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四章）：西方文明的SWOT分析（上）

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六节 西方文明的SWOT分析（上）

前言

我们的SWOT分析，主要是帮助大家把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一些负面性意义着重的给揪出来。我们上节已经给大家提过，SWOT分析主要是基于从二分法角度看问题，与我们三分法的逻辑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优势与劣势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SWOT方法还是将事物的优势与劣势人为的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这里只不过是借用一下SWOT方法而已，就象我们借用MBTI一样。因为在中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式培养起来的专业人士们对这些分析方法应该比较熟悉。其实“分析”方法的本身就属于是西方文明的优势所在。“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法。其实西方分析方法中的所谓“归纳”就未必属于西方文明的优势了。“归纳”属于“聚合”逻辑，是一种“合”。然而“合”绝非西方文明所擅长。

西方文明擅长要素、擅长“拆分”，不擅长系统与整合。当系统被拆成要素满地的时候，本人指出过，西方文明并不是忘记了“回装”，而是西方文明根本就不会将要素再“回装”为系统。因为系统的聚合力、捆绑力并不像西方“实证科学”机械模型设想的那么简单。那些真正的系统属性，在系统被“拆分”成要素的时候已经被丢失了、忘记了。那么在系统“回装”的时候已经丢了的东西又如何能够找得到呢？

另外，所谓“归纳”就必须有一个归纳、集合的原点。然而西方文明的《内核》原点其实是被埋没的。因为西方文明属于“地之理”，因此任何“归纳”充其量也只能够向“地理”上的原点靠拢，也就是那些“点思维”所谓的规律。然而那种真正原生、未被“拆分”过的系统，原点往往是在“天理”的层次。所以即便是“拆分”之后的要素可以被再次“回装”起来，其实那种被“回装”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够算作一种人为的“伪系统”而已。

拆分”可能是人为的，人为的“强拆”；“回装”也可能是人为的，“回装”出来一种“伪系统”。这就是西方小尺度文明迷失的一种表现，也就是“地理”与“天理”呈现“反理”的一种表现。关于“天理”原点与“地理”原点的问题还涉及到关于人类知识来源的问题。一般人认为，知识有两种、有两种来源，所谓感性知识与理想知识、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所谓来源于实践或者来源于书本。其实这些认识，都是人类丧失了“天理”之根的一种表现。关于知识的三种来源而不是两种，本文在下一章中会有专门的讨论。

一、西方思维属于负向方法

所谓“负向方法”其实就是关于“反理”的另外一种说法，一种西方的说法。大家知道，东方文明基于开发“人性善”的基本“定位”，主要关注人类精神维度正向向上开发的无限潜能。然而西方文明则是基于“人性恶”的“定位”，更加关注如何控制或者回避关于人类“人性恶”的因素，也就是如何守住关于人类有限的下限基盘、下限底盘的问题，别再往下掉了。用秩序、规律、制度、法规等比较刚性的方法守住结构体的底盘。其实这也符合基于结构体层级特征的基本规律，越往下就越物质、越刚性、越坚实、越束缚。这就是结构体底盘的属性，属于结构体《外壳》最特殊的一部分，与整体上《外壳》的属性还不一样。比如西方文明的《外壳》在整体上是“外向型”的，其实这是指的水平方向的《外壳》属性，然而在垂向维度上，因为西方属于一种水平文明，因此西方文明所在的这个水平层次的上下天花板与底盘基板都被封闭的很死，很难被突破。因此西方文明关于底盘的营造与管理就非常扎实、非常致密、非常刚性，否则也托不住在底盘之上所承载的致密刚性物质。因为西方文明的中空部分是物质仓库，是装填刚性物质的，属于西方文明的底盘就必须非常坚实。就象大楼的地基部分。要想盖高楼，要想多装东西，那么大楼的地基就必须坚实。

相反，东方文明在水平维度方面的《外壳》属于“内向型”，非常致密，包裹严谨。然而在垂向维度上，相对于东方文明在上下维度的突破能力而言，上下方向的天花板或者基板就显得不是那么致密，因为东方文明需要向上突破嘛，而且是使用精神力量进行突破，而不是使用物质手段。其实天花板与基板就是一回事。在没有被突破的时候属于天花板，一旦层次被突破就成为新层次的基板了。天花板与基板的属性，这是我们从一个角度上讲。反过来讲，就是东方文明在垂向方面突破上下天花板或基盘的能力非常强。

