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征文】杜甫的儒家与佛家信仰

林梅英


【正见网2009年10月27日】

一般人只知道杜甫是一位儒生,怀抱济世救民、民胞物与的情怀。可是,鲜少为人所知的是,杜甫暮年对佛教颇为向往,也有所涉略。本文拟从杜甫儒家与佛家信仰着手,看其精神上的信仰依归。

杜甫生平述略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卒于代宗大历五年,得年五十九岁。郡望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出生地是巩县(今河南巩义)瑶湾村。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封“当阳县侯”。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進雕赋表〉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杜甫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影响甚钜,故作品时常流露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博爱精神。

早慧的杜甫七岁便能作诗,〈壮游〉:“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超强的记忆力和在文学才能方面的出众,十四五岁即受到文坛名士的称许。杜甫曾在青年时代历经数次漫游。20岁游历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進士不第。隔年赴兖州省亲,故东游齐赵,30岁回到洛阳成婚。33岁在洛阳遇到“赐金放还”的李白,二人同游梁、宋,在宋遇见高适,登高纵酒、谈诗论文、骑射游宴,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天宝五年(746年)回到长安。次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操纵科考,上表玄宗说“野无遗贤”。再次落第的杜甫短暂回到偃师,后又长居长安,献赋上书,干谒求官。〈進三大礼赋表〉:“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十年的困守长安,可谓历尽心酸。四十岁献〈三大礼赋〉后得到玄宗的赏识,但直到四十四岁,才补上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安史之乱(755-763)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被押解到长安。其后更饱尝艰辛,奔赴肃宗的行在─凤翔。才被任命为左拾遗不到两个月,就因疏救房棺而得罪肃宗,于乾元元年(758)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翌年弃官,携家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饥饿、战乱,生活陷于困顿,终于在岁末到达成都,开始晚年的漂泊西南的生活。成都草堂的三年多时间,相对安定,有暇欣赏大自然之美和体会生活的情趣,且得到成都尹严武在经济上的资助,还因严武荐为校检工部员外郎。期间,送严武入朝之后逢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叛,杜不能归,便辗转绵州、梓州、阆州、射洪一带。永泰元年(765)五月,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杜甫年已五十五,居夔两年,有意总结自己一生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创作大量组诗。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峡,经江陵、公安、岳州,暮冬抵达岳阳。贫病交加的杜甫漂泊湖南一带,于大历五年(770)冬,病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的儒家信仰

杜甫以儒学传家自居,崇拜圣贤,心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关心生民黎元与国家政治的状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怀抱江海志,自比稷与契,对上古文化传统与古圣先哲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国家百姓有着深深的挂念。还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即使在穷困的岁月,心中仍在系念着苍生的遭遇,为百姓的疾苦深深叹息,甚至想起民众的不幸遭遇都会生出满腔的热情,希望尽一己之微薄力量给予帮助。〈春望〉是一曲忧国忧民的悲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著名的五律是至德二年(757)春天所作。其时,杜甫仍陷于安禄山叛军铁蹄践踏下的长安。前一年潼关失守,玄宗仓惶出逃,长安被叛军所据、百姓被搜捕、财物被掠夺,长安陷入一片混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表达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为全诗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诗人望眼看去,只见京都沦陷,长安弥漫一片残破景象。长安城的春天,大好河山依然存在,草木依旧生生不息、繁盛茂密,却因长安城中惨不忍睹的景象而失却光彩,一个“深”字,将草木茂盛葱茏却无一人迹的苍凉画面写得甚为深刻,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悲痛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進一步发挥首联荒凉残破的书写,极力渲染诗人忧国思家的悲痛心情。此处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在美好的春光中,花儿总人给人带来愉悦,可是,连色彩艳丽的花朵却也感受到国破城荒的悲苦而伤心落泪;鸟儿们原本应该朝气蓬勃,唱着宛转动人的歌声,给人带来欢乐,然而诗人却因为目睹广大人民生离死别而忧烦痛苦,便将此情移住在鸟儿身上。不管是鸟语还是花香都增添了诗人感时恨别的内心苦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進一步揭示了全诗的主旨,战火已从前一年的三月连续不断的延续至今春三月,战事已久,人民灾难沉重,玄宗离京入蜀,叛军横行,深陷长安的诗人已经超过半年没有得到家书,妻子儿女生死未卜。一封家信之所以能称得上抵万金,是因为世乱飘荡之际家书的可贵。“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表示自己对国事极度忧伤,对家人焦急思念,让本已白头的短发更见稀少,越来越短。烽火边地,家书不通,挂念远方的凄惨之象,忧心忡忡,意欲搔头解愁却更添愁苦,头发简直要梳不成发髻,别不住发簪了。〈春望〉是诗人居住长安十年,生活、观察、体验认识之后,遭受战乱的忧国思家悲歌,表现了诗人心忧天下的伟大胸怀与关心时局民生的高尚情操。我们彷佛看到诗人站在残破的长安城中,眼观花鸟,感伤国事、思念家小,止不住的泪水涟涟。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部分篇章真实的报导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巨大转折时期的局势与社会面貌。仕途不顺与长年的颠沛流离,加上心念社稷、关怀民生的情怀,使他创作出这类感时忧民的作品,不断流露的关怀生民黎元与朝政时局的作品,在在表现出杜甫舍己为人、心念苍生的为他之心境。

