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01月13日】
大型泥塑《收租院》的建成，坐实了刘文彩“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收租院》的成功折射出中共极权时代颠倒了的社会现实。
刘文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地主：强抢民女，私设水牢，吃的还都是人奶……提起刘文彩，人们就想到了地主的狠毒和贪婪；骂起地主，人们也自然的要联想到这个无恶不作的刘文彩的形象。全国头号大地主的帽子稳稳当当的戴在了刘文彩的头上。
中国人何以对刘文彩的印象如此之深，这当然全部来自于中共的单方面宣传。中共的宣传可不是口头说说、编造一些故事而已，中共的文艺工作者还進行了“实事求是”的就地挖掘。刘家庄院的“水牢”被改造成功，刘文彩的“收租院”也被“创造”了出来。
把“收租院”创作成泥塑作品《收租院》是经过缜密的构思和布局的。首先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制定出创作宗旨：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的是一个收租院，想到的是整个旧社会。也就是说，《收租院》要代表整个旧中国。《收租院》主角刘文彩，自然也就是旧中国全部邪恶势力的象征。在这个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 “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而后進行分段设计。每段从中心思想、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
那么刘文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吗？一部《刘文彩真相》把刘文彩的真实身份给彻底的还原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笑蜀先生可是经过了实实在在的考察的，并且列举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那些所谓的“水牢、地牢、行刑室”根本就不存在，还有那些刘家家族的所谓“百罪图”，也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相反，刘文彩的人品还广为人道。许多在世的老乡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这些话很多中国人初次看到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这样看来刘文彩哪是什么恶霸？比起今天中共那么多坐拥数亿家产却对百姓毫无体恤的党官大员来，刘文彩可真够得上是一个楷模了。这些话可不是人家笔蜀先生的一家之言，中共上层也是默认的。
那么，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量对刘文彩進行构陷？为什么要把白的说成黑的？而且还要把刘文彩的所谓罪恶昭告天下？这就是中共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取得政权及维系政权的一切理论基础可都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有了对剥削阶级的镇压，才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是丝毫动摇不得，连怀疑都不能怀疑的。无论它正确与否，它可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保障。所以，中共就需要不断的加强民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有人说，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那么，站在今天中共的角度看，如果毛泽东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邪恶的中共政权根本就维系不到今天这一步。毛泽东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可以说他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只有阶级斗争搞得越残暴，他的位置也才越安稳。毛与他的同伴操纵的阶级斗争触及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中共要的就是让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怎么爆发？只有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才能爆发出来。阶级敌人从哪里来？这就给了中共的追随者们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共创作的《收租院》，目的就是激发群众的革命激情的，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被打上了“红色”的印记。《收租院》首次开放是在1965年10月1日。同年底，又在北京做了复制品。可以说，《收租院》在一定成度上做了中共“文革”的舆论开端。唯一与八个样板戏齐名的文艺作品就是这个《收租院》了，可见其“红”的彻底。
怎么才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呢？只有“创造”出黑暗的“旧社会”，通过描绘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刘文彩的凶恶残暴才能达到。这也就要求《收租院》必须描写出“黑暗”的现实，连外国人观看了展览之后都止不住的叫“黑”那才行。澳大利亚《前锋》报记者罗素夫人一边观看《收租院》一边大叫“黑暗！黑暗！”
从“红”与“黑”上来看，创作《收租院》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当然要想达到中共的政治目的，就必须要靠“艺术”上的成功，这就要靠创作者们娴熟的艺术技巧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专制时代里，《收租院》一经定案，就被当作四川文化界的头号重点工程，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稍有差错就是政治事件，哪个敢掉以轻心？