当人类文明处于正向能量导向的时候，东方文明的这种属性便于向上突破天花板；然而当人类文明处于负向能量主导的末期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失去了正向精神导向的时候，那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东方文明就表现为向下突破道德底线、道德基板的能力非常恐怖。比如“在中国制度是用来破坏的”就与此有关。“遵守制度”属于水平思维，“破坏制度”属于垂向思维。

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一种一日千里、驷马难追的道德堕落。请大家注意，我们这里可不是给中国人道德堕落找什么借口。道德堕落那是人类文明的整体特征。《文明使命论》其实是关于整体的。然而在任何时代，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莲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呢？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那些能够坚守道德的人才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有价值，发心向上修炼甚至可以震动宇宙十方世界。与此宇宙智慧就会为这样的生命打开通天之门、放下登天的梯子。

大家知道，东方文明是激发人的“善能量”的，突破上限；而西方文明，我们可以看做是，如何有效管理人的“恶能量”问题，也就是守住下限底盘。能量有善恶的不同属性，这是我们在《耗散结构理论遇到水结晶实验》一文重点为大家所重点阐述的要点。其实能量也是善恶同在的，东方文明关注“善”的一面，考虑如何激发正能量的问题；西方文明则关注“恶”的把控一面，考虑如何管控的问题。只不过东西方文明的分工不同而已。

本书前面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关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研究关于《宇宙间万物的本质是能量》这个问题。这个关于万物能量级别的研究，对于我们区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使命“定位”，以及由相关使命“定位”所决定的能量层级，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东方文明的传统社会讲求正向精神，讲究“人性善”，讲求“仁者爱人”的社会道德观，比如，清心寡欲、无欲无求的淡定，霍金斯教授给出的能量值是250；还有东方传统思想所倡导的包容精神的能量值是350（宽容）；而儒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爱的能量值就更高，达到能量值500的水平；而东方的“生文化”、好生思想、包括《孙子兵法》最高境界的非攻精神的能量值则可以到达600（平和）。

然而西方物质文明的驱动力——物质欲望的能量值只有125，西方“争文化”愤怒的能量值那是150。大家知道，在大卫·霍金斯教授的能量级别体系之中。数值200属于正向与负向能量的分界点。西方文明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特别是与物质文明相关一些概念的能量值，一般都在200以下，而东方文明核心概念的能量值一般都在250的基数水平以上。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理性”思想一直力图避免“人性”干扰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近代文明人类“人性”的能量数值很低。

可见，在“入世”的层面上看，西方文明更关注人类的物质属性，也就是关于“个体人”、“自然人”、“物质人”的属性。其实这些“物质人”属性并非属于“人性”的主轴，只是人生存的一个载体。其实在物质身体承载之上的“人性”才是人生的主轴。“人性”是非物质性的一面，根据西方“原罪论”的思维，那就是“人性恶”，这也是人类文明走到末期阶段的一种必然，所以西方“实证科学”只能够奉行一种物质主义的“理性主义”，尽量回避“人性恶”的一面，进而也就茫然的回避了“人性善”的一面、回避了“人性”的全部。剩下的那就只有关注“物质人”、“个体人”了，以这种方式回避“人性恶”的一面。

其实西方文明，特别是“实证科学”，即便一直想要刻意回避关于“人性”的一面，特别是力图使用“物质人”、“个体人”的维度回避“人性恶”的一面，然而“人性恶”的一面始终都是无法回避的了的。就象我们做企业管理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各种管理制度、管理规范，原本是想管住那些坏人、管住“人性恶”的一面，其实结果呢？坏人并没有给管住，“人性恶”并没有被管住，反而是好人都被管住了，好人已经被制度束缚的无法放手做事情了。然而那些坏人呢？照样能够投机取巧、偷鸡摸狗。

我们说人所设计出来的任何制度，无论多么严格，那依然是有漏洞的。这就是因为人的有限能力所致。只有天网才能够恢恢，才能够疏而不漏。人为的制度，那就总会有漏洞。大家还记得吧？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东方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与“投机主义”倾向。因此在中国，制度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用来破坏的。因此中国企业之中的“坏人”天天都是在想如何钻制度的漏洞而获得额外的私利。因此说，制度、秩序、物质人、中性人的“理性”不但没有回避的了“人性恶”的问题，反而成就了放纵“人性恶”的机会。比如当代的律师行业就是如此，往往不是捍卫“人性”的权力，而是钻营法律与制度的漏洞。

