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3月12日】
“艺术的路总是从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类的所有文化也是这样一种走向。过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坏、灭，人类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类道德不行了时，什么都不行了就要重新来了，对人类来讲就是劫难，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再走到顶峰再回落，周而复始。” (《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
文学在表现神道中辉煌
西方神学家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发现《诗经》、《书经》、《礼》等儒家早期文献中有原始的“有形神”信仰，所以说儒家是宗教。确实，《诗》、《书》、《礼》中都明确提到了“上帝”，并且“上帝” 有形有意志，但是，这只是儒家文化的早期形态，儒家文化经过孔子改造后，虽然保存了有形神的传统，但此时的有形神已由“显性”过渡到了“隐性”。这一改造最后由董仲舒完成，董仲舒思想中的“天”都是“无形神 ”。宋儒在对“天”進行解释时说：以主宰而言谓之帝，以赋与人而言谓之命，以人受之而言谓之性，所谓“主宰之天”就是“无形神 ”。这种“无形神 ”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信奉的都是这种“无形神 ”，“无形神”成了中国人所有祭祀活动（神人交通与天人合一之礼）的依据 ，也是儒家在伦理教化上“神道设教”的依据。
神，聚之成形，散之成物，成形则为有形神，成物则为无形神，尊崇有形神是神道，尊崇无形神也是神道。所以儒家的无形神，道家、佛家、原始宗教的有形神，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神道，她普照在中华民族文学之上达几千年之久，这个中华民族文学的昨天，远而至于《诗经》时代，近而至于《红楼梦》时代，每一部杰作的辉煌，每一个文豪的彪炳，都是以中华神道为最最根本的光源。
光源之一：原始宗教
西南各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原始宗教信仰，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族先民曾长期信仰萨满教，汉族也有对盘古女娲等的原始信仰，各民族文学不仅发源于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各民族所信仰的神，而且从原始宗教诞生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原始宗教在数不清的民间文学或作家文学作品中，打下了金光闪闪的印记，这种印记我们称之为远古神话。
仅就汉族而言，也能见其一斑。汉族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在先秦散文中，《 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進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李贺。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進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 《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超越平凡的世俗。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神话“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远古神话的精髓和力量。
光源之二：儒道二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学艺术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道两家思想。挂一漏万，叙述如下：以诗教理论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赋予了中国文学以强烈的道德性格。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及他那一言以蔽之的“思无邪”的定论，是将诗的功能与道德完全联系在一起的。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也是强调文学与道德的合一。文学的最终归宿在于调节现实的人伦关系，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这些又是获致天人合一境界的初阶。中国古代文学，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在内容上的最大特征是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主题。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道德性格所决定的。国家兴亡、战争成败、民生苦乐、宦海沉浮、人生聚散、纲常序乱、伦理向背等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尤其是有关忠君、报国、爱民等题材更能得到社会的首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佳篇亦往往能传颂千古。爱情、家庭、个人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居于次要地位。中国文学评论中也从不以纯情文学为上品。至于纯粹的娱乐与休闲作品，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更属少见。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反对个人情志的宣泄过于偏激，这也充满着理性主义色彩。中国文学之写意抒情，最具温柔敦厚之气。它含蓄、委婉，要求情感的表露合理而有节制，做到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达到中和之美。《诗经・关雎》写男女爱情，哀则寤寐反侧，乐则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然后戛然而止，哀不致蚀骨，乐不致放纵。中国的“怨”诗，往往是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鲜有怨刺过火者。如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写被迫离异的爱情悲剧，有“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的悲凉，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隐痛，然终究只是以“莫莫莫”之节制作罢。它有哀伤幽怨之情而无离经叛道之举。再如《古诗十九首》中，写怨妇思夫，思而不得，遂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来自勉自宽。中国文学的这一中庸和平性，不仅由儒家的诗教原则所决定，也由道家“至乐无乐”等观念所支撑，因而历来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中国的古典悲剧，无论叫人如何撕心裂肺，最终或有清官廉吏的为民伸冤，或有仙境梦中的团圆结局。这正如王国维所说：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
