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高风（八）

邵雍内圣外王

邵雍，字尧夫，先祖范阳人，父亲邵古迁到衡漳，又迁到共城。邵雍三十岁游学河南，后来将父母安葬于伊水，从此邵雍定居河南。

邵雍年轻时雄才壮志，慷慨激昂，想建功立业。邵雍一开始读书便刻苦努力，冬天忘了烤火，夏天忘了扇扇，晚上忘了睡觉，几年后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邵雍读罢叹息道：“前人与古人为友，不但要读圣贤书，还要知圣贤心，我却没能走遍四方追踪圣贤足迹。”于是邵雍渡过黄河、汾河，涉过淮河、汉江，周游齐国、鲁国、宋国、郑国的遗址，流连追思。很久以后，邵雍幡然领悟，回家说：“道在这儿了！”从此邵雍不再向外寻求。

北海人李之才当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就造访邵雍家，问：“你听说过研究事物原理性命根蒂的学问吗？”邵雍说：“愿先生赐教。”邵雍于是师从李之才，李之才传授给他《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的学问，是古代传下来的，而邵雍探幽索隐、心领神会、洞彻了其中玄奥，他的学问汪洋浩博，很多出自自己的心得。到后来邵雍学识更加老到，道德更加崇高，他修炼自己的心，用高远明亮的心来观察大到天地的运化、阴阳的消长；远到古今时世的变迁；微到走兽、飞禽、草木的性情，都深入本质洞察天机，真可谓达到了“不惑”的境地。邵雍绝非依据象数理论附会臆测，结果屡屡说中的一般人物。邵雍于是发扬宓羲先天的宗旨，著书十余万字，流传世间，然而世人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奥妙。

邵雍刚到洛阳时，茅屋土墙，不遮风雨，亲自砍柴生火做饭来赡养父母，虽然家徒四壁，却怡然自得，似乎活的很有乐趣，没有人能窥测到他的乐趣所在。后来为父母居丧，邵雍哀伤憔悴，恪尽礼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在洛阳隐居时，非常尊敬邵雍，经常一起出游，还为邵雍买了房子和园子。邵雍年年务农，只够温饱，却为房子命名“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邵雍早上焚香静坐，傍晚喝三四杯酒，稍微有醉意就不喝了，经常不醉，兴致来了就吟诗自咏。春天秋天邵雍经常出门在城里游玩，刮风下雨往往就不出去，出门就坐一辆小车，一个人拉着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士大夫家听到他车子的声音，争相迎候，小孩仆人们都高兴的互相转告：“我家的先生来了。”不再称呼邵雍的姓名。邵雍有时住一晚再回去，好事者就另盖一间像邵雍家一样的房子，专门等候邵雍来住，号称“行窝”。

司马光拜邵雍为兄，两人都道德纯粹，尤其被乡里人敬慕推崇。乡里人父子兄弟之间往往相互告诫：“不要做坏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啊！”途经洛阳的官员，有不去官府见太守的，但一定要见邵雍一面。邵雍道德纯粹，一望即知是贤人君子，但是邵雍不自我炫耀，不拒人千里，与大家一起谈笑终日，不做与常人差异太大的举动。邵雍与人交谈，喜欢说别人的好事，不谈别人的不足。邵雍的学问有人来问学就回答，未尝非要让别人围着听。邵雍待人，无论贵贱老少，都以诚相待，所以贤能的人、不贤能的人都对他的道德教化心悦诚服。一时间，洛阳人才济济，忠厚之风闻名天下。

宋神宗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被逼不得已，有的自己交上辞呈离去。邵雍的门生、朋友在地方当官的，都写信问邵雍该怎么做，邵雍说：“这是贤能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地方官能宽松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辞职有什么用呢？”

宋仁宗嘉钓年间下诏访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邵雍，朝廷授予邵雍“将作监主簿”官职；后来邵雍又被举荐为逸士，候补“颍州团练推官”，邵雍都坚决推辞后才接受朝廷任命，又竟然称病不去上任。熙宁十年，邵雍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宋神宗赠予邵雍“秘书省著作郎”官职，宋哲宗元钓年中赐予谥号“康节”。