杜甫对佛教的向往

早期的诗作中有许多游览寺庙的作品,如〈上兜率寺〉说:“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望牛头寺〉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四使君登惠义寺〉中说:“莺花随世界,楼阁倚山巅。”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杜甫对佛寺及佛教艺术的描写。晚年更有〈岳麓山到林二寺行〉,用大量篇幅描写寺庙的建筑与周遭的环境。诗人在30岁以前漫游齐鲁、江浙一带,也曾同其他文人一样,借宿于寺院。在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中,以长安及秦州时期较为频繁,其中,又以与赞上人的交往最为密切,赞上人是“京中大云寺主”,是一位大德高僧。〈宿赞公房〉写于借宿赞上人所居寺庙时,诗中写道:“杖锡何来此,秋风以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连。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写给赞上人的诗共有九首,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寄赞上人〉等。也写有与其他僧人交往的诗作,如〈以上人茅斋〉、〈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赠蜀僧闾丘师兄〉、〈谒文公上方〉、〈大觉高僧三若〉、〈谒真谛寺禅师〉等诗。

十年困守长安,漫长的岁月中,苦苦等候却无人援引的心酸悲哀有谁能够体会呢?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穷愁失意的诗人又增添了一层死生无常的感受。〈苏瑞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宝。……忽忆雨时秋景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无论是不能与家人欢聚时,还是道路奔劳途中,诗人时时惟恐埋没沟渠,也空伤岁月磋跎与日益年老。从华州至秦州,政治上的挫败感以及被谤伤的幽独感更为强烈。〈题郑县亭子(一作“郑县游春亭在西溪上一名西溪亭”)〉:“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经历政治上的险恶与风霜雪雨之后,诗人体会到坚持清节人格的孤独。漂泊西南的十多年里,除了草堂时期较少抒发穷独之感的诗作之外,其余的日子几乎都在贫病流离中度过,也是孤独心绪与日俱增的主要原因。如〈赤谷〉中说:“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散愁〉其二:“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课伐木〉:“墙宇资屡修,衰年怯幽独。”写出哀病穷愁、乡园难归的孤独。〈野望〉:“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遣怀〉:“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写出了亲友音信全无、天涯悬念的孤愁忧念。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越至暮年,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为明显。一生曲折的经历,身陷贼营、战乱奔波、对国运和民生的忧虑,加上后期穷愁困顿、羁旅漂泊,都让他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其实,杜甫最深刻的悲哀并不是生计的无处投奔,而是对精神上了无归宿的疑问。面对仕途不遇,理想无由实现,以诗人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不明白浮名虚誉又有何求的道理?况且,诗人们往往都有一种向往宁静与隐居自得的愿望,此时,隐遁也就成为很好的选择。

其实,杜甫在两京时早已接触北宗及南宗的禅法,两京时期(开元十五年至二十年、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居洛阳;天宝五载至十五载居长安),禅宗北宗神秀弟子普寂使法及南京惠能弟子神惠北上弘法,因此,那时诗作中主要表现为北宗禅思想。早期诗歌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于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已表露出对禅宗的向往。

杜甫晚年更是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诗作。如〈谒文公上方〉中说:“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此诗作于梓州(时杜甫五十一岁),是一首较多禅理的诗。《杜臆》卷五说:“王侯与蚁同尽,不过袭庄、列语。‘愿闻第一义’,亦禅门常谈。”杜甫晚年心境掺杂佛教的义理,一生岁月在漂泊中度过,诗酒随身,仕宦蹇塞,自己的心也如同杂草一般荒芜,有如从未修整过的田畴杂草丛生。回想世事,王侯、蝼蚁到头来不也是同归虚无?因此,他希望获得超越生死的永恒真理,期望上人能用金蓖刮下他盲目眼膜,用教义去除内心的烦恼不安。〈秋日夔府咏怀〉说:“本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此诗作于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期,时杜甫已五十六岁,末二句表明了诗人对佛教的向往。一方面表达自己对佛教至上真理的向往,另一方面希望自己在宗教的堂芜里有所悟道。晚年接触佛教教义并亲身实践,虽然求道决心很大,一心想到勇猛精進,却发现佛理是愈学越发觉其博大精深,更感到离彻悟的境地还很遥远。另外,〈缚鸡行〉一诗明显带有浓厚的佛理:“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鸡虫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服。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将依山阁。”此诗流露出不愿杀生的佛理。佛教戒杀生,即使为了保住了虫而把鸡卖掉,鸡也会被其他人煮熟了吃掉。他想要成全鸡和虫的命,可是这份两难的得失又不知该如何衡量。

小结

早年的求仕不得、任官、被贬、弃官和后半生的漂泊中国西南,体弱多病,经历重重磨难,遂产生一种深沉的寂寞感。杜甫不仅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濡染,晚年对佛教教义与真理也颇为认同,在学习体会之后才发现佛理的高深玄妙。一个人的信仰是整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不应被分割,杜甫的儒、佛思想并不妨害其文学史与诗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信仰使他更具博大胸怀与慈善之心,所以才促成其诗歌作品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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