儒家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要有伟大的作品，须先有伟大的人格。这就造成文学与人格合一的特征。中国文学理论认为，作家的气质、才性、情操等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和成就。正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各师成心，其面如异。”而“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等等，都说明了文如其人的文学观。
道家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态度与儒家不同。它主张超脱世俗而与自然为一。这与文学不受外界强力羁绊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因而促進了中国文学独立品格的形成。道家老庄，反对人为，强调自然无为，追求飘逸、神奇，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浓厚的奇幻色彩。
道家对“言意关系”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追求言外之意，讲究意境塑造的优良传统。庄子在《外物》篇中说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认为内在体验只属于心灵而不属于语言，所谓 “无言而心说(悦)”（《天运》），“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道家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境界为后来陶渊明等诗人继承。他们不重视华丽的语言，而是在意境塑造和传达弦外之音上用力，形成了中国诗歌、散文独有的风格韵味．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在表现技巧方面的最大特色，是极其重视以虚写实，以动写静或以静写动，讲求以少胜多，以无声胜有声，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中国文学艺术深受道家“大制不割”、“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认为天地万物的自然美才是真美。因而艺术创作要力求浑然天成，达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它反对人为的娇揉造作，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制造人为的晦涩、浮摩、怪诞，崇尚真淳、质朴、清新。刘勰把“自然”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李白曾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自然的艺术风格。苏轼亦极力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历来被尊为自然平淡风格的典范。后人评价陶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谈到中国戏剧的佳处时，以一言蔽之：“自然而已。”并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着于元曲”。中国文学艺术所崇尚的自然美，是大巧之后的返朴。它并非否定人工、技巧，恰恰相反，它要求艺术家有“功参造化”、“巧夺天工”的功力，通过刻苦的技巧训练达到不露刀斧之痕的高超境界─“无技巧”境界。宋代王安石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道出了中国历代艺术家们终身不舍的艺术追求。 道家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出现，给中国文学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庄重和沉重之外，增加了些许灵动和灵气。山水文学中的道，表现了对天人合一境界，隐逸与仙境的向往与追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苏轼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无不透露出道家与自然冥合思想的印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的勃兴更是道家思想结出的硕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其间更见悠然忘俗的道家逍遥本色。
道家的“虚静”思想影响了人们观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解。历代文学家在谈到生活体验、艺术构思时，都曾把“虚静”说直接引入创作心境的理论中，强调人的心境只有在虚静的状态中才能领悟到天地万物之美，从而感发起兴，诗情勃发。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伫中枢以玄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都是强调道家虚静思想的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光源之三：佛教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巨大推动和变化。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佛教典籍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俗讲、变文，也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禅理来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仅就佛教之禅宗对文学的深远影响，评说一二，亦足见佛光普照之下，中国文学于精彩之外又得以更添异彩。
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灌溉之，滋润之。
