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家来信:第四章 回家(4)

云昭


【正见网2015年05月17日】

四、一首叫《牵手》的歌

1

胖胖的杨大智是抱了一大摞儿褥子进的特管室。

他挑了一张靠窗的床,厚厚的褥子铺的象宾馆的席梦思。在劳教所,褥子的厚薄是身份的象征,筒道里最有面子的“四防”,褥子都没有他的厚。而且杨大智居然还铺白色的床单,其他人都是统一的淡蓝色,杨大智还有一个非常正规的枕头,其他人的枕头不过就是一个塞了衣服的布包。

没见过这么胖的劳教,赵俊生有点紧张,自己没上贡,会不会被替下来呢?但他很快就放了心:表面上是杨大智、赵俊生、李万年一起在特管室看管张良,实际上杨大智这个“四防”是个闲差儿,挂个名而已。

杨大智每天都忙自己的事儿,翻看各种法律书,研究法律条文,一遍遍写自己的申诉,他指挥妻子向各级政府及监督检察部门寄送申诉材料。

三年来,为了打官司,为了寻求公正,杨大智已经花了上百万了。

他相信法律能给他公正。

2

和李万年不同,杨大智喜欢邓小平,邓小平让他发了财。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杨大智这个翻过一座山才能去上学的农村孩子,也先富了起来,除了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杨大智还有了更多的自信。

他信法、守法、懂法,怎么就给劳教了呢?而且是妻子作的伪证!妻子签字画押的一个笔录,就使他一个正常的上访者被判了劳教。

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案,由于公安沈河分局的插手变得错综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过程中还发生了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执法犯法的行径,杨大智被逼到北京上访。

在国家信访局,上访者排完一个长队又排另一个长队,看着那些缺胳膊缺腿、拿着棉被往地上躺的上访者,杨大智认为自己和他们都不同,他理智、懂法,而那些上访者有的已经成了精神病,只会嗷嗷的哭喊、叫骂。

他与妻子及娘家人是在北京站的地下通道里被截访的,沈阳方面专程在通道里等了他们很久,认出他们后,说“回去好好解决”,杨大智就被骗回沈阳了,没想到,车直接开进了看守所“解决”。

名牌衣服的钮扣被扯掉,包金腰带被没收,在沈河看守所,他与杀人犯、小偷、嫖娼者挤在一个大光板上,和他睡一个被窝的,是杀了一个城管的小贩高俊峰。

杨大智记得高俊峰,胡子刮的非常干净,手指头切掉了一个。高俊峰说几个城管根本不让他说话,用烟灰缸砸他,打急眼了,他不得不用随身携带的小刀自卫。高俊峰对能活着出去不抱希望了,他希望杨大智以后能照顾照顾他的老婆和孩子。

杨大智认为高俊峰太不懂法了,如果是他,就一定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3

在拘留所,警察问杨大智:

“你想要多少钱?”

“不想要钱,就想要个说法。”杨大智的回答非常干脆。

林茹被铐在铁椅子上已经一整夜了,警察拿皮带抽她,威胁说要把她送进监狱,林茹不服软。她和丈夫是正常上访,没有罪错。

后来哥哥被叫了进来,他给林茹跪下了:“你就按他们说的写吧,要不然村里和我们一起上访的乡亲都得给判刑,都得吃瓜落儿(方言,受牵连的意思)。”

哥哥上次就因为被刑讯逼供,差点儿送了命,现在还留有后遗症,这次又牵扯到老家的乡亲们……

林茹感到绝望了,她的承受力到了极点。

“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她对警察说。

警察自己编了个笔录,强行把着林茹的手,蘸上印泥,在上面按了手印。

过年前一天,警察放了林茹和她娘家人,“快过节了,我们出于人道主义,提前一天放你们回家过年。”

当时林茹还不知道,自己按过手印的笔录对杨大智意味着什么。

4

林茹随时护着两个保温桶不要被晃洒了,一个装着炖了一夜的鸡汤,一个装着饺子。车颠的特别厉害,快到马三家镇的一段路,特别不好走。

第一次接见,杨大智对林茹的第一句话就是:

“别哭,哭是没有用的。”

眼泪哗哗的止不住,林茹就是说不出话来,杨大智两手不停的搓,想说点什么,也没说出来,那儿不是随便说话的地方。

她和杨大智的心情都很复杂,如果她不做伪证,警察就找不到劳教杨大智的证据。警察以“纠集多名无关人员上访,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把杨大智劳动教养了,主要证据就是林茹按过手印的笔录。

她能和杨大智解释什么呢?不敢说什么,只能多带些吃的吧。丈母娘凌晨三点就起来包的饺子,吃的时侯还热乎着呢,鸡汤也很烫,保温筒很好用。

两岁的儿子兴高采烈的给爸爸敬礼,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与其它地方的差别。

“爸爸住的真远啊。”

5

为了让杨大智在劳教所舒服些,林茹把孩子放在家里让父母带着,自己去托人找关系,请劳教所的领导和警察吃饭。在饭桌上,除了她一个女人,全是穿制服的警察,她挨个给他们端茶、点烟、倒酒。

劳教所对外挂出的条例上写着,表现好的劳教人员节假日可以回家。林茹问高所长:“杨大智能不能放假回家呢?”

