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04月03日】
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老年大法弟子。当时刚退休不久就有幸得大法，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心情激动的无以言表，不久后一身多种疾病都不见了，尤其是患了四十多年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好了，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江xx及其控制的中共的一切组织，系统的对近亿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法轮功学员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权灾难。我一直在想 ，这功这么好，政府为什么不准我们炼呢？我修炼法轮功后，受益很大，我要把我修炼之后的巨大变化讲给人民听，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我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就去北京上访。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跟上了，他们紧紧的盯着我，好像广场是他们家的，老百姓不能去那地方。我还没做什么时，就被公安当众绑架了。当场许多公众看到我这老太太没有做什么就被抓了，觉得很奇怪。我被几个人抓住，他们围着我，不准我说话；之后又把我摔倒在地，压着不准动，并把我的手反拧到背后；最后，几个便衣把我拉上警车，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
我在派出所受到非法审问后，他们就通知成都市政府驻京办事处把我接走。到了驻京办，我又遭到一场非法审问，驻京办人员还不准我吃饭。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他们强行给我带上手铐，由两个警察非法押着从北京乘火车回成都。在火车上，警察对我非常凶狠，他们不准我睡觉，不准我行动，不准我吃饭，不准我喝水。到了成都站后，火车站警察把我绑架到车站派出所，在那里我被黑关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决定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并通知了家属。我儿子接到通知后，找到派出所所长，说不该这样对待老年人，之后他们就把十五天减成十二天，非法关押期满后，我又被送到九茹村拘留所迫害。
有一天晚上，刚下完大雨，天清月明，街上没有几个人行走，我带了真相资料准备去散发。不巧的是，遇上了武侯区某办事处一伙工作人员在逛街，他们发现我手里提着袋子，估计我要去发放真相资料，就叫我不要做政府不允许做的事情。我就告诉他们说，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很不理解，就叫我第二天到办事处去一趟。第二天我没有去，他们想“邀功”，就把发现我准备发资料的事告诉了他们的上司，上司听到后就叫了几个警察来我家抓人。当时我不在家，他们就强迫小保姆说出我的去处，小保姆在恶警的威逼下，被迫告诉他们我去了人民北路某处。他们立即到人民北路找到我，并强行把我非法抓進派出所关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们用各种手段对我進行非法审问，他们骂我说：“你们这些炼功的没有事干，家里钱多了？吃的太饱了，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所顾忌的迫害我。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在莲花村看守所黑关一个月后，又转到九茹村看守所黑关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在我儿子结婚前，同修A来到我家说要帮我搞卫生，那天正好有新经文，同修A叫送经文的同修B多复印几份，但复印的不清楚，同修B又到店里去复印，结果被警察发现了，可同修B还不知道。我和同修A共同把卫生搞完后，同修A就回家送经文，但不清晰的几张没有拿走。晚上，当地派出所几个人来到我家，询问当天同修B复印经文的事。他们在饭桌上看到了不清晰的经文，当时就抄了我的家。我请师父加持，不允许邪恶抄走大法经书和资料。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随便抄家是违法，而且恼羞成怒，把我连推带拉非法绑架上警车，送到莲花村看守所迫害。
非法关押十七天后，快到重阳节时的国历九月七日，我大儿子找到武侯区公安分局，要求放我回家，为其筹备婚事。他们同意了儿子的要求，我回到了家中。可是办完喜事的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我家，说我的事情还没搞清楚，要我马上回浆洗街派出所，警车就在门口等着。原来成都市公安局五处王姓处长就在派出所等着。我被带到浆洗街派出所，王对我说：“你的事没落实。”于是他们又将我送到大渠派出所黑关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被非法提审我两次，每次审问来了四个人，提审时叫我面对他们站两个多小时。我知道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们说。他们看到从我口里得不到任何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就气急败坏的把脏话骂尽。我在那里受到了残酷虐待，每天晚上睡在冰冷的石板上，被子也没有，冻的人直发抖；洗涮没水，健康得不到保障；饭菜卖的很贵，花了钱吃不到东西。直到后来我家人打听到我被非法关押在大渠派出所，才把衣服、被子给我送过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交流，大家都认识到，法还没有正过来，我们应该上北京去证实法。