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正述-导论之历史正义

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

【正见新闻网2016年10月19日】

中国的历史,深远而浩大。对历史的书叙与界说,也是纷繁而庞杂。我们在此努力要做的,乃是应天时所之,尽绵薄之力,正述中国历史,即用神传文化史观,光明、正面地书述华夏五千年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概观。

一、历史正义

何为历史,按《说文解字》,历者,“过也,传也”;史者,“记事者也”。所以,历史当是对所经历过往的记述与传承。那么,什么才是人类不仅要经历且要传承的呢?换言之,历史的记录对象是什么?按《礼记‧玉藻》所载,黄帝“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乃知历史的传承最初是由史官对帝王的言论、作为及当时重大事件进行记录。整理过的文字记录,我们称之为史书。历朝历代都有官方或私家记述历史,于是历史得以传承。

由此,则又引出另一个我们必须明晰的问题,那就是帝王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

中国传统史书均以帝王之言、之事为主轴而书述。盖因天子奉天命而治世,承天道而立言,所以上天赋予帝王在人间的至尊之位,如《诗经》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过来,帝王的言行亦代表并影响这一朝历史与文明的总体气象。所以,中国古代,君王称为天子,即天命之子,是上天选择的治理天下的君王。

由于帝王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与意义,故而帝王的言行能治世,亦能乱世。

凡有道之君,其所言者(诏令),是治理天下的训导与规范;其所行者,则法天知命,顺道敬佛,应时爱民。而末世之君,所言多逆天叛道,背神谤佛;所事多享乐败德,悖乱不经。无论治世乱世,都是天道循环的不同演绎,旨在完成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并给后世留下榜样或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帝王的言行是历史记录的主轴主线,而帝王言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则是解悟天象、领悟天道。

在不同历史时期,上苍会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对君王和世间进行点悟、开导乃至警示。所以历代史官,还兼任观测天象、占卜神谕、协定历法和礼法等重大职责。这方面的记载,从甲骨文卜辞,先秦诸经、诸子,到后世历朝史籍,不绝于书。历史的足迹,始终与天命安排与教化同步,历史的铺排,正是天道在人世间正与负的演绎。

历史史实之记载,大略分为三类:传说、文字记载和文物。

对于传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神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大家熟知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或是此轮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无不是以神话传说为开端——创世、造人、人神同在,成为人类历史共同的源头。至于历代后世,有关神、神言、神迹、有志之士通过修炼得道回天的传说与记载,史不绝书。

对于神话,历代史学家为之秉笔直书,代代流传,到了近代,人们却因为现代观念的影响,常常陷于史实、传说、信史等概念的纠缠中,止步不前。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无论《国语》、《左传》,还是“二十五史”等,基本上是隔代史官对前代文献与传说进行整理汇编而成,而传说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左传》对“武王伐纣”的生动记述、《史记》对楚汉争霸的逼真描写,仔细推究起来,都是史家根据先人传说编撰成文。而后世称之为“信史”,其实质含义是:德信古人。

虽然各代史官在观史、采信的角度与倾向等方面各有不同,或曲,或直,或有偏重甚至偏颇,但基于上天赐予著述者以深厚良知,德信古人的精神传承不辍,基本史实的记载仍然包含于历代书述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猖獗的当今,严肃的文史学者仍然还要援引上古与历代神话传说的根本原因。

人类,与人类的历史,始于神的造化,而人,终将只能皈依于上苍的恩赐。

这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当然地按照某种现代观念去解读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来源的共同史实,是我们的祖先历经千万年沧桑与创痛,一代一代用生命守护的史实。对于我们神圣、高贵的来源,对于这一恒古不变的史实,我们唯有用生命中最深刻的理性去珍视她,用生命中最精诚的虔敬去守护她。

今天,多少人囿于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思维,甚至囿于党文化的污染,而对历史的源头渐至淡忘。然而,我们知道,千古以来有一种情绪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这种情绪叫做乡愁,甚至是坐拥人间繁华之时,依然偶有一缕思归的愁绪萦绕心头。想来,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有过太久远的积淀,对上苍的感恩,对回归的渴望,早已成为生命中最刻骨的乡愁,被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中国人为何如此崇尚天人合一,因为那至高无上的天,才是我们的归宿。

对此,我们会在后面各代各篇中,严谨地从历史、文化之各层面采信而述,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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