高所长笑了,“那都是给‘上面’看的。”

几轮酒过后,高所长醉醺醺的对大家说,“这是我的人,关照着点。”所有的小警察都恭恭敬敬的听着,于爱江对高所长也是点头哈腰,林茹知道于爱江是三大队最管事儿的。

一个人回到家,已经后半夜了,一身的烟酒味儿。

第二次去马三家接见时,林茹给于爱江带了苹果电脑和几条玉溪烟。

等在办公室的时候,她看见了王红宇,王红宇一边在电脑上打游戏,一边会意的看着她:

“我媳妇性格就贼直溜,不爱送礼,老被领导安排活儿,后来送了礼,工作就轻松多了,哪儿不浇油哪儿不滑溜啊。”

除了能送进很多法律书,林茹还给杨大智悄悄弄进去一个手机,吃的东西就更多了,隔一个礼拜就送进来一大提包,全是各种肉、香肠、水果等,此外还有她和儿子的照片。

杨大智非常大方,把吃的都给大家分享。

一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在羡慕的眼光中传来传去,照片是在家里和院子里照的,妻子时髦,儿子可爱,家里的房子温馨,院子也漂亮,每张照片后面都写有妻子的话:“坚持下去!”“我们会成功的!”“等你!”

看着林茹的照片,张良想起妻子挂在家中的艺术照来。

6

几周前,北京法院的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李梅的离婚起诉书。

起诉离婚的证据有一小沓儿:有张良的拘留证,有李梅给他往看守所送钱、送衣服的收据,有抄家时被扣押物品的清单复印件,等等,这些东西被用来证明张良这些年不在家,婚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看了这些“证据”,张良觉的很可笑,这正是迫害他的证据呀。

张良不同意离婚,并陈述了理由:我们俩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感情非常好,十多年的夫妻,就是因为这些年遭受迫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承受不住打击的妻子,才不得已用离婚求得解脱,造成这一切的后果应该由破坏宪法、迫害人权的政府来承担,“我作为受害者,凭什么拆散自己的婚姻,自己迫害自己呢”。

是王维民把张良带到接见室的,回来的路上,王维民说,婚确实是不能随便就离的,这是老理儿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也是老理儿了。

7

那天李万年从图书室偷了一个歌本出来,都是流行的老歌。

“看吧,郝队长的班,没事儿。”

于是特管室这几个人就唱歌打发时间。赵俊生喜欢唱歌,但老是跑调,他想让张良教他,张良翻了翻歌本,找到了苏芮唱的《牵手》,这首歌他会唱。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

因为誓言不敢听

因为承诺不敢信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伴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

这首歌让张良想起了妻子。

在北京百盛商场楼上的大排档里,有一个投币点歌的音乐盒。他给妻子点了一首歌,没想到妻子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牵手》。

那时他们刚刚结婚,没有房子,没有家产,妻子从外地的单位辞了职,到北京和他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

张良教赵俊生和李万年唱《牵手》。

赵俊生想离婚,他和妻子是在赌桌上认识的,岳父家为了让他们走正路,帮他们开了一个豆浆店,但俩人打麻将上了瘾,不久就把店给赔光了;李万年呢,嫌妻子脾气大,也想要离婚。

张良劝他们不要离婚。

其实张良过去对婚姻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父母性格不合,吵闹了一辈子。小时候他就想过,为什么要有家庭呢?他不喜欢结婚。上大学时,受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张良认为家庭是没有必要的,如果需要可以同居嘛,各取所需,不必履行婚姻的责任。如果有房子和物质条件的话,他想那时他可能会选择单身吧。

张良对婚姻态度的改变还是修炼以后,他认为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恩义,婚姻是要承担责任的,缘分是天定的,是要珍惜的。

有一次李万年说起他闺女被狗咬了,这让张良想起了家里的聪聪,九七年有了房子的时候就有了聪聪,他当时不很喜欢狗,现在倒很感谢聪聪了:这么多年,它陪妻子的时间比自己还要长。

聪聪应该有十二岁了吧,相当于一个人的七十多岁,不知是否还活着,可能已经死了吧?如果聪聪死了,张良想,妻子就更孤单了。

8

李梅和关叔说了要和张良离婚的事儿。

关叔能说什么呢?