另外“回避”人性的方法其实仍然是一种二分法的思维，必须建立在事物“可分性”的假设基础之上。然而“人性”本身是属于非物质性的存在，是“不可分”的，是不可能从属性所附着的物质体上给剥离下来的。永远是如影随形的一种状态。即便西方文明试图把“物性”（或“理性”）与“人性”分开，那么这种“拆分”其实就只能是一种人为的“拆分”而已，实际上并不符合事物的本身属性。

这种人为“拆分”就属于一种“强拆”。也就是说，这种人为“拆分”破坏了事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比如生日蛋糕，大家都吃过。生日蛋糕的最下层是面包层，中间可能是巧克力层，最上面是奶油层，还做出了各种花样。当我们切分蛋糕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上向下切（作者注：也就是从事物的表面入手进行“切分”），这样“切分”出来的每一分蛋糕仍然是面包-巧克力-奶油三层次结构。显然我们并不应该横向的把某个层次给切开，表层是表层，中层是中层，底层是底层。因此“切分”只是一种划小，并不应该让按照某个层次切分，于是让某人只吃奶油，让某人只吃巧克力，再让某人只吃蛋糕。这种横向的“切分”，将因果联系切开的方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绝对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

特别是藏在表层下面的那些个“隐性”层次，其实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无法下刀的，根本就没有“切分”精神与人性的那种刀子。还是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那个道理，“唯物质可分也”。其实物质与精神应该属于一种层次关系，而不是表面要素关系，属于中国传统思想讲的是一种“形而上下”的关系。

人为“拆分”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够把“物性”与“人性”、“物质”与“精神”分开，那只不过是水平思维的一厢情愿罢了，并不属于事物的阴阳内外不可分的本质。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合一论”的“不可分”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有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你想看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如果你认为“人性恶”，那么你满眼里所看到的那就都是“人性恶”的方方面面。西方政治学有这样一个原理，你想要有一个敌人，那么你就一定有一个敌人。“怕什么就给你来什么”。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比如，西方的“实证科学”一直试图用价值观中性的“理性主义”、“中性主义”的“物质人”、“自然人”替代“人性恶”的一面，但是替代来、替代去，驱动物质人的“隐性人性”动力——欲望125、竞争150等“隐性人性”的能量数值其实一直都是在能量正负向分界值200以下，因此才会导致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崛起以来的几百年中，人类文明的能量值一直长期徘徊于190这个负向意义的数值上。

然而，东方主义，在“入世”的层面，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的精神维度，而不是物质维度的什么“自然人”或者“个体人”。人的社会属性往往通过“个体人”的行为方式来展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行为道德伦理关系来体现。也就是，“社会人”属性往往通过行为方式关于利己与利他的比例关系来展示。这种利己利他的比例关系就是“社会人”品德的一种衡量方式。

也就是说，当“人性”利他值超越“人性”利己值的时候，“人性”的社会品德就展现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人的“场存在”或者“外场”属性就彰显出来了。因此人的“社会性”在本质就是一种超越性，超越“个体人”、“物质人”存在的意义，超越“个体人”自身价值的边界。借用大卫·霍金斯教授的研究，这种“社会人”品德的能量值一定超过正负能量分界值200的水平。换句话说，一般而言，只有能量值超过200，人的特征、“人性善”的部分才能够表现为正向能量的道德品德，表现为一种能够超越自我满足、超越自我需求的品德。

按照阴阳之理，按照要素阴阳的划分，物质属于阳，物质人都属于阳。物质人都属于自我利己主义，在物质利益面前属于一种互相排他性关系，一种物质利益零和的关系。物质利益面前有我没你，你死我活，互相排斥。这也符合阳与阳之间同性相斥的原理。物质人就属于这种要素阳属性，为同性相斥的原理所支配。

然而对于“场存在”强大的人而言，“场存在”属于一种“隐性存在”，属性为阴，而且驾驭“场存在”强度的动力属于人的精神，一种“社会人”的精神属性、道德品德，一种可以“齐家”的能力。大家知道，当这种“场存在”强大的时候，所对应的实际上都属于一种利他性的人物、一种具有超越个人存在的“社会人”、利他人。人物质身体的边界属于要素阳，是利己的，而“场存在”强大的人，也就是“外场”呈现的这种人的外部边界就是一种要素阴的属性。因此“场存在”的人与物质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阴阳相吸的“异性相吸”原理，所以凡是具有利他之心的“社会人”周边就会吸引一大群物质自然人围拢过来，就会成为人群之中的领袖。就是这么个道理。

