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4月07日】
我出生于70年代中期。从六岁入小学起，《小学生守则》就要求我们“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把“党”和“祖国”、“人民”的概念捆绑在了一起。小学一年级的第一次歌舞表演，唱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关怀下“幸福成长”，要“从小就听党的话”，那时的许多儿童电影、歌曲、文学作品也在宣扬着类似的内容。与此同时，老师还经常告诉我们第一批入队是如何光荣，“红领巾”是如何庄严神圣。可以说从上学开始起，我们就一步步陷入了“党文化”的无形罗网，思想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异。
中学教育使人进一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历史课引导我们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语文课上，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分析“封建科举制对人的毒害”、“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还时常被要求写一些对中共歌功颂德类的作文；政治课上，我们被告知“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国外的民主如何虚假”。宗教被描述成“麻醉人民的鸦片”，且永远与“愚昧”和“迷信”之类的字眼连在一起，放在科学的对立面。我们必须通过反复背诵把这些铭记在心，否则就无法通过考试。绝大部分初中生被拉进共青团，一次次的班会、团会、歌咏比赛和升旗仪式也日益强化着党文化在我们心中的影响。到初中毕业时，多数学生已或多或少的学会了从官方要求的角度“正面”看问题，走形式、拔高自己、表决心的习气也已初步形成。现在想来这一教育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中共的教育体制原本也无意培养有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具备健全人格的公民，而是旨在造就“从小就听党的话”、“以党意为己意”，易于统治的国民。为了让人们安心地做“井底之蛙”，这种歪曲别人和粉饰自己的教育自然成了十分必要的。
1988年，我考入了市内最好的高中，当时全班同学都已是共青团员。
1989年5月，我们班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学冒雨参加了去省政府前请愿的游行，要求政府反对腐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六四”的血腥镇压，这本该是一次让我们从“党文化”中觉醒的机会，但不久，中共强大的舆论攻势和政治宣传就发挥了作用，让在封闭式教育下既无独立思考能力、又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我们轻信了学生们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反华势力”所利用，又倒向了中共一边。9月份升入高二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六四”的事，仿佛那是一场过眼云烟。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带着更符合中共要求的偏执思想走进了大学。高校里的所有学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被要求修政治理论课；文、史、法律、经济等学科还不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和政治系的学生就更不必说了。我上的是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思想、马列原著、社会主义建设等课程占据了一半的学时，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共分另一半学时，我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于此可见一斑。有心的同学都把力量放在图书馆，自己找文学、史学和中西方哲学著作来读。我从大三开始自学了一些中国古代典籍，很向往传统知识分子温恭平和的气质和淡泊的处世态度，所以当许多同学怀着功利心态积极入党时，我谢绝了系党委书记的“关心”，没有入党。
读研究生的三年是我学生生涯中最愉快的三年。我学的专业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幸运地得法修炼了。从小背在身上的阶级、唯物唯心、无神论之类的观念包袱逐一卸去，心态越来越安宁和轻松，读书和看问题也容易看懂。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功友说：“以前从阶级角度分析《奥赛罗》，怎么也分析不明白，现在一看就明白了，讲的是‘妒嫉心杀人’。”大家也深有同感，都觉得破了那个旧的观念的壳明白、轻松多了。而有些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的老功友障碍就比较大，本来已经在修炼中身心受益良多，还时常追问：“修炼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到底有神还是无神？”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背负党文化加给他的壳，把那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了。虽然那时我们也意识到了中共体制下的教育对思想的钳制和变异，但由于对中共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还以为那只是“理论僵化”的结果，看不清党和党文化控制和扭曲人思想的实质。甚至1999年迫害开始时，我们也以为那只是个别人失去理智的行为，很快会得到纠正。
2002年，我因遭受迫害而失去了在大学任职的工作，同年10月的“十六大”之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也未见任何改善，这时我才开始重新思考中共的本质。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一些描写反右、大跃进、文革时期社会状况的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尽管其中仍带有大量掩饰和“为尊者讳”的成分，我还是为自己读到的残暴与虚伪而深深震惊。与此同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使那么多的人无理智地盲从于一个凶残的统治者？是什么力量能在一夜之间把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变为怒目圆睁、挥舞着铜头皮带抽打自己老师的施暴狂徒？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仍不得其解。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后，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能使人如此迅速地丧失理智和人性的，唯有邪灵的力量！
我深深的感到我们在无知中尊奉和滋养这个邪灵太久了，国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已被扭曲的太久了。读《九评》，退党、退团、退队，不是 “参与政治”，只是纠正我们被党文化强加的扭曲观念和心态，向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的思维方式回归。
以下试述一二：
一、纠正在党文化下形成的“争斗心态”