张良进进出出都七八回了,小俩口的日子刚安稳,就出事儿了,刚安稳,又出事儿了,日子怎么过呀。

关叔不理解,图什么呢?因为炼这个功,这些年得少挣多少钱啊。以张良的才能、学历,现在早该让李梅开上车了。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张良太傻了,不识时务,鸡蛋往石头上磕,什么都做不了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关叔还记得2002年时,是他把张良从公安医院背回家的。

李梅打电话给关叔说:

“公安来通知了,说人不行了,让接回来呢,关叔,怎么办呀?”

因为几本书和一箱复印纸,张良就被抓了,他绝食绝水抗议,已经五十七天,黄疸扩散,家属接到了病危通知。

“如果人不行了,那咱们也不能往家接了。”关叔回答说。

电话那头,李梅一听就哭了。李梅北京没有亲人,她把关叔当自己的亲人。

关叔答应和李梅一起去医院看看再说。

关叔记得公安医院在美术馆附近,医院的门是根本进不去的,武警说,不戴胸牌,就是认识你也不能进去。

心里焦急,也只能在大门外等着。

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他们赶紧凑上去往里看,一个轮椅被推了出来。

整个人堆在轮椅上,瘦的完全脱相了,胡子很长,几乎认不出来了,但确实就是张良。

他们急切的叫着张良的名字,张良眼睛都不眨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但他们看见,好象有一点泪水顺着他土灰的脸流下来。

张良知道,亲人来了,他没有力气抬头看他们,也没有力气说话。

即使接回去,一开始也什么都不能给他吃,医生说,“胃里一点水都没有,吃下东西会有危险,只能用湿布给他擦擦嘴,用吸管吸水润润嘴是可以的,但不能咽。”

李梅哭着说:“关叔,咱们把他接回去吧!”

9

张良被接回家,怎么上楼呢,一步他都迈不动,是关叔把他背上了四楼的家。

刚回家张良什么都听不见,把嘴贴在他耳朵上,他才能听清说什么,缓了半个月,张良就活过来了,而且炼功后张良身体恢复很快。

没想到三个月后,刚养好身体,张良就又被抓了,因为要开“十六大”了。

那天是给李梅的弟弟过生日,在外面一起吃火锅,回到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有人按门铃,从猫眼里看,是楼下的保安。

什么事儿?保安说是来送楼下信箱的钥匙,张良说太晚了,明天我去取吧。打发他走了。

三更半夜来送钥匙,有点怪,张良正纳闷,又有人按门铃了。猫眼里是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张良问他们什么事儿,有什么法律手续吗?他们吱唔说一会儿拿来,但现在必须先开门,张良拒绝开门,他们就找来铁棍和砖,砸了一夜的门,猫眼都砸裂了。到了早晨,李梅和她弟弟要去上班,不得已开了门。于是他们三个被带到派出所,李梅和弟弟也被拘留了几天,罪名是“妨碍公务”,不配合警察开门。

一个月后,李梅接到片警的电话:“你过来吧,张良绝食了。”

“过去干嘛呢,人到底是死是活?”个性柔弱的李梅和过去也不一样了。

张良又绝食,又生命垂危,又是李梅和关叔接他回家,取保候审。

连李梅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

第一次是九九年“七二零”,张良在中南海北门上访被抓。

第二次是在小区公园广场,张良和几个大叔大妈清晨打坐炼功被抓。

还有一次是因为给人寄劝善信被举报。

还有一次是因为发翻墙软件光盘被抓。

…………

不知多少次了,李梅好容易缓过来,张良又出事儿了。

只要张良不放弃修炼,不肯说假话,李梅知道,在中国就随时随地会被抓,家已经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了,门随时都能被堵住、砸开,进门就能抓人,跑都跑不掉。

作为取保候审期间的担保人,李梅不得不同意张良离家出走,“你走吧,你不在家我还省点心。”

“不要让我知道你干什么,”担惊受怕的李梅对张良说,“知道你的情况我反而害怕,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

张良离开家,流离失所去了南方。

10

李梅一个人在家,恐惧和不安并没有随着张良的出走而消失。

警车的警笛声、电话铃声、门铃声和敲门声,都让她恐惧,穿制服的警察、保安、甚至街上戴袖标的大妈,都让她不安。

但她不得不和警察打交道,她必须回答警察的问题:张良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他都和谁有接触?

