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6年02月18日】
在现代中国，很多父母望子成龙，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可学校所采取的方式大多是“题海战术”，不但让孩子觉得读书没意义，甚至对人生都失去了希望。其实，根源更在于，中共对各类学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早已让教育失真。
曾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是恢复人类的天真。那么，天真到底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人善良的本性吧！民国时，第一批赴海外学习西方科学的莘莘学子，后来有许多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不过是因为从祖上就受到了仁、义、礼、智、信的启蒙与熏陶。《礼记》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看来，要想金榜题名，行善积德才是关键。
清代有位官员，名叫李秉绶（字佩之、芸甫）。因担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时颇得民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李水部”。他不仅有为民解忧的能力，且在写诗作画上也有着极高的天赋。他的画作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世界书画界乃至艺术界的精品。然而，在他的记忆中，却一直保留着对一位先人的敬仰与尊崇。
说起他这位祖先，并非高官名臣，也不是颇有造诣的画家或诗人。年轻时，甚至曾一度陷入贫寒。为躲债，他去了亲戚家。除夕夜，他坐在火炉旁取暖，却被下人们嫌弃、斥责。于是在寒冷的冬夜，他只拿着一个包袱、一把雨伞，就离开了亲戚家。
尽管受了许多白眼，可他对人依然很慷慨，经常行侠仗义。在前往广西谋生的途中，他挣了一些钱。然而，他沿路布施，扶危助困，很快就把身上的钱花完了。后来，他一路辗转到了交趾（今越南北部），因看好那里的肉桂，于是采购了一些，再运回到两广地区售卖。几趟下来，就赚了八千两银子。
一天，他在路上突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人是太平郡（位于山西）的地方官员。他见这位老熟人一脸沮丧的样子，就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人说：“我以前在某县任职时，挪用了八千两银子，如今被新上任的官员发现，把我告到了朝廷。如果填补不了这笔亏空，就只能等着上面的人来将我革职查办了。丢官不说，怕是性命难保啊！”
李秉绶的祖先听了，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八千两银子，对那官员说：“我现在身上刚好有这笔钱，你别犹豫，赶紧拿去救急吧！”官员回答：“你辛苦了大半生才挣到这笔钱，如今却空手而归，我又怎能安心呢？”李翁说：“没了银子，我还可以再挣，你若拿不出这笔钱，可能就没活路了。”说完，把银子递给那官员，就转身离开了。
后来，那官员因李翁的帮助而躲过了一劫。而李翁回乡后，又想到了一个做生意的好办法。没过几年，李家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当时，他资助了十几个年轻人，帮他们踏上了仕途之路。而李秉绶就是年龄最小的那一个。
后来有所成就的，不仅是那些受惠于李翁的同乡、同族，他自己的长孙李宗瀚（字北溟，号公博，又号春湖）也成了朝廷重臣。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在乾隆朝被选为庶吉士，到嘉庆时，又从六品官一路被升为二品，先后被派到福建和浙江主持乡试。他继承了祖辈的德行，深受当时儒林中人的敬仰和爱戴。
清朝咸丰年间，一位名叫余鉴（原名余鑑，字涵晖，号镜湖）的年轻人正要坐船去浙江参加科考。他渡江时遇到风浪，船险些被打翻，但最终还是安全到达了岸上。就在这时，他看到江面上有一艘船被卷入风浪之中。船上坐满了人，不幸的是，船很快被掀翻，很多人都掉入水中。
情急之下，余鉴朝着岸上的人大喊：“大家快去救人啊，救一个，我给五十两！”听到这话，岸边的渔民纷纷跳入水中，奋力营救。最后，很多人都被救上了岸。
这时，余鉴向那些渔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坦言道：“各位，在下只是一介书生，身上带的银钱只有三十两。我刚才说‘五十两’，决不是想欺骗你们，而是看到那么多条人命在水里挣扎，实在是于心不忍。”他打开自己的包袱，把里面的银子全都拿出来，递给那些救人的渔民。最终，渔民们被他的诚意所打动，收下了那三十两银子。
后来，他科考十分顺利，咸丰九年（1859年）参加乡试，考中解元；同治七年（1868年）参加殿试，又考中进士。后来，他被朝廷选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因为余鉴有深藏不露的德行，才获得了福报。而这也应了那句：一切皆由德而来，一切皆由善而生。
参考资料：宣统《泰州志》卷二十八《流寓》、《北东园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