西方的“物质人”，“个体人”，能量数值都在200以下。这个能量数值其实就对应于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缺失性需求的物质生理需求层级。根据马斯洛的五级金字塔，“人性善”或是“人性恶”、或者“善能量”还是“恶能量”并不一种简单能量数值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种层级向上提升的问题。在这方面，大卫·霍金斯教授关于万物能量层级的研究在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量性”思维方式，将能量层级关系转换为一种数量关系。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关于物质“同性相斥”以及“场存在”与物质人之间“异性相吸”的道理，仍然属于一种水平层次之理，仍然属于所谓的“入世”之理。只不过“场存在”的“异性相吸”属于一种“齐家”的“社会人”范畴而已。其实精神维度再向上一个层级所遵循的并不是“异性相吸”的理，反而成了一种“同性相吸”的惺惺相惜的同频共振的原理。这或许也算作一种“反理”吧。是一种精神“共享”的原理，而不是物质“拆分”的原理。“同性相斥”是物质与物质的关系；“异性相吸”则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同性相吸”、同频共振则属于精神与精神之间的关系。

二、西方文明擅于处理负向事物

因为我们在前几节分析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时候，对于东方文明而言，我们在优点方面说的可能比较多。而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我们缺点劣势方面说的可能比较多。因此出于公正的原因，我们需要把西方文明的优势特征再归纳强调一下。给西方文明再说一些好话。这部分应该属于SWOT方法单独再拿出来关于优势S=Strengths的部分。我们主要在这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1）西方文明擅于处理负向事物，（2）西方文明具有“说得清”的属性，（3）西方文明擅于沟通。总而言之，西方文明比较世俗一些，因为世俗世界与上帝天国被二分法分开了嘛。Weekdays世俗工作，weekends进教堂祈祷上帝。

相比而言，东方文明属于一种超越导向，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导向，不断向上突破，具有“出世”的意义。不是进教堂的宗教，而是进山的修行。然而在“入世”方面，东方文明面对的是正向事物，“人性善”或者是正向能量效果，因为与“天道”连通，“入世”与“出世”连通，所以东方文明必须正向向上才能够发挥作用。

因为具有正向价值，那么好东西当然就应该是多多益善了，所以东方主义采用的是一种提升上限，不预设上限的方法，收获无限，越多越好，可以看做是一种追求无限收益的“质性”方法。当然我们使用“收益”这个词汇来形容东方思想其实未必恰当，因为“收益”往往与利己主义思想相挂钩。然而东方思想的“终极意义”是摆脱物质利益、摆脱self-center的“地之理”的束缚，在“入世”方面追求一种为他、利他other-center的奉献“人理”法则，或者追求一种“出世”层面与“天理”相通的一种超越境界，追求一种在宇宙层面cosmos-center同化“天理”的境界。

然而，西方的主流思维属于一种纯粹“入世”层面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在“入世”层面，西方文明最最擅长的是处理负向事物，或者处理事物的负向作用。这是我们给读者强调的西方文明的第一大优势。不恰当的说，西方文明属于一种“以恶治恶”、“以毒攻毒”、“负负得正”的方法。请原谅我们这么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任何对西方文明不敬的意思，因为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其实都是上帝的“选民”。

西方科学所采用其实是一种对事物的有限管控方式。管理在本质上有一种“天生”的负性意义。管理就是用于管坏人的。因为“人性恶”，如果不被管理的话，那么人在私利的驱动下，就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去伤害、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管理X理论的认知。基于“人性恶”原罪的假设，所以管理的X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那么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负向管理虽然有许多不足或负面效果，但是比起那种放任“人性恶”而自流的结果而言，X管理思维还是非常可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守住“人性”的底线、底盘。西方的管理思维实际上就是将负向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也就是将恶性事件、负向事件的意义控制在最小范围的一种思维——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东方思想针对的是正向因素，所以就需要将正向因素或者正向效果最大化，所以东方思想在于大；然而西方思想所针对的是负向因素，所以就需要将负向因素或者负向效果做最小化处理，因此西方思想在于小。其实双方的作为都应该属于一种“理性”选择，都是各自文明的正确选择，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而已。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只是因为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使命不同而已，所主导人类文明的阶段不同而已。人类文明的阶段不同，阶段特征不同，当然相应的责任也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应该不同。这是由人类文明的生命大周期属性所决定的。