（1）诗：从唐诗风格的转变来说：由初唐开始，从上官体（上官仪）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经武后时代的沈（人全）期、杜审言、宋之问等，所谓“景龙文学”，还有隋文学的余波荡漾，与初唐新开质朴风气。后来一变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到韦应物、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显的加入佛与禅道的成分。再变为元和、长庆间的诗体，足为代表一代风恪，领导风尚的，如浅近的白居易、风流靡艳的元稹，以及孟郊、贾岛、张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学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等，无一不出入于佛、道之间，而且都沾上禅味，才能开创出唐诗文学特有芬芳的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至于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诗的文学传统中，虽然算是例外，大体不被正统诗家所追认，但的确自有它独立价值的存在。 受禅宗意境影响的诗文学，到了宋代，更为明显，宋初著名的诗僧九人，世称九僧的风格（如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媚怀古、淮南惠崇。）影响所及，便使醉心禅学的诗人，如杨大年（亿）等人，形成有名的西昆体。名士如苏东坡、王荆公、黄山谷等人，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薰陶，乃有清华绝俗的作品。南渡以后，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大家，都与佛禅思想结有不解之缘，现稍举一二，宋道济（俗称济颠和尚）的诗： 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王安石的诗：《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范成大的诗：《请息斋书事》：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轻薄可伶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喈喈能有几鸡鸣？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慧文禅师：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此外，明代禅宗诗僧的作品，诗律最精，而禅境与诗境最佳的，无如郁堂掸师的《山居诗》，如：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后名，世乱孙吴谋略展，才高屈贾是菲生，沟中断木千年恨，海上乘槎万里情，谁识枯禅凉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2）词曲：自晚唐开始，历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间， 许多词曲，禅境很好，我们现在简单的举出历来被人所推崇公认的词人曲家作品，以供参考。
如辛稼轩的词：《有感》：出处从来自不齐，后军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元曲如刘秉忠的：《干荷叶》，千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如盍西村的：《小桃红（杂咏）》： 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休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
清初有名的少年词人，也便是满清贵族才子的纳兰性德的词：《浣纱溪》：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驻马客临碑上字，闻鸡人拂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3）小说：由唐人笔记小说与佛经变文开始，到了宋、元之间的戏曲，以及明、清时代的说部与散记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光辉，值得特别注意的，无论是小说与戏剧，它的终场结尾，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或是滑稽剧，必然循着一个固有的道德规律去布局与收煞：那便是佛家与道家思想综合的观念、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的定律。元、明之间，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都以禅入文，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端，开宗明义，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词，作为他对历史因果循环的总评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清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依佛学的立场而讲，罗贯中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施耐庵的名著《水游传》，只从表面看来，好像仅是一部表现宋、明时代官民之争的作品， 如果再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没有离开善恶因果的中心思想，隐约显现强梁者不得其好死的果报观念。 至于《西游记》、《封神榜》等书，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话下。此外，如历史小说的《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无一不含容有佛学禅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 由此发展到了清代，以笔记文学扬名的蒲松龄，所着《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醒世姻缘》一书，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观念的杰作，说明人生男女夫妇间的烦恼与痛苦，这种观念，后世已经普及民间社会。至于闻名世界，以长篇言情小说，反映老式文化中贵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一书，它的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然后又以仙凡之间的一块顽石，与一“小草剧伶唯独活，人间离恨不留行”的故事，说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缠绵反侧的痴情恩怨，都记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虚幻境的账薄上，隔着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边，极力衬托出梦幻空花，回头是岸的禅境。作者在开始的自白中，便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警句，这岂不是《楞严经》上，“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以及“主因识有，灭从色除”的最好说明吗？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佛性突破了性别、身份、阶级、种族甚至人和动植物、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界限，在各种人、物身上显现：
