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共闹联合国看信息封锁

周正


【正见网2010年04月04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在日内瓦第十三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团成员故意搅局一个多小时,多次试图阻止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发言。发言中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大量神经毒性药物,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

从中共闹联合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一)

中共的搅局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反衬出真相的可贵。

记得以前读过一个狼孩的故事。一九二零年,在印度加尔各答西面的丛林中,人们发现两个狼哺育的女孩,大的年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两人回到人类世界后,都在孤儿院里养育,分别取名为卡玛拉与阿玛拉。她们的言语、动作姿势、情绪反应等方面都能看出很明显的狼的生活痕迹。她们不会说话,发音独特,不是人的声音。不会用手,也不会直立行走,只能依靠两手、两脚或两手、两膝爬行。她们惧怕人,白天一动也不动,一到夜间,到处乱窜,象狼那样嚎叫,人的行为和习惯几乎没有,而具有不完全的狼的习性。

阿玛拉在回到人间的第十一个月就死去了。卡玛拉在两年后才会发两个单词的音,四年后掌握了六个单词,直到十六、七岁死时才学会四十多个单词、而且没有真正学会说话,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而且她的动作姿势的变化也很缓慢。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狼孩、猪孩的报道,结果和印度狼孩大致相似。

从狼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对其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的处于被蒙闭的状态、不知道真相,就无法形成对周围环境的正确认识,以及语言发展能力,更谈不上理解力与判断力。

(二) 

之所以提到狼孩的故事,是因为类似的例子有许许多多。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如何冼脑的。一九三三年九月,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于是,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即便是写历史,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也是一枝独秀。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为了利润,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无线电波却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因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一九四零年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这位母亲向随后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三)

当把希特勒的冼脑术与大陆的媒体宣传来和文艺界控制来比较时,人们就不难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什么文革中人们狂热了十年,为什么十几岁的学生会那么凶狠,用皮带头拼命打自己老教师的头却丝毫不心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后人们不能汲取教训却反被中共利用来進一步证明其“伟光正”呢?这就是信息封锁与舆论宣传的结果。

当然时代不同了,单靠报刊与影视业的控制已经不够了,尤其网络的信息流通更是中共的心头之患。于是一方面打造金盾工程,一方面雇用大量网络特务来监视论坛与聊天室等,并在其中扮为中立人士颠倒黑白来混淆视听。此外,中共还以经济利益为要挟,强迫在中国开展生意的外国公司与其同流合污。

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中共闹联合国是为了阻止真相的传播,从而继续其舆论封锁和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建立在谎言与暴力的基础上的。它知道如何人们认识到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是做好人的,那谁也不会认同这场迫害。因此一方面炮制出所谓的一千四百例耸人听闻的故事来诋毁法轮功,在其操控的媒体上反复播放并大肆渲染;另一方面,利用其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验,以暴力配合舆论宣传,让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与百姓噤声。

(四)

然而,纸里毕竟包不了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过来,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谷歌退出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谷歌创办人之一的前苏联移民布林发现在中国经商所必需做出的妥协越来越让他回忆起自己和家人在前苏联的遭遇。他记得当时的苏联警察常侵犯他家,并歧视父亲的犹太人背景。最后当他在6岁时,全家逃离苏联。这些回忆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到了该改变谷歌政策的时候了。

古人说,志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真相的封锁不会持久,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听从自己的良心时,不再与邪恶为伍时,上天就会安排相应的福分,等待着我们的也是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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