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当成修炼人 就没有过不去的难

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2018年12月08日】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风风雨雨的走到了今天。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打压迫害的十九年中,我一共有十三个年头在魔窟里度过,有很长时间看不到《转法轮》和师父经文。但是,我始终牢记真、善、忍,随时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今天我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

一、读完《转法轮》我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我是体制内一个处级单位的负责官员,一生中经历了不少事情。我当过知青下过乡,当过兵,打过仗,是属于事业心极强的那种人,前半生几乎都是在赞扬声中走过来的。由于长期受党文化的灌输,我也自以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家一讲“神佛”就认为是迷信的那种人,在滚滚红尘中也在随波逐流。可是一九九五年开始,我的人生开始走入了最低谷时期,各种冤屈接踵而来,审计、纪检、检察院都来找过我,从顶峰上突然掉下来的我,精神几乎全垮了。那时我每天抽烟、酗酒麻醉自己,也不跟任何人讲话,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加之我一九七五年就患上了“类风湿病”、“腰椎一~五椎间盘不是膨出就是脱出”、“腰椎退性性变”、类风湿引起的“腰底椎变形”等等。在得法前的二十多年里,我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那时腰痛、不能完全直立,四肢大小关节经常肿痛、严重时连路都不能走,阴天、下雨时更是如此,每天都得服用進口的抗类风湿药。三十多岁开始我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冷水不能碰,背米、拉蜂窝煤这样的事都是妻子去做。因为身体不好,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有一次公安到单位来,差点就把我当成了“瘾君子”。那时我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一住就达数月,什么中医、针灸、单方、验方、秘方,对我都没有用,我就这样在无望的痛苦中挣扎着。

妻子为了让我好病去学气功,回家来教我练,我也没好好练。一九九六年的一天,妻子又准备到朋友那儿学某功后来教我,她到朋友家说明来意后,朋友说:我没练某某功了,现在在炼法轮功。妻子听后赶紧说,我也要炼。这样她将朋友送的《转法轮》带回了家。妻子回家后,将《转法轮》放在客厅桌子上,就去忙别的事了。我顺手拿起书,翻开一看,书中的字都发着红光,而且每个字都是立体的,惊奇之下,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完全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折服了,我突然间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生中真正要追求的东西。他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我所遭遇魔难的根源,这时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炼法轮功、一修到底,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后,折磨我二十多年的类风湿病就突然好了,药也不吃了;第三天,我就戒了烟、酒等许多坏毛病。我真正感到了心情愉快没有烦恼的幸福,身体也感到无病一身轻,走路也不累了,上楼上多高都感到很轻松。

得到大法后我利用被“挂起来”的机会,全身心的投入了修炼,每天五点钟就起来自己炼功,八点钟又跟退休的一起炼功、学法,晚上五套功法还要炼一遍,有时打坐两个多小时,白天除了买菜做饭,全部时间都用来学法,读、抄、背和听、看讲法录音录像,或者外出洪法。九九年迫害以前因为单位没有安排我的工作,所以几乎整天都是溶于法中,那时我感到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妻子都说我成了修炼“专业户”。

二、我是炼功人  不炼功咋行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打压法轮功,由于我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学法基础,加上我一生中经历的运动太多,对这场迫害,早有思想准备。所以迫害根本动摇不了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我没有被突如其来的魔难所吓倒,很坦荡的面对公安无数次非法的传讯、四十八小时留置、不交大法书被抄家、单位办“学习班”,监听电话、跟踪、监视居住等等。

二零零零年,我和妻子去省委上访讲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随即被非法绑架,关進了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才睡了一会就起床,洗漱完后八点多钟,二牢头告诉我要“升堂”,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没進看守所时就听说过升堂如何恐怖,要过关。我想我是个炼功人,谁能敢对我怎么样,“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1]当时我很坦荡,心里一点不怕,同时我给大家讲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真相,他们都认为:“中共认为不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很轻松的过了这一关。我明白是自己心性达到了法的要求,师父在护佑着我。

第二天,监所警察找我谈话。他问我:“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政府都不让炼法轮功了,你为什么还要炼?”我心态平和的给他讲了我成长的经历,讲了我怎么炼的法轮功,以及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二十多年的“类风湿病”好了,女儿的“癫痫病”好了,妻子的“内分泌失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说邪党干的坏事还少吗?就说反右、文化大革命,最后自己不也承认反右是搞了扩大化,“文革”是十年浩劫吗!?我还告诉他我在部队参加过两次战役:七五年的所谓的“沙甸平叛”,死了一百多个官兵。“四人帮”倒台后给平了反,但是部队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四人帮的细细根,营以上军官被抓了关起来。要对越作仗了,又统统放了出来当炮灰。七九年“对越作战”死伤了十多万军民,最后又跟越南称兄道弟,部队用鲜血和生命夺得的山头,又成为人家的国土。你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受到不公打压,我和妻子去上访,话都不让讲,就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了進来,你说这就是“以法治国”?