因此要想能够真正理解东西方文明，那么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生命周期属性的特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关于事物“结构体”特征，以及主导“过程”与“结构”的正向作用与负向作用的特征，就非常至关重要。也因此，我们在本文前面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给大家论述关于《过程论》与《结构论》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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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与我们前一个小标题的前部论述可能有些重复，就是关于结构体的基盘。以下部分是本节原稿最初的内容，而之前那个小标题前半部论述则属于本人后期修订稿加入的内容。本人希望无论新旧稿都可以保留下来。

如果让我们换成另外一种物形的语言，一个在垂向结构体方面看事物的方法，那么结构体可以看做由基盘、上限与中间部分组成（作者注：在水平维度上，既包括中空，也包括水平维度上《外壳》部分）。东方文明相对而言更关注一个结构体的上限部分，而西方文明更关注一个结构体的下限基盘部分。上限为正，下限为负，所以西方文明更擅于处理负向事物。

西方思想关注的是如何给结构体建立一种坚实基盘的问题。西方方法属于如何固化守住底线的问题。底线必须坚固，底线必须能够被守住。其实西方的刚性物质、物质化制度的致密与缜密都与此有关。西方思想属于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防守思维。其实，在任何“术用”的层面，也就是在“入世”的层面，这种“防守第一”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孙子兵法》就讲“先为不可胜”的原则，也就是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术用”层面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先守住自己的层次，至少先别让自己再向下掉层次了，所以西方思想就走了一种水平延伸的方向，不要再向下掉了。其实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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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西方文明还有另外一大优势，就是关于西方思想“说得清”的优势，而不是东方思想的那种“神秘主义”。这与西方思想的绝对化、固定化、表象化、结果化、数字化属性有关系。

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说得清”与“说得对”还是两回事。因为西方文明属于《外壳》导向，所以在事物的形式上非常考究。《外学》虽然不入事物《内机》，但是在事物表面形式上却非常考究，很精巧、精准、比较数量化、固定化、绝对化，所以在理解事物的表面意义上西方文明不太容易发生歧义。这也是西方文明适用于信用合同制的一个原因。

“说的清”的属性对于一个人类群体在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西方文明在沟通方面的优势弥补了在西方文明在精神维度方面社会性差的劣势。这种在形式上的弥补，这种《外壳》属性的优势，当人类文明走入文明末期阶段的时候就至关重要。比如当代西方文明比较擅于团队合作就是一例。团队合作属于一种形式，社会组织形式化。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末期，人类文明结构体的主导力量已经走入了物质《外壳》主导的阶段，所以事物的形式就非常重要。

其实人类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也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个体人”，东西方文明的对待方法也不同。东方关注“个体人”在“形而上”精神灵魂的部分；西方关注人“形而下”物质载体的功能。

对于“群体性”、“社会人”，东西方文明对待的方式也不同。东方“社会性”首先取决于一个组织结构体的《内核》部分。组织《内核》属于组织体的领袖部分，属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德部分，也就是属于《修身》的部分，具有“出世”的意义——实际上属于东方文明那个精神核心的“个体人”部分。而组织体的精神属性或者“群体性”则属于《内核》领袖精神品德的水平向外延伸，是水平的部分，也就是《齐家》的部分，是超越领袖个体的“场存在”的《外场》部分。所以东方的“社会性”也属于一种超越，一种在水平方向上超越《内核》人物自身需求的部分。然而西方的“社会性”关注的是人群组织的表面形式，关注的是一个结构体的《外壳》或模式，而不是超越《内核》个体的能量外展。西方的“社会性”是保护关于物质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外部形式，比较注重固化的形式。

当群体依赖组织表面形式的时候，当组织结构依靠于某种制度约束的时候，不再依靠《内核》的吸引力，而是依靠制度约束力的时候，“说得清”的属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任何结构体都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发展规律，也就是随着时间过程，或随着结构体的生命周期的演进，一个结构体的主导力量就会由内部的《内核》导向向外部的《外壳》导向发生转移。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中，我们会重点讨论。

我们讲过，决定过程的两组力量，那个正向能量会随着时间过程逐渐衰减，而那个负向力量随着时间过程却会逐渐加强。一个结构体的发展规律或发展轨迹其实就是这两组力量互为消长的结果。随着主导力量（两组力量的相互关系）自内向外推移，结构体就呈现出一种自内向外的“外发展”趋势。当然还有一种结构体的“内发展”趋势，是自外向内的，与结构体的“外发展”规律呈现相反作用。所谓向内为养，向外为用。西方文明就属于一种“用文明”，所以追求用的效果。同时用必有耗。资源总会有耗尽的时候。然而东方文明则属于一种“养文明”，向内为养，其实也就是一种“生文明”。比如东方文明讲求“养生”，而西方文明讲究“健身”，追求消耗型的“有氧运动”。