邵雍高明英迈，超越千古，坦荡浑厚，不见棱角，清高而不偏激，中和而不流俗，别人与他交往越久，越发尊敬信任他。河南程颢早年侍奉父亲时认识了邵雍，与邵雍谈了一整天，程颢回来后感叹道：“邵尧夫的学问，是向内能超凡入圣，向外能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啊！”

邵雍智慧过人，遇事能先知，程颐曾说：“邵雍的心清虚明澈，自然能先知。”当时学者认为邵雍是玩世的神仙，认为邵雍只要碰到什么事，就能根据事情的发生推算出事情的发展，世上发生什么事，邵雍早就留下了预言。邵雍最著名的预言就是《梅花诗》。

邵雍生病的时候，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早晚问候。邵雍临终时，司马光等一起在外庭商议丧事，邵雍都能知道众人说的是什么，召儿子邵伯温说：“他们想葬我在城郊，我应当葬在伊水先坟旁边。”下葬后，程颢为他写墓志铭，称颂邵雍的道学纯一不杂，修道可谓达到了安渡劫难、大功告成的地步。邵雍著述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集有《伊川击壤集》。

（据《宋史》）

杜时升观天料金亡

杜时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学问渊博，通晓天文，不肯当官出人头地。金章宗承安、泰和年间，宰相几次推荐杜时升才堪大用。杜时升对亲密的人说：“我观天象，正北有赤气颜色如血，向西向东横贯天空，天下必将大乱，乱后南北将合为一体。朝代兴衰如同月亮盈亏，循环无端，古往今来，哪个朝代能躲得过！”当时，金朝风俗奢侈糜烂，朝纲大坏，金世宗（金章宗父亲）留下的基业因此衰败。杜时升于是南渡黄河，隐居嵩、洛山中，许多人跟从他求学，“伊洛之学”大概就是从杜时升开始的。

金哀宗正大年间，蒙古兵猛攻潼关，而金兵防守非常坚固，金朝上下都庆贺抵挡住了蒙古铁骑。杜时升说：“大兵都云集在秦州、巩州之间抵御蒙古。如果蒙古兵向宋朝借道，从襄阳、汉水進入宛城、叶县，那时蒙古铁骑长驱直入，势如风雨，没有潼关黄河这样的高山大川阻挡，形势就如同土崩瓦解一样啊！”

成吉思汗死前遗言：“金朝精兵聚集在潼关，南有连绵山脉可以坚守，北有宽广黄河可以防御，难以马上攻破。如果我们向宋朝借道，宋是金的世仇，一定答应我们，那么我们可以从唐州、邓州直捣金朝新首都汴京。金朝情急之下，一定从潼关调主力回援。然而数万金兵千里赴援，一定人困马乏，即使赶到了也不能作战，一定被我们击破。”说完就逝世了。

后来拖雷军队长驱直入宋朝地界，沿汉水向东進军。金朝大臣识破蒙古意图，商议坚守汴京，不能调动潼关主力与拖雷军队交战。这时金哀宗却说出了发人深省的一番话：“我南渡黄河抵御蒙古二十年，二十年来，百姓卖田卖地、卖妻卖子、竭尽肝脑来供养军队。现在蒙古兵到了，纵横驰骋，烧杀掳掠，军队却不能为百姓作战，只求自保。京城纵然幸存，城外百姓怎么办？没有百姓何以立国？天下人会说我是什么人？我考虑成熟了，金朝是存是亡有它的天命，我只要不负我的百姓就可以了。”于是调动二十万军队驻守襄阳、邓州，迎击拖雷军队。