既然作为四川省文化界的头号工程特事特办，人员调配上肯定也是择优而录了。创作人员有四川美院雕塑系的师生、县文化馆的美工，连民间有特长的艺人也都被请了过来。
为达到风格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每个作品都要反复修改，创作过程往往一波三折。创作“风谷”塑像时，有人说看不出有风。创作组马上修改，通过老农在风谷机旁顶风而進的姿势和飘扬的衣襟来表现风。美院创作人员当模特，擅长做衣纹的民间艺人上衣服。风感有了，但衣服太过柔软，飘然潇洒，不符合老农的身份；那就再修改，加重衣服质地。
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如同真人大小的一百多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条伸着长舌的恶狗旁站着刘文彩的打手，头戴草帽，身穿绸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里挎着驳壳枪。他的对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小孩替大人拉着车。灰色的人流向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来……
“创作”是非常成功的。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式，创作者们把能够挑动起人们愤怒情感的因素都注入到创作的对象中去了：虚伪、傲慢、歹毒、狡诈、霸道、欺凌的形象自然都赋予给了刘文彩及其打手；贫穷、悲苦、饥饿、可怜、无奈、痛恨、抗争的因素当然非劳动人民莫属了。再加上具体的情节：有因交不够租子被逼卖儿当壮丁的；有儿媳被折磨死、欠了几斗租子却被逼用孙女作抵押的；有没有按期交租被抄家，男人被绑架，孩子抱着父亲的腿，女人抱着孩子追出来，却被一脚踢倒在地的；当然还有表现农民的反抗的。一百多个人物，被几个故事非常紧凑的串连起来，加上人物那逼真的表情，一下子就把人带進创作者们所描述的社会场景中去了……
这样的“艺术创作”和中共的政治要求非常巧妙的融合到了一起。看了《收租院》，人们就形象的知道了什么叫作阶级压迫和阶级感情；提起阶级斗争，人们就自然的联想起《收租院》里所描述的场景。这是非常符合中共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的。至于虚构的事实，没有人去较这个真，当时谁敢去较这个真？在那样的环境中谁敢提一句刘文彩为民办学的事？这个人的品德再好，中共定性了，那他就是人民的敌人。
《收租院》艺术上的所谓成功，立马招来党政大员的热捧。康生见到《收租院》，首先击掌称赞：“塑得好！很好！这比巴黎罗佛宫的雕塑好得多！”并说：“这是一个创造，是雕塑艺术的一次大革命。”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中共的文化旗手郭沫若也大发感慨：“这个展览很好，是雕塑的一个大革命。不知道你们做的泥塑能保存多少年？辽代的泥塑至今还很完好，已经保存了一千年。应该好好研究传统泥塑的经验，把这样的作品长期保存下来。”并且还挥毫写下几句口号式的所谓诗来：“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
创作者们可真是用心良苦，连塑像的布纹都能呈现出来。一团团黄色的泥巴，经过艺术工作者的精心雕琢，竟然成了“揭露”“旧社会”无比黑暗、并能激励出无限革命激情的艺术形像。那份来自于土地的质朴更易呈现出中共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
人物的“土”是艺术工作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要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黄色泥土中表现阶级剥削的残酷，那份真实是其它颜色不可替代的。邓拓主张上点淡彩，康生不同意，说：“还是不上颜色好。”
此二人都是中共的文化人，还都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更真实的反映中共所提倡的阶级斗争。这不加修饰的来自于土地的“黄色”就这样成了《收租院》中表现阶级仇恨的本色。
中国的泥塑真是叫绝，中国人的技艺也真是高明，一团泥土竟能变化出如此的神奇。可惜的是，它所表现的仇恨是中共别有用心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把原本属于社会中重要成员的富裕农民，就因为有了积蓄，就把他们强行的镇压下去；如此逆天叛道的罪恶行径竟被它自己描述成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未進中华之前，中国民风纯朴。对有土地农民的滥杀成了中共恐吓并掳获民心的重要手段。对人民成分的划分构筑起中共执政的根基。强抢了人家的土地，不但要高喊抢的有理，而且要让被镇压下去的人永世不得抬头，并以此激发起广大群众对中共自己的热爱。这个颠倒的现实中共要一直颠倒下去。为达 到这个目的，中共所采用的手法竟然都是那样的“朴实”，在泥土的纯朴本色中被中共悄悄的添加進了“红”与“黑”。
那么，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收租院》连同中共的其它文艺作品，加上中共的政治教唆，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开始了。郭沫若说：“辽代的泥塑至今还很完好，已经保存了一千年。”不知他指的可否就是洛阳白马寺里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经历了一千多年沧桑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阶级斗争武装起来的农民们砸了个稀巴烂，同时被毁的还有稀世之宝玉马和两千年前的贝叶经。
中共的“四新”之中，《收租院》可是一个典型代表。普通百姓只有敬仰的份儿，谁敢去动它一个指头？从艺术品位上来讲，《收租院》是不能称之为艺术的，那些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虚构事实只不过是独裁政治的产物，只不过是中共用来给全国人民洗脑的一个工具。而传承一千多年的“十八罗汉”泥塑一经被毁，怎么还原？那可是传承历史的见证。
被毁的又岂止是“十八罗汉”泥塑，连石窟中的石像都能被砸。这又岂止是发生在洛阳一地，那场遍及全国的“破四旧”之风，被毁掉的可不只是传统的文物，同时被毁掉的还有人们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道德，以及传统的风俗和礼仪。学生接受的教育就只有中共的“一家之言”了，《收租院》不仅進了学生的课本，还被编成了画册；全国还有其它的地方也都相继建起了《收租院》的模型。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被洗脑的。