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护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法被邪恶破坏。于是，我们买了火车票，当天下午就出发了。可是，刚上车没多久，就被警察拦住了，我们几个同修全被送到浆洗街派出所关了起来。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屋子关不下，他们就叫我在外面露天坝里过一夜，并说晚上如果天气很冷，就到厕所里避风。我肚子饿了没有吃的，口渴了没有水喝，就这样在地板上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成都市公安局五处的王姓处长又来非法提审我，在我坚决不配合的情况下，他恶言相向，叫我去府南河跳水自杀，还骂我说：“你那么老了，活着有什么用？不听政府的话，叫你不炼你非要炼！”他边骂边指手画脚威胁，今后再不听话就吊销你们的工商执照，没收你们的房子……第二天在要送我去莲花村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前，王再一次打骂我，他用拳头猛烈的锤打我这老太太的后背，气冲冲的边打边骂说：“我在给你提高层次！”到了莲花村看守所，那里刑具很多，当时主要用来折磨大法弟子。看守所早上要学监规，我们拒绝读监规并严正声明：“我们是修炼人，不是犯人，所以不读监规。”于是邪恶派来了很多警察，加重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拿来最重的脚镣有20多斤，我们几个同修商定无论如何迫害决不配合。在此情况下，他们强行给我们戴一个星期的手铐和脚镣。由于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多，脚镣不够用，他们就强迫我们两人共戴一个。
二零零一年九月下旬，我再一次被非法抓到武侯金花洗脑班迫害。前十天左右，我对他们读的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材料很反感，我想应该反迫害，不能天天坐在里面听他们攻击大法，我决定不配合他们。等到周末时，我说要回家拿衣服，他们就同意我星期六回家。我回家后决定，这个学习班不能去了。我在被迫害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星期天早上五点左右，买了去广州的飞机票，离开了自己的亲人。
我到广州老家后，成都市公安局就打电话到广州普宁公安局去寻找我的下落。成都市武侯区的警察、洗脑班的负责人、办事处的负责人据说经常去我家找我，要求我儿子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我在老家找到同修后，每天和同修一起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使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得到了救度。二零零三年，我在普宁里湖镇被恶警抄了一次家，差点被抓走，这次对我打击很大，我几天几夜都不敢睡觉。流离失所三年后的二零零三年十月，我才回到成都家里。回到家里一看，金银财宝所有东西全部被盗，洗劫一空，我们一辈子用血汗换来的钱财化为乌有。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被迫再一次流离失所，离开成都到广东老家和老家的同修同吃同住。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我带上许多《九评》和二零零六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到几个地方去救度众生。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最后留了两张碟子，准备到汕尾一个姨妈家和她一起看。没想到走到汕尾老年退休办门口，就来了三辆摩托车把我挡住，抢了我的皮包，搜查我的皮包时，发现有两张碟子就大做文章，硬说我是发真相料的。于是他们就通知汕尾派出所，所长说叫我走好了。但那些人为了得到赏钱，非要派出所来抓我，派出所开来警车将我强行推上车，送到汕尾派出所。派出所警察认为我是一块“肥肉”，有油可榨，便使用各种手段威胁攻击我，我坚决不配合。第二天他们就将我转到普宁派出所非法关押。在此期间，派出所警察多次对我進行非法提审，提出很多我难以接受的要求。他们在提审的时候，把发真相资料等事事先写好，然后强迫我承认，加重对我的迫害。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他们非法诬判了我三年半的重刑。
非法判刑后，我被送進了广州女子监狱。我到那一看，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大法弟子该呆的，周围全是劳改犯，每时每刻都有两个包夹跟着，没一点自由。邪恶每天都要给我安排任务，每天拿了一堆诽谤大法的材料叫我抄写。我根本不想抄写，内心非常痛苦，修炼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今天又来写反面材料吗？我吃不好睡不好，天天都会听到责骂的声音。但后来怕心一起，就勉强应付写了一些，无形之中就这么妥协走了弯路，在迫害中违心的写了“三书”，至今深感痛悔！
中共邪党对我的残酷迫害还牵连到了家人。这些年家里人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家里搞得支离破碎，一年中就走了老的小的两人。我自己也被迫害的一身病（帕金森、糖尿病）。如果不是师父法身保护我早就离开了人世。尽管我违心写了“三书”，可慈悲的师父没有抛弃我。出狱后师父安排同修帮助我，我自己也坚持多学法，多发正念，并写了严正声明，又从新走入正法洪流中。我真的感到是师父又一次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又一次为弟子承受了一切。我只有加倍努力珍惜自己的修炼机会，更加精進，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才能跟上正法進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