中国的历代先贤都教人要“自省”，如“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讼也”，通过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如果有人给指出过失还要感谢，因为又有了提高的机会。唯有党文化叫我们去“揭发”别人、“与人斗”，由此形成了一种“争斗心态”。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社会比作一个大的机体，每个中国人都会承认这个机体已病象重重，许多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自身。可是如果别人指出这个机体哪里有个毒瘤，党文化教给我们的思考方法不是先查看自身是否真有这个毒瘤，如果有再想办法去医治，而是怀着争斗的心态说：“你也要看到我健康光明的一面嘛！”然后寻遍对方的全身，找到一两处肿包，揭发说：“你这里不是也有个肿包吗？有什么权利说我？”中共在处理许多问题时用的都是这样的思路。问题是，揭发别人身上的肿包永远无助于自身毒瘤的医治，唯有传统的“自省”才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拥有一个健康的机体。
二、纠正被扭曲了的“爱国心态”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保家卫国的爱国人士，如岳飞；也有许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国人士，如文天祥。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千古传颂，令人敬仰。可是在党文化统治下的中国，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爱国心态”。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当时我正在南方的一所大学作短暂的停留，到处听到学生们兴奋的议论：“活该，炸死这帮美国佬！”我当时心中一凛：孟子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对于无辜丧生的五万美国民众，他们为什么连正常的“人”的同情都没有？细想之下也不奇怪，我们从初中时就已经学会分析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民主、人权、自由如何虚假了；高中时就懂得要抵制“西方的自由化思想”，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党还告诉我们：美国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别有用心”；美国为了石油攻打伊拉克，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伊拉克儿童十分可怜。所以美国遭了不幸是活该，谁让它老对别人指手画脚，干涉人家的“家务事”！
党文化所要求的“爱国心态”，不以“保家卫国”为主，所以党的首领可以把大片国土拱手送人；也不以“取义成仁”的价值为主，所以党可以任意关押、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仁义之士。党文化塑造出来的“爱国心态”以盲从于党、和党保持一致为主，同时带有“不容你外国人对我们说三道四”的仇外色彩。
三、纠正党文化强加给我们的“谢恩心态”
去年我曾在报纸上读过一则新闻：一个人上大学期间被怀疑杀了人，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被判入狱，九年之后被发现无罪，2004年获得释放。记者采访他时，他反复说着一句话：“感谢政府感谢党。”
每年年关将近时，共产党的干部们都会去访贫问苦，给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孤寡老人送去一桶油、一袋面。老人们感激地对着记者的摄影机说：“感谢政府感谢党。”转过头来访贫干部们吃的一顿“工作餐”就等于不知多少油和面。
“感谢政府感谢党”并不仅仅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而是党文化通过教育与宣传强加给我们的一种“谢恩心态”。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是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中国；是党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党给了我们“生存权”，让我们过上了现在的温饱生活。在我们父辈人唱的歌里，“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在我们学唱的歌里，党是“亲爱的妈妈”。尽管在历史上共产党人曾经砸毁过我们的文物、践踏过我们的文化、屠杀过数千万无辜的人；尽管在现实中中共官员的腐败人所共知，而且也没有停止杀人，但那个从党的教育宣传机器里制造出来的抽象的“党本身”却始终与“祖国”、“人民”、“妈妈”这样温暖亲切的字眼捆绑在一起，是中国人应该感激终生的恩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尽管每个中国人都痛恨中共官员的腐败，但一有人为党所镇压的法轮功鸣冤，或指出党的真实本质，马上就会有人说：“你这是反党！”或者“你这是和共产党对着干！”这就是那个被制造出来的抽象的“党本身”发挥作用了。
被党文化强加给我们的“恩人”与“谢恩”关系也是对正常的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歪曲。我们看看正常的情形是怎样：英国人或暂时在英国境内停留的外国人如果生了病，可以享受到全免费的看护和医疗，只有看牙和配眼镜除外；德国人失业了可以领到较高的失业救济金，不必担心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会发生困难；美国人如果担心走夜路不安全，可以打电话请警察帮助护送一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为这些而特别去“感谢政府”，因为他们是主人，政府受雇于他们，拿了纳税人的钱，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而且还要接受人民和独立媒体的监督。我国的情况却是这样：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庞大而臃肿的党和政府，它拿了我们的血汗钱，不去解决失业、失学和贫困问题，而是自己挥霍一部分；用一部分关押、迫害和“转化”我们当中最善良的人；用一部分去贿赂小国，让它们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国政府；用一部分搞“形象工程”；用一部分填补银行坏帐……剩下一点点办些实事让老百姓去“谢恩”。它不必接受人民的监督，媒体也是它的喉舌，它实行“自我监督”。法轮功学员所要求于它的只不过是纠正它自己的一个错误，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被视作“正当维权”，而这就已经令它勃然大怒，大开杀戒了。即使孰是孰非如此分明，可是在党所制造出来的“谢恩心态”的作用下，许多人明明已经知道法轮功是被无辜迫害的，还是要说：“你们别闹事，现在的日子毕竟比过去好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党。”或者“你说的也是，可是没有了党也不行。”就像一个以前天天挨打，现在一周挨两次打的仆人，不仅满意日子好过多了，而且离了打人者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他忘了自己本来就不该当仆人，因为党一直在说“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
党文化从小给我们灌输的一些观念和造就的一些心态就好像一个强加在我们背上的硬壳，修炼人大多已经打破了这个硬壳，在不断的抖落剩余的残片；而许多世人背负这个硬壳太久，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以为自己只能匍匐而行，不会直起身子走了。带动世人读《九评》，也是在帮他们破除邪灵强加的这个硬壳，让他们返出人的本性来，站在人和人性的立场上看问题。
由于水平有限，我觉得自己也没能真正跳出来把问题说清。希望同修们能提笔写出自己看到的“党文化心态”的表现，点出它们的问题所在，帮助大家和世人及时地认清和去除它们，清除邪灵的影响。
文中若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请同修予以补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