关于西方文明“说得清”的属性，在帮助理解事物与社会人群们之间的沟通方面就具有极大的优势。比如在学术方面，严谨的“定义”系统就属于“说得清”属性的应用。另外西方思想传播的“学校制”——可以以一位教师对百十多学生的教育体制，可以说与表面事物之理容易“说得清”的属性也是密切相关的。

再有一方面，西方文明不仅能够“说得清”，而且关于如何相互“说”的沟通性技巧也非常好。这都是操作社会结构体“负向事物”所必须的。因为沟通在本质上属于水平维度，西方文明所擅长的就属于一种水平思维、水平认知，因此西方文明“天生”就擅于沟通。

我们在分析西方文明“外向型”《外壳》导向时就已经给大家谈到了。西方《外壳》的发散性很好，也就是“皮”上的“毛”的属性很发达。“皮”的功能是内聚的，而“毛”的功能则是发散的。西方文明结构体《外壳》上毛的功能非常发达，所以西方文明的《外壳》才是发散性的，是一种“外向型”《外壳》。

西方文明这种发达“毛孔”的“外向型”《外壳》表现在为人与人之间，也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那么就是有着一种良好的沟通渠道。西方文明保护个体、保护私有的健全制度其实也都与此有关。

有许多人认为当今中国问题多来自于中国的各项制度还不够健全，因为现代中国步入法制社会的时间还比较短。然而本人根本不能够苟同这种观点。就象本人批判托夫勒“回装系统”观点时所谈到的一样，本人并不认同西方“实证科学”几百年来擅长“拆分”方法而忘记了将“拆分”后的零件装回系统的这种观点。因为西方文明不是“忘记”回装而是根本就不会“回装”。同样，中国迟迟不能走入一种法制社会，也不是由于什么步入现代法制文明时间太短的原因，而是因为东方文明不擅于固化的“制度”思维。所以，制度在中国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用来破坏的。

刚性“制度化”思维在本质上其实不属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世界中，制度与秩序高于人，因为制度是中性的，人是负性的，所以制度高于人，“中性”值高于“负性”值，那是一定的。

然而在东方传统中，人性高于制度。因为在人类文明中早期，人性是“正性”的，那么人当然要高于“中性”的物质或制度了。然而当人类文明进入了末期阶段以后，当“人性”已经沦落为“负性”的时候，那么中国人继续抱着一种“人性”高于“制度”的思维方式，那其实就已经是大错特错了。

东方思维守着一种已经负性化了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已经没有了正向能量的加持，那么“人性”就不可能再高于制度了。那么西方文明的负性模式化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为什么会有正面意义呢？也许这就是“负负得正”的法则吧。我们不是刚刚讲过嘛，西方文明属于一种“以恶治恶”、“以毒攻毒”的方法。或许是这样吧！

以制度弱化人的作用，因为“人性恶”，“人性”是负面的，因此必须被弱化、被压制。其实西方文明的“切分”划小的方法也就是一种弱化的方法。我们以前不是给大家讲过西方方法在系统上属于一种缩小效果嘛。其实也都属于这个道理，最小化原则。负向的东西，当然越少越好。所以西方文明在小不在大。

西方的水平文明，“天生”就擅于沟通。同时西方文明又是《外壳》导向、形式导向、刚性物质。所以即便得沟通，那么沟通的渠道往往都是刚性制度化的，而不是随意化、变动性的沟通机制。即便是发牢骚、发怨气那都应该是制度化的，比如媒体监督制度等等，可以让负性的东西发挥正面的意义。这也是当今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即便是“好话”也未必能够“好说”。中国人说话具有极强的挑战性。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常态思维。因为东方文明属于一种上下的垂向结构，在人类文明的末期的负向表现那就是，上对下无“沟通机制”，下对上无“沟通态度”。东方文明的上下属性所造就的就是东方文明“天生”不擅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东方文明原本关注的垂向上“人与天”的沟通，水平沟通那就是弱项了。因此中国社会当今就只有“沟”而没有“通”了。中国社会现在最擅长的就是“挖沟”，就是给别人“挖个坑”，而不是好心帮别人铺条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