可能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谈完话后他对我说:既然已经進来了,就要遵守里面的规矩。他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在里面不准炼功;第二不准宣传法轮功;第三不准传授功法。”他讲完我就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炼功進来的,不让我炼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進来了吗!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啊!”他想了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炼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叫他们炼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可以!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的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指我)炼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向法轮功学学如何做个好人。”由于头天我就给大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炼功的地方,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炼起了法轮功。

三、我不是来干活的 是来证实大法的

二零零一年我和妻子因抵制“洗脑班”,离家出走,后被公安绑架分别被劳教两年。

我被单独安排到一个大队,派了两个看守我的“包夹”,后来增加到五个。分成白班和夜班,二十四小时看着我。警察怕包夹被我感化,所以经常调换,两年间调换了二十八名包夹。开始他们非常紧张,我问他们:“是不是警察跟你们讲,我们会自杀,杀人?”他们说:“是!”我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杀人和自杀都是有罪的,你们看我象杀人的吗?”他们说:“你慈眉善目的,当然不会。”我说:“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奖分,能早日回去,但是你们真要按警察的要求做,那我不会配合你们的,到头来警察只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我的。如果你们会做,那么警察来了你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警察走了,那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互不干予。”他们答应了。以后我只是把他们当作警卫员或通讯员来对待。因为这些包夹都是吸毒的,给家里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家人都不太管他们,经济上很困难,我就尽量帮助他们,同时也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美好,讲“善恶有报”的理,他们都很接受。有的还跟我炼起了法轮功,有的还帮助我和其他同修传递信息。

有一次换了个包夹,一天晚上,我起来打坐,他就来干涉我。因为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当时就跟他争起来了,我说你再干涉我,我就上警戒线那里去打坐!其他包夹赶快制止了他。这时我也意识到了我的善心不够,后悔不应该这样对他。说也奇怪,第二天吃过中午饭,我们在花园里聊天,当时天气很晴朗,突然间一个闷雷向我们坐的地方打来,只听见坐在离我一两米远的包夹(头晚干涉我的那个)叫了一声:哎哟!他被雷击中了腰部,站不起来了。我只听另一个包夹说:被惩罚了吧!我就说对法轮功干坏事要遭报的,你以后可要对人家好一点。这件事后,大家更敬重我了。

到劳教所后,开始我想,大法弟子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也积极干活(做农活),分给我的任务,我都是提前保质保量完成。反而包夹为了监视我,都不要干活。三个月后的一天晚点名时,大队教导员表扬我,说我干活很认真负责,很能吃苦,要大家向我学习等等。这时我突然惊醒:我是大法弟子,来这儿干嘛了?我是来证实大法的,可不是来干活的啊!于是,我决定以抗工来反迫害,证实大法,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我首先写了一个抗工声明,讲了法轮功受中共江泽民迫害,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被劳动教养是非法的。同时我也向包夹讲了我抗工的打算,也跟组长讲明了我的态度,并交代他们说:“如果警察让你们来拉我,你们可千万别干,因为这对你们不好。”他们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包夹也表示支持我。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队列前很顺利的宣读了“抗工声明”。七点钟出工时,我又向领队警察讲了我为什么要抗工的事,他也没有怎么为难我。等到八点警察上班时,大队领导听说我抗工,谁也不来找我。后来管教队长来了(此人很邪恶,别人都很怕他),一来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指着我大声吼说:“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抗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我也大声说:“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你们要把我教养成什么人?”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这些警察,也是被欺骗了的受害者,不能把他们推向邪恶一边,也要救度他们。我很快冷静了下来,平和的对他说:“你也是被蒙蔽的,我也不跟你争论对错,我这样做也不是针对你,也不针对劳教所的警察,我针对的是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俩之间也没有深仇大恨,而且你也管不了我的事,你也不要替别人受过。你赶快去向上级汇报就没有你的事了”。可能他想想也对,就转身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管教队长又来了,这时他一改原来的态度,对我很客气的说:你不出工就不出工吧,好好在监舍休息。随后我们还谈了许多,使他進一步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为难过我,我就一直抗工到解除劳教。

