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12月10日】
汉光武帝刘秀（前--57年，东汉创建者），他称帝后，镇压了赤眉军，削平了据守天水的隗嚣和据守成都的公孙述、据守睢阳的刘永等。经过十一年的征战，于建武十二年(36年)，统一了全国。
光武帝复汉之初，社会经济凋敝，各地农民起义时伏时起，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社会动荡不安。
光武帝生长于民间，亲身参加了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深知苛政的恶果。所以他决定“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以“黄老无为”，作为他统治的指导思想。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理国”就是力除苛暴，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与民休养生息。
东汉开国之初，许多百姓流亡在外，还有的则是“屯聚山泽”为“盗”，继续与政府对抗。光武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招流民还乡，于建武六年 (公元30年)下诏，凡是参加赤眉等农民起义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不愿拼死顽抗者，都可免死）”建武十六年(40)，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强裹胁农民暴动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对参加暴动的群“盗”，可由他们自己纠察揭发，五人共斩一人，只要以后不再举事，其余一律免罪；对那些组织暴动的“魁帅”，也不治罪，只迁往他郡，给予田宅，使其安生乐业。这种安抚政策，旨在使流民还乡，让“盗贼”自己解体。果然不久，东汉社会便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景象，社会秩序迅即安定，农业劳动力增加。
奴婢问题，是自西汉中后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哀帝和王莽，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均告失败。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着手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至建武十四年(38)，先后六次下诏，释放官、私奴婢，并制定了保护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35)，光武帝连下三次诏书，禁止残害奴婢，规定灸灼奴婢者，必按法治罪，免被灸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便处死刑的法律。光武帝还大批赦免囚徒，于建武五年(29)下诏：全国的罪囚，除极恶的处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为庶人。光武帝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诏令，对阻止变自耕农为奴婢，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进行统一各地豪强割据的战争期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士兵屯田。建武六年(30)，光武帝下令：精简国家机构，裁缩官员，共裁并四百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裁损官员约数万人；第二年，又大量裁减军队。建武六年(30)，国家财政好转，恢复西汉旧制“三十税一”。同年，汉王朝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并且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光武帝还提倡节俭，以身示范，并多次赈济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光武帝实行一系列精兵简政、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上诸项“柔道”措施，使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遭到破坏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发展，土地得以开垦，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二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做到了刚柔相济。
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他的传颂千古的《过秦论》一文中，对秦的兴亡过程，做过一番精到、简练的勾勒，并且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秦朝的统治者，没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转换的机遇，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针和策略。
秦王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不想长治久安，其所以败亡：是因为“举措暴多而用刑太严，故也”。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政策越繁杂，天下越乱；法越多，奸弊的情形，就会更加复杂多变。光武帝刘秀，吸取了秦二世灭亡的教训，用法简约，“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力除苛暴，很快安定了全国。
（事据《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