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说古今（二）

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宜”，通常认为就是“义”。董仲舒提倡做人应该崇尚道义而不计功利，此言长期以来一直被后世儒者奉为圭臬。正因如此，此后儒家很少出现内圣外王的人物了。因为圣人之道求道义，王者之道尚功利，而董仲舒的这一观念事实上将道义与功利割裂并对立，也就是将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割裂并对立起来了。那么一旦这种观念大行其道，后世的人们受此影响，也就很难找到内圣外王之路了。

今天在大纪元上看到一篇介绍康熙大帝“内圣外王”的文章。无论是唐太宗还是康熙大帝，千百年来广受推崇是由于他们作为帝王的功业，也就是他们于国有功，于民有利。如果他们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显然是达不到“内圣外王”的。董仲舒的这种观念，看似道理十足，实际上对内圣外王之道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与之相近的还有晚清大儒倭仁，当时正值大清朝内忧外患之际，务实派大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起“自强运动”（即大陆历史教科书上所称之“洋务运动”），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对此以道学正统自命的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在那个普遍崇尚以圣人之道治国的社会，倭仁的观点义正词严，凛然似不可犯。此言一出，朝野震动，深受正人君子钦佩，也因此而误尽了正人君子。

倭仁的观念与董仲舒一脉相承，都是将道义与功利割裂并对立起来，要人舍弃功利去追求道义。然而从历史上看，唐太宗和康熙大帝都是尚礼义而精权谋，正人心而重技艺的帝王，也正因如此，才能成就他们的内圣外王之道，才能开创出贞观和康乾那样的盛世。试想唐太宗和康熙大帝如果不用权谋，不除掉李建成、李元吉，不摆平鳌拜和三藩，自己早就被政敌害了，功业从何而建？盛世又从何而来？当初噶尔丹的蒙古准格尔部非常强大，康熙大帝能够战胜彪悍的蒙古铁骑，军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重大作用。康熙深知大炮的威力，对大炮的研制、生产和实际运用十分重视，才有了后来在对噶尔丹关键战役中的决定性胜利，这同样是内圣外王的体现。

面对彪悍凶猛的突厥武士，蒙古铁骑和哥萨克，在战场上能够取得胜利的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斯文礼乐，而是更强大的军队，更高明的谋略和更精良的武器。对此唐太宗和康熙大帝心知肚明。四书五经所说的只是大体的原则，孔夫子绝不会告诉后人每一件具体事情应该怎么做。在面对具体情况时如何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能够做到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功夫。明白了这一点才是真正读懂了四书五经，才能走上内圣外王之路。

宋明理学兴起之后，渐渐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流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儒家士大夫把孔子的话当作理论去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平时喜欢聚在一起谈“圣学”，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遇到实际情况时却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做不成。从常人这个层面来说，宋、明两朝的灭亡与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群体这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正因为看到理论与实践脱节所造成的严重弊端，王阳明才开创了“心学”，提倡“知行合一”。通俗的说，就是圣人之言不能只挂在嘴上，而要入心。“心外无理”，道理谈得再好，不入自己的心，也不是自己的理。从圣人之言中学到的智慧，应该处处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中。如果做得不够好，根子一定在自己的内心。把自己这颗心正过来，外在的一切也就都能正过来了。

我悟到“内圣外王”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人内心达到很高境界时，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和那个境界的法沟通起来了，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所以那个境界的物质也就和他的生命沟通起来了，就可以通过他的生命起作用了。“内圣”之“圣”也可以说是更高境界的法在这个生命内在的体现，是远远高于常人，远远强于常人的，也就在外表现出“王”的状态。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常人中的表现也一定要符合常人这一层的法理，这样法的力量从上到下贯穿下来才是完整的，才能在人世间发挥强大的作用。否则的话，人这一面的表现不符合常人这一层的法，就会出现断层，高层次上法的力量过不来，就不能贯通内外，也就达不到“外王”的效果。

以神韵来举例，在世间那就是艺术之王。我个人悟到，神韵在常人这一层的表现是凭借技艺的精湛来打动人心。在神韵这里，技艺带动着人心，技艺唤醒着人心，技艺与人心没有间隔。由于符合了这一层的法理，再加上出发点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符合了更高的法理，所以高层大法的力量就能够层层贯穿下来，直到常人社会，强大的正面能量由内而外贯通一切。因为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处处符合法理，所以巨大的能量处处圆容无碍，就能够解体观众头脑中不好的思想因素，就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而今天的人，其生命也连系着很高的层次，很庞大的生命群体，大法在救度他们的同时，也就通过其生命由下而上融贯到那些高层空间，救度那里众多的生命。随着高层生命的不断得救，也增强着宇宙中，乃至对应到人世间的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