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03月31日】
【白话试译】
我常听到世人议论：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之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子，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笑傲放歌，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形态，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闷堆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有感而发，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因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职小吏，屡次被推荐去考進士，总是遭到有关部门的刁难，困在地方上当小官十多年了。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官家的辅佐办事员。胸中有才干智慧却郁积着，不能在事业上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家在宛陵，幼年即习诗，童年时，就已语出惊人，写出的诗句，父老长辈都惊异。及长，学习六经仁义之学，为文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不取悦于世，因此世人只知他能诗而已。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喜欢把自己不得志的襟怀，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他的诗名已经广泛传开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举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追上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伟大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局限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世人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原文】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发达）而多穷（困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词也。凡士之蕴（包藏、包含、蓄）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自我放逐）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探究）其奇怪（奥妙）；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指忧郁愤懑积聚于心），其兴（有感之词）于怨剌（诉怨讽刺），以道羁臣（被贬谪的臣子）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大概、几乎）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注1），少以荫补（子孙因前辈功勋而得官为“荫”，官吏或缺被选充职为“补”）为吏，累举（屡次被荐举）進士，辄（总是，就）抑于有司（指官吏），困（仅住地方做小官，故曰“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原是征召的文书，这里指文书一职）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姑且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生平所作，于诗尤多。诗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注2），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见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初德；荐（進献）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束缚、拘）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整理），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立刻、马上）喜谢氏之能类此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一种文体，最初是刻在器物，碑碣上的文字。这里指写作墓志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拾取，摘取、采取）其尤（特别优异的作品）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心得体会】
本篇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修这篇序文历来受人推崇，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文穷而后工”的创作理念。文中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偏爱，与对梅诗之工的极力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其诗之“工”；喟叹其人之“穷”。行文不急不徐、不黏不滞，起伏跌宕，长于变化，是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一吐自身的感慨。
是啊，综观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历朝历代文坛上叱吒风云的名笔文豪，哪个是仕途扶摇直上，何人官场一帆风顺？不都是在贬谪流放里，吃尽苦头，不都得在尔虞我诈中，身败名裂？可在如此困顿危难的身心煎熬里，文章却越发显耀光彩，诗词却异常璀璨亮眼！何故？那是上苍的安排、老天的设计：让你在千辛万苦的磨练之后，勘破情关；使你在焦头烂额之际，恍然彻悟！因此，许多有名的文人，都走入了修炼，舍弃红尘，寻佛向道；抛弃名利，返本归真，只留下那些脍炙人口的杰作、名篇而流芳万世、供人鉴赏与凭吊。可一般世间人，只能从表面理解，这“文穷而后工”的浅显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时光飞逝，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文学在世界范围不同程度的没落，人们的思维模式，渐渐的被粗俗肤浅的网络文化所取代，越来越少的人，能够耐下心来探讨自己或者他人的心灵世界。尤其古文，几乎成为碍手碍脚、无用的八股。“文穷而后工”的意义，非常悲哀的变成了一问三不知的名句了！对此，我们是否应该自省、反思，特别是作为一位写手，能够真正明白“文穷而后工”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表征！
【作者】欧阳修（西元1007-1072），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宋仁宗朝進士，官至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诗词古文皆卓然一大家，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著作甚多，诗文都收在《六一居士集》。
【注1】《宋史?梅尧臣传》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阴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進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宝元、嘉佑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注2】王文康公，即王曙，官至枢密史，宋仁宗时宰相。
【附】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并序》
嘉佑五年，京师大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疾，握城东汴阳坊。明日。朝之贤士大夫往问疾者驺呼属路不绝。城东之人市者废，行者不得往来，咸惊顾相语曰：“兹坊所居大人谁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圣俞卒。于是贤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亲而旧者，相与聚而谋其后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赙恤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载其柩南归。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
圣俞字也，其名尧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颇能诗，而从父询以仕显，至圣俞遂以诗闻。自武夫、贵戚、童儿、野叟，皆能道其名字，虽妄愚人不能知诗义者，直曰：“此世所贵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门，而圣俞诗遂行天下。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见其文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其后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尝一召试，赐進士出身，余辄不报。嘉佑元年，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列言于朝 曰：“梅某经行修明，愿得留与国子诸生讲论道德，作为雅颂，以歌咏圣化。”乃得国子监直讲。三年冬，夹于太庙，御史大夫韩绛言，天子且亲祠，当更制乐章以荐祖考，惟梅某为宜，亦不报。
圣俞初以从父荫，补太庙斋郎，历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又知襄城县，监湖州盐税，签署忠武、镇安两军节度判官，监永济仓，国子监 直讲，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尝奏其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曾祖讳远，祖讳邈，皆不仕。父讳让，太子中舍，致仕，赠职方郎中。母曰仙游县太君束氏，又曰清河县太君张氏。初娶谢氏，封南阳县君；再娶刁氏，封某县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s、曰龟儿，一早卒。女二人，长适太庙斋郎薛通，次尚幼。
圣俞学长于《毛氏诗》，为《小传》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孙子》十三篇。余尝论其诗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圣俞以为知言。
铭曰：不戚其穷，不困其鸣，不蒂于艰，不履于倾。养其和平，以发厥声，震越浑槁，众听以惊。以扬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诸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