随着工艺的改進，和人们对这一“传统”艺术品的厚爱，中共的艺术家们又用玻璃钢浇铜的技艺進行“复制再创作”。这当然更结实了，那眼珠换也成了玻璃做的，显得更加逼真，在灯光的照射下还“熠熠生辉”呢。
刘文彩的真相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被揭示了出来，中共的报刊和杂志上也大都转载过这方面的文章。应该说，时过境迁之后，刘文彩的面目应该还原了，《收租院》的存在不过是那一个时代的反映而已。可是过去了十来年，文革也结束三十多年了，《收租院》仍然“顽强”地霸居在那里。还是有人不断地在利用着《收租院》给民众洗脑。
主要创作者王官乙今天还很感慨地说：“我们要让5亿农民看到我们的雕塑，说出村里的故事。”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肖小兰希望能打破这组雕塑身上“政治教育阶级斗争的产物”的单一解读误区。“《收租院》自身就是完整的艺术文本，基于客观存在的史实。展览以文献史阐述的方式全面展现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发展的特殊时代。”
无疑，“艺术家”们是想要保留所谓的艺术了。那么，一个纯粹属于“政治教育阶级斗争的产物”怎么能够摆脱得了它自身存在的政治因素？就象辽代的泥塑“十八罗汉”一样，毁于政治因素，而在它毁坏之前的一千多年里，谁也不可能给它加上“政治”的因素。它本身就是宗教的产物，是属于信仰方面的东西。“十八罗汉”能够脱离于信仰而存在吗？它的被毁不正是一帮子盲目信仰共产主义的农民造成的吗？《收租院》想作为独立的艺术品而存在，只有中共的御用 “艺术家”们才有这样的奇思怪想。
持肖小兰观点的人也不是只此一人，还有许多的人妄想着把它作为一种“史实”传承下去。已经有人在给《收租院》的艺术定性了，说它已经具备了前卫艺术的某些性质，具备了后现代的环境艺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特点。更有人把它运到了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德国等国家搞展览。
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被中共的这种搞艺术的方式所欣赏。相反，很多人明确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直言不讳的称《收租院》宣扬的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伤害和灭绝，是一种暴力的宣扬。当然也不乏一些一时辨别不出它罪恶本质的人士的称赞，称它的雕塑如何的逼真，特别是刘文彩打手身上的纹身都能表现出来。他们惊奇于中国人手艺的精绝，却不明白中共的艺人们这样用心的目的。其实，这也正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中共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中共不再提阶级斗争了，可是中共丝毫没有否定它的阶级论，因为那是它取得政权和解释其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尽管刘文彩的后人及其他正义人士多次提出为刘文彩昭雪，但中共内部没有一个人敢于吐口。它们执意要把那段被它们加工过的历史保留下去。所以，当《收租院》在海外受到广泛批评的同时，却仍然阻挡不住它在国内对《收租院》作正面的报道。
中共做起这方面的正面报道来，令人恍如文革再现，好象外国人都完全沉醉在中共掀起的文革浪潮之中了。此次《收租院》在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展出。重庆美术馆馆长冯斌是此次德国之行的主要策划人，他在回应国内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太轰动了！一百多家媒体前来报道”，并一再的说不少老外看得目瞪口呆，还有德国艺术家在现场進行素描。
而国内的报道则又别具一格：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恶狠狠的地主、乱真传神的玻璃眼珠、裤子上清晰可见的皱褶……如此情态万千、生动逼真的雕塑，让许多德国人目瞪口呆，就差把脸杵在雕塑上了，但让冯斌更感慨的是德国人的礼貌：“他们就是再喜欢，也不会对‘刘文彩’们动一根指头，要是在国内做这样的开放式展览，刘文彩的指头早就折断了。”
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有多少人怀疑呢？但是国内的媒体丝毫不敢触及的是那一百多家媒体是不是都是象中共这样做的正面宣传，又有多少负面的批评。还有这个“申恩”展览馆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展览馆，报道中只是笼统的报道，说它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展览场地”。著名记者戴晴说：“申恩博物馆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它最大的特色就叫‘搞怪’，就是让你觉得荒谬。所以这在申恩博物馆展出，有一种‘你看，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洗脑’，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我们看看刘文彩的后人是什么感受。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首先他们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践踏人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个东西！摇风谷机的那个叫古仑山，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因为当初四川美术学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来找他，一看他体格很强壮，有劳动人民的样子，觉得他形象很好，就想把他扶起来，让他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结果古仑山不讲，他们就对他讲，说共产党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应该来控诉那些地主老爷对你的剥削压迫。刘文彩过着奢侈的生活，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吃山珍海味，你吃不饱。可是，他说，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后来又给他做工作，又说刘文彩是地主阶级，是坏人；你是贫雇农，无产阶级。你要起来控诉他，要诉苦。他说，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说他是好人！结果就把他批斗、打，最后就把他定为刘文彩的狗腿子。这就是那个雕塑中摇风谷机的人。那中间涉及的还有几个长工，他们都说刘文彩是好人。有一个叫龙万福的，现在九十岁了还在干活。他们都讲刘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对我可好了！”