四、讲真善忍有什么不好

二零一二年我又被公安再次绑架关進看守所。我心里想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進来了,那我就把此地当成新的修炼环境,反正在什么地方都是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这里的生命也该救度。我牢记师父讲的:“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2]。用修炼人的心态面对一切。

开始我被关押在过度所,后来警察找我谈话说:你在过度所帮了我很多的忙,尤其是警察和医生都头疼的某某,你都把他改变了,我真佩服法轮功,但是另外监所的一个朱姓警察要你去他管的那个监所,因为他管的监所里有个等待复核的“死刑犯”,这个犯人什么都不管不顾,而且还有用暴力袭警的倾向,再加上有几个很捣蛋的社会上的混混经常打架,都不好管理,你去做做工作。并且还说,你明天定时炼功(每天四个定点发正念时间)我也交代他了。我说:行!在哪儿都一样。我到他的监所后,因为有死刑犯的监所都不干活,警察就让我给大家讲讲《菜根谭》和《道德经》,我当然乐意了,每天都要给大家讲三个小时。本来这书里讲的都是佛家、道家和儒家做人的道理,我就用来讲大法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

有一天,监所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有人反映说你给他们讲真、善、忍?我说:是呀!我反问他:真、善、忍有什么不好?这可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做人的唯一标准啊!我告诉他讲了真、善、忍后给整个监所带来的变化:今天的人有了矛盾都是怪别人,但是他们都会学着找找自己;值班员(牢头)以前动不动就骂人或与人打架,因为打架还带过脚镣,但是现在变得会关心人了,发生矛盾时还会学着去看看自己的问题,还能听听别人的意见。为了鼓励大家给他提意见,提一条就给一个鸡蛋。整个监所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我还讲了“死刑犯”(因强奸杀人被抓進来的)、小混混(因抢劫,斗殴進来的)转变的情况。其实这些他都知道、他都看在眼里,他对我说:“我很佩服你能将他们改变了。特别是那个某某小混混,以前他在监所里面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总是欺负别人,没事还找事,我拿他也很头疼,居然也改变成了人家打他时,他都不还手,而且还跟我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警察还让他当了生产组长。)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都是我的师父教我的,也是他们按真、善、忍做的结果。我只是按照法轮功的要求,给他们讲了我应该讲的,做了我应该做的。最后监所警察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好,不然我怎么会让你跟他们讲,不过你也不要总把真、善、忍挂在嘴上,毕竟这是上边很忌讳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按照师父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4]。

另外有个监所因为经常打群架,多次被集体“严管”,除了吃饭洗碗可以到风池外,其它时间都在室内,不准看电视,不得买加菜(看守所生活很差,用卖加菜赚钱),整天都是坐在大板上。这个监所的警察也要我去他的监所给他们讲讲做人的道理。

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犯法進来,是你们真正的自己被后天的那个受无神论影响、不相信有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你”代替了,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不计后果的去干坏事。为了名为了利去争去斗,为了一口气而活着的观念所代替了。你们打架时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但是现在你们大多数又后悔了,现在你们都觉的我跟你们讲的有道理,是你们自己真正的那一面清楚了,知道做坏事不好了。这就是:“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3]你们现在是佛性的一面出来了,所以你们要真正的认清自己是谁。在魔性出来时抑制它,就不会再去干坏事。俗话都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做缺德事多了都会遭雷打的。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我就是被雷打过。我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讲你为什么会遭雷打的。他说:我从小就爱干坏事、费事,连走在田埂上都要一边走一边用镰刀涮两边的谷穗,偷吃果园的果子后还把针放在守果园的老头坐的坐垫里,看他被针扎的痛苦样子……。最后他劝大家说:真的不能做坏事了,“善恶有报”是真的。

这样一来,监所的改观很大,打架闹事的少了,警察也少操了许多心。所以其它监所没有活干时,都争着要我去给他们讲讲。

现在我对师父讲的“随心而化”[5]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只要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炼功的人,随着你自己心性的提高,你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也会随着你的愿望改变,一切事情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变化,这大概就是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5]吧。

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1] 李洪志师父《悉尼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洪吟》——《别哀》
[3] 李洪志师父《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
[4] 李洪志师父《精進要旨二》〈理性〉
[5]李洪志师父《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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