有小户人家的女儿，如《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较莲女成佛记》中张待诏的女儿莲女 ，她拦住能仁寺惠光禅师问：“龙女八岁，献宝珠，得成佛道；奴今七岁，无宝珠，得成佛否？”龙女成佛的故事出自《妙法莲华经》，这是小乘教义向大乘教义过渡的一个标志。
有忠臣。《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据说他本来是如来佛法座上面的大鹏金翅鸟。
有醇儒。文天祥以养浩然之气自负，但全祖望《梅花岭记》说他以悟大光明法而得解脱。还有皇帝。李玉《千钟禄》写明惠帝仓惶弃宫出走，唱出了千古名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将封建朝代的兴亡概括于佛教哲学，深刻，悲凉。
还有老虎。萧梁王琰《冥祥记》记天竺沙门耆域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是老虎有佛性。
还有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记许多蛇“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物不害”。
有猿猴。张读《宣室志》记杨叟之子宗肃在山中见一胡僧，自称袁氏，好浮图氏，为宗肃谈《金刚经》，原是猿所化。敦煌变文《四兽因缘》说“弥猴即是大目乾连”，“后得成佛”。
甚至还有石头。长篇小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所记的就是一块石头，但不是寻常的石头，而是一块“灵性已通”，“幻形入世”，“引登彼岸”的一块石头，实际上是块有佛性的石头。《石头记》的书名如勉译为现代汉语，那就是：一块有佛性的石头在现实的社会中经历重重磨难而终于皈依空门的传记。
杰作诞生的两大原因
原始宗教和儒释道三教一起，如日光普照，催生出中国文学长河中的杰作无量数， 故而文学杰作诞生的第一个原因即为：时代要有高层次的法理作指导，这是首要原因．原始宗教和儒释道三教是中国过去特定时代产生出来的，经由炎黄子孙善加继承，发扬光大，福泽万民，自先秦以至大清，每一时代都有那一时代做为思想指导的高层次法理，赋予人们以天地人正见，加持其正念，同时引导各代的文学走在无邪的善途之上，令文学艺术在人们心中大放纯真善良宽恕之光明，为确保人心不被物欲过早掩埋添其一臂之力．原始宗教是炎帝黄帝时期的高层法理， 儒道二教是先秦以来的高层法理，佛教是东汉以来的高层法理， 设若中国各代无高层次的法理，中国也就无希望，中国也就无文学，即没有先秦散文、汉代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流芳余韵了。
然而有高层次的法理作指导，也不是人人皆可写就文学杰作，更不是任谁都能传唱中国史诗，因为杰作的诞生还有第二个原因：作家要向内修．作家或歌手必须在这颗心上下功夫。
文学杰作，需要“性命双修”，也叫“形神兼美”，既要有着精湛的艺术技巧，又要具备深博的思想内涵。每朝每代的文学杰作，技巧上可以各有千秋，但它们共同的地方是：神韵内涵都得超妙高深。文章的质量与思想境界成正比。人的天分悟性越高，越舍得吃苦，作品就越精湛深邃，越感动人，有益于人。技巧易学，内涵难得。所以，创作的基本规律是：功夫在文章之外，功夫在提高思想境界，在闻道得道。过去讲文品即人品， 下笔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开口能唱出好的史诗，首先得做一个高境界的好人，一个对宇宙人生之奥秘的悟性越来越高的人。
提高思想境界涉及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有大忍之心，在人生风浪的冲击刷洗中，在冷板凳空房子的煎熬磨炼中，在酒色财权的勾引诱惑中， 人要清醒的承受，理智的鉴别，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司马迁的那段话，以史为鉴， 总结经验 ，告诫自己要想写出《史记》，先得具备大忍之心：“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们联系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的生平来看这段话，就知道的确是说到点子上了。 “诗穷而后工”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意志超拔坚韧者， 方可铸就不朽之作。
当然， 提高思想境界还有比较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心底纯真，为人善良，聪颖慧悟等等。我们再举个活的例子来说明：
居素普・玛玛依是一位杰出、天才的史诗演唱大师。两千多年前，有了天才的荷马，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才能够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两千年后，在柯尔克孜人民中出现了荷马式的居素普・玛玛依。由于他的出现，宏伟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才能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像居素普・玛玛依这样天才的史诗演唱大师百年难遇。而居素普・玛玛依一生经历曲折、坎坷，他曾当过牧民，在深山牧放羊群；他曾骑马、驯马参加赛马比赛；他曾在戈壁丛林驯鹰、狩猎；他也当过农民，在田里种麦子；他还当过教师，教柯尔克孜儿童读书识字。1998年 4月是《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80寿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对此项活动也非常重视，派了一辆专车接送居素普・玛玛依。本来一天多的路程，由于洪水冲了道路，加之车出毛病，在路上足足走了三天半。天气炎热，道路颠簸，80岁高龄的居素普・玛玛依没有一句怨言，他还不时地安慰司机。吃饭时，他有说有笑。他的充沛精力、乐观精神、和善态度及高尚的品格，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并给人们留下至深的印象。
总之，文学杰作诞生需要两个原因:一是作家要向内去修，二是时代要有高层次的法理作指导。共产党操控的当代中国文学，最缺的就是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文学在当代才会出现全面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