刘小飞还说：“我们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语言所不能够讲的，说不清的，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多少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受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编造的东西，他们现在内部也承认是编造的了。……把我的母亲抓起来，吊起来打，你说自己母亲被吊起来打，你说我看着，我是什么滋味！？把我母亲吊起来打，打了一下午，几个小时吊起来地打。这就是收租院干的事情！……老百姓现在都说，‘胡编的收租院’……”
中共可不管这些，国外说什么它不管，再说它也管不着。刘文彩的后人怎么要求它也不用管，中共执政的天下，地主的后代能翻了天？能把外国人欺骗到什么程度就欺骗到什么程度，欺骗不住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只要对内欺骗住老百姓就行。
现在，刘文彩的家园已被彻底的改造成了地方政府捞取金钱的旅游胜地了。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区。地方政府竟然在导游词中宣称“刘家庄园”享有“‘北有孔府、南有庄园’的盛誉，是国际旅游者了解近代中国人生活的好去处，大型泥塑《收租院》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
庄园还有一个“光荣”的传统名誉，这应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想象得到的，那就是“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中共对中国人的欺骗是从小就开始的，那渗透在纯朴的泥土之中的中共特有的“红”与“黑”就这样被默默的消融進中国人的意识里。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自然就会受到影响。过去人对那些富裕的农民尊称为“员外”或“东家”。他们是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员，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产生的，是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可是中共的阶级斗争使这类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财富。今天人们谈起地主来已生不起丝毫的尊敬和羡慕了，地主连同他们的后代成了初会中最下等的贱民。就是在早已不讲阶级斗争的今天，地主也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网络上“斗地主”的页面更是被人们加工成狡猾、恶劣、 丑陋的形象。历史被扭曲之后，已经被深深的打上了中共的皱褶。
社会发展了，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丝毫没有改变。掌握了高科技的中共在用泥雕继续去毒害世人的同时，也学会了更加隐蔽的利用高科技对中国民众的洗脑。中共也不是只对昔日的地主進行贬损和镇压，对所有它看着不顺眼的事物都是不遗余力的進行打击的。为了构陷法轮功，中共自编自演了“天安门自焚”。这一伪案被法轮功学员揭穿之后，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明确指责,称“‘天安门自焚’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本来已经大白于天下的自焚闹剧，却丝毫不影响中共仍然把这一漏洞百出的诬陷法轮功的内容编入教材。
在刘文彩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之后，还有一些人摆脱不掉中共的遗毒，不太相信“吃人奶”的刘文彩会捐资办学，而且还特意立碑表示建成之后放弃所有权和使用权。面对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有些人还不敢认定中共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甚至在看了法轮功学员根据央视自焚的录像所作的慢镜头分析，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还不自觉的在为中共的迫害找借口。中共的欺骗宣传对世人的毒害何其深远！
然而，被扭曲了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伴随着中共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已经开始思索。揭穿谎言虽说需要一个过程，但毕竟中国人的意识在觉醒，世人已经从最初的对中共的怀疑开始了对中共罪恶全方位的论证。《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是详尽的把中共的罪恶揭露了出来，并藉此催发出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三退”大潮。现在已经有逾六千六百万人士退出了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中共正在被剥离，那浸透進泥土的罪恶也会被冲洗干净。曾经喧嚣一时的《收租院》将来顶多也只能作为一种罪恶的载体供世人认识中共的罪恶而已，它最好的结局就是被打回原形，洗掉中共的“红”与“黑”，还原为土地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