她不得不到派出所办暂住证,警察经常拿暂住证为难她:“我得到你家检查检查房子,再给你办证。”

她不得不去家委会办各种物业事项,不得不和爱打听事儿的家委会老太太打交道,不能怠慢得罪她们,每次去办事儿,她们总是怪怪的看着她,李梅客客气气的办完事儿,立刻就冲出门。

原来她不愿意给老板做假账,回家还可以和张良发发牢骚,现在必须老老实实听老板的,不能一走了之甩手不干,单位已经把张良开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

而且,她必须迎着张良同事的目光,在狭窄的楼道里走过去。

11

单位要收回张良的房子,威胁说要把家具扔到大街上。

李梅等着张良给她打电话。因为怕被监听跟踪,流离失所的张良没有手机,只能用公用电话和妻子联系,有时,为了防止妻子的电话被监听,张良就把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

终于在办公室里等到了丈夫的电话,李梅捂住话筒,小心不让其他人听到:

“怎么办呢?他们惦记上咱家的房子了!”

她忍不住哭起来,“他们会不会把我赶出去啊?我上哪儿住呀?”

远方的丈夫安慰她:“别怕,他们不敢,单位福利分房,咱们是有购房收据的。”

“购房收据在什么地方啊?”

“上次你不是藏起来了吗?”

对了,想起来了,李梅曾经藏过购房收据,也是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凭证,所以她总是藏来掖去的,总想藏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结果自己都找不到了,藏到哪儿了呢?

回家连夜找收据。一晚上也没找到。

累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李梅一个人坐在翻腾出来的杂物上,抽泣起来。多想给丈夫通个电话呀,不会说话的聪聪在她身边绕来绕去。

外面的风嗷嗷的刮着,象野兽一样,因为被挡在外面而使劲的拱着窗玻璃。

12

“警察来了不能随便给开门。”远方的张良告诉妻子。

“不开门他们会把门砸开的,上次他们不就一直堵在门口吗?”妻子在电话这头已经有了哭腔。

“如果没有手续就不能让他们进门,他们是违法的……”

妻子哭起来,“他们说了,不查房子,以后不给我办暂住证。”

张良无语了。

再想和妻子讲道理,妻子已经不想听了。

有时张良也想,自己怎么这么倒楣,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从找对象娶媳妇到住房,从出生一直到死亡,都要有单位介绍信、户口本、暂住证、收据,所有的个人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批准。

刚工作时没有房子,不结婚不给房子,这是单位的政策,同宿舍的老大哥就因为单身,根本就没有分房的希望。张良认识到,要想有自己单独的房子,就必须找对象结婚。要找对象结婚就要有单位介绍信,当年介绍信都不好开,正好有个熟人负责这事儿,张良就请他提前开了张介绍信。抬头写谁呢,他也不知道会和谁结婚呀,干脆写“王一”吧。

生活的现实是没有浪漫的,结婚才能有房子。于是不想结婚的张良只好和李梅说了这事儿,“我们结婚好吗?”

当时李梅对他一往情深,他也喜欢她。

就这样,他把王一改成了李梅的名字,用一张提前开好的介绍信和李梅结了婚。

结了婚还要等房子。张良不得不请同宿舍的单身老大哥去找别的地方住,他和妻子住在单身宿舍等着分房子。终于熬上了单位的福利房,又有户口的问题了,妻子是从外地过来和他结婚的,没有北京户口,干了几个临时工,妻子都因为不愿做假账最后回家了。

有了房子,没有户口,又必须办暂住证,房本、户口本、暂住证,这些小小的证件竟成了妻子最大的烦恼。

13

上次张良被放回来,和李梅一起回家看岳父岳母。

还没坐稳,妻子妹夫单位的保卫科来人把妹夫叫去了,问他,“你们家来了什么人?”

岳父母一家人十分恐慌,以为北京警方跟踪张良过来了,妻子马上让张良离开: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让人给盯上了?你赶紧先躲一躲吧。”

后来才知道,为了表明和家里的法轮功划清界限,张良的继父向所在部队的上级汇报了张良的行踪,他也担心张良回家会影响母亲。在党委生活会上做过检讨的继父,曾保证对家人要从严教育的。

从那时起,除了房本、暂住证,妻子就开始想要一个离婚证,似乎有了离婚证,生活就可以和张良带来的麻烦一刀两断了,她对张良说,“我们离婚吧,离婚了警察就不会再找我了,就再不会问我你去哪了。”

…………

想着妻子的痛苦,静静的看着那个痛苦的裂痕,张良不想拨动它。

他忽然想起来,他的私人物品在看守所全被没收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解教了,回家还没有家门钥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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