恶停发我工资，二零零七年向各级政府写公开信要回了工资；二零零八年又冤判四年冤狱，一二年回家又反复写公开信要工资，一次发七、八十封，二零一七年要回了工资。详细情况已在明慧网发过文；

3，这支笔还写了诉江状、法会交流文章、修炼心得、还及时向明慧网反映当地学员的修炼状况等等。

总之，师尊给我这支笔伴随我走过了十九年最艰难的岁月，它帮助我解体邪恶；它帮助我讲真相、救度众生；它帮助我去怕心、去人心；它给我添正念。它是我的法器，它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注：[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