拖雷军队目标是汴京，昼夜行军，摆脱金兵一路北行，沿途将攻破州县粮草尽情焚毁。金兵怕汴京空虚，尾随其后，却没有补给，还不时遭到蒙古殿后骑兵袭击，且行且战。这时北路蒙古军队也乘虚渡过黄河，与拖雷军队在三峰山会合。金兵抵达后将三峰山团团围住，当时天色已晚，金兵在山沟驻营，准备第二天与蒙古军队决战。当天晚上，突然风雪大作，山沟里雪深三尺，金兵被冻的面无人色，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虽然站着，却手足僵硬，连刀枪都举不起来，几乎不能列阵打仗。蒙古军队抓住机会，猛攻金兵营地防守薄弱的地方，金兵顿时崩溃，几十里道路上尸横遍野，金兵的精锐被杀戮殆尽，汴京最终失守。一切都如同杜时升预料的那样发生了。

（据《金史》）

杜瑛论政知元衰

杜瑛，杜时升儿子，身长七尺，美髯长须，气貌魁伟。金朝将灭亡的时候，文人们还想靠文章科举進取，杜瑛唯独躲避到河南缑氏山中。兵灾过后，书籍文物荡然一空，杜瑛搜集访求各种图书，全部过目不忘。杜瑛推究书中旨趣，分析古今得失，了如指掌。杜瑛辗转迁徙，在汾州、晋州之间教学为生。中书粘合珪在相州开府，聘请杜瑛到他家教书，于是杜瑛定居相州。粘合珪赠予良田千亩，杜瑛推辞不受。有术士说他住的房子地下有黄金埋藏，家人想发掘，杜瑛总是制止。后来住進去的人家一挖，果然得到一百斤黄金。杜瑛就是如此不乱取钱财。

己未年，忽必烈南伐经过相州，召见杜瑛问伐宋大计。杜瑛说：“汉唐以来，君主所依赖来保国的霸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如今宋朝都荒废了，必将灭亡，圣主将兴起新的朝代。如果控制襄樊，顺流东下，直捣宋军背后，大业可定。”忽必烈很高兴，说：“儒生中竟有这等人物！”杜瑛又劝忽必烈几件事，认为事情不该如此处理，今后应该那样处理。忽必烈都采纳了，心里觉得杜瑛贤能，说可以大用，要让杜瑛随军同行，杜瑛借口有病推辞了。

中统初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下诏征召杜瑛。当时王文统正当宰相，学术不正，为元朝确立了苛政敛财的法度。杜瑛推辞不去。左丞相张文谦宣抚河北时，上奏朝廷封杜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杜瑛又推辞，留给执政一封信，大意说：“先王留下的王道晦而不明，是因为异端邪说的危害。历史上霸道横流，汹涌泛滥，天理王道的源流如同细线一样没有断绝。如今天子神圣，人才云集，采纳王道、运用王道、发扬修复先王的礼乐教化，正逢其时。如果象今天这样当官只要捧着账簿计算如何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法制反而成了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政策就是连崇尚霸术的汉唐也不屑做的。执政者因陋就简，干出这种事，太可惜了！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束，今天大元如日中天，却不能溯流求源，既不能申明法度端正风俗，更不能培养人才兴起教化，拯救不了几百年上千年以来的积弊大祸，我恐怕如此政策今后的弊端，不可以用语言来形容。”

有人劝他当官，杜瑛说：“后世虽然与古代相隔久远，但先王的礼乐设施、本末先后，还可以考察得到，所以执政者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复古。如果朝廷政策因循霸术的旧弊端，那当官想执政合乎先王的王道，难上加难啊！我又做不到能屈能伸，以等待当宰相改变政策的机会，我还当什么官呢？”于是杜瑛闭门写书，不因穷通得失改变自己的志向，终身钻研道学孜孜不倦。

七十岁时，杜瑛临终嘱咐儿子杜处立、杜处愿说：“我死后，我慕碑上应该刻上‘缑山杜处士’。”（处士：不当官的士人）天历年中，元明宗追赠杜瑛“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官衔，追封魏郡公，谥号“文献”。

元朝果然只维持了九十九年。

（据《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