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6年10月02日】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对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独立调查人之一的大卫‧麦塔斯，继访问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之后，到访他此次北欧行的第二站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他除了约见了丹麦政界、人权活动家人士和接受了各家媒体的采访之外，还应邀在哥本哈根Onkel Dannys Plads的Forsamlingshuset进行了专题演讲会，并有两位证人再揭中共活摘罪行。
麦塔斯在哥本哈根期间，还接受了丹麦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报道，以及丹麦大报的独家深度报道。
十年深入调查 惊天惨案震惊世人
9月29日下午一时许，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了Forsamlingshuset演讲会的会场。他们里面有丹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电视和报纸等媒体新闻记者、甚至由于偶然路过看到通知而进入会场的人们，与会者中还有不少在丹麦自由社会生活多年、对中共的邪恶本质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华侨界人士， 以及亲历中共70多年各次残酷迫害的见证人。不一会儿，会场的座位就被到来的听众们坐满，晚到的听众只能站在后面聆听。
麦塔斯首先以诙谐的语气开头。他说：“我的姓（Matas）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但在丹麦却到处可见。（记者注：因为丹麦的一家日用化妆品连锁商店的名字与他的姓氏相同。）可能这就是我和丹麦的渊源关系吧！所以我又一次来到丹麦，向丹麦人民介绍我和大卫‧乔高历经十年时间、对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所进行的独立调查和我们的调查报告，还有最近与我们联手一起继续调查这个罪行的另一位独立调查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我们三人共同发表了新调查报告。”
大卫‧麦塔斯回顾了早在2006年，有一位名叫安妮的中国女子声称，她从事眼科医生工作的丈夫亲自参加了对多位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眼角膜的罪行。她披露，这些被摘除眼角膜的受害者的其它器官也被其它科室的医生摘除，受害者在被摘除各部位器官时，甚至都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被活活杀害了！安妮之后陆续又有不同的大陆人士站出来，证实这种大规模、有系统、有组织的罪行的存在。
中共这一罪行震惊了全世界，人们难以相信这种灭绝人性的惨案真的会在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塔斯和加拿大前议员，原亚太司司长、律师大卫‧乔高收到了“调查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全球联盟组织”的求助信，请求他们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麦塔斯说：他们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经济或物质条件的许诺， 而且如果要进行独立调查，难度非常大，需要付出的工作量也会非常大。但是我们都是一直在做人权律师的工作，这么惊天的人命大案，使得我们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进行调查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独立、公正的调查，来否认这样的罪行存在。我们宁可相信这样的罪行是不存在的！但是可悲的事实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一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罪行，不但存在，而且被害人数巨大！”
“这一结论也被另一位独立调查人伊森‧葛特曼同样证实。葛特曼的调查还证明，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受害者还包括西藏、新疆宗教人士和其他异议人士、良心犯等。但最大比例的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学员人数巨大，许多人因为拒绝报姓名，被关押在监狱里，正好成了大量器官移植的活供体。”麦塔斯补充道。
麦塔斯说：“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受害者可以作证，我们也得不到中共政府的许可进入中国进行调查。我们的调查只能从三方面去论证事实：
1.打电话给这些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以需要器官的病人的口气向他们要求器官，要求进行移植手续，并特别提出要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最健康。结果有50% 的医院回答，证明供体就是法轮功学员。
2.通过数字统计推论。在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发起迫害后，从2000年起，中国参与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急剧增加，高达几千所。在那些医院的网络广告上有很详尽的他们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统计数字。而这么巨大的器官移植数字和器官供体来源数字完全不匹配。中共先后用过多种不同的而又自相矛盾的理由，却仍然不能给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起捐献器官的组织系统，而中国民族传统是不愿在去世前捐赠器官的。
3.对曾经被关到监狱里受迫害，最后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采访，发现虽然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受到比一般犯人还要残酷的酷刑迫害，但他们许多人又毫无理由地被进行过多次全面的、彻底的验血及各部位身体检查。从他们受到迫害的程度，法轮功学员大量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完全可以推理，中国政府并不是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只有一个解释，是为活体器官库在收集数据，用于以后的活摘和移植了。”
今年6月，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三位调查员发表了名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 An Update）的最新调查报告。在这本新调查报告中，三位调查员认为，以前他们估计有4万到6万5千法轮功学员被杀害，这一估计远低于后来了解到的事实。他们认为，从2000年以来的十几年里，在中国每年估计有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每年中国的死刑犯人数仅仅几千人。也就是说，被活摘器官的例子高达百万之多。
麦塔斯介绍道， 他们越调查，发现罪行越严重，涉及的受害人数越巨大。而且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至今仍然在继续著，并没有停止。
麦塔斯：我们必须站在受害人的基点看问题
在麦塔斯一小时的演讲以后，在被事实震惊了的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纷纷举手提问。
其中有人问道：为什么这么大的谋杀罪行，经历了那么多年，仍然在西方社会里很少看到报道与关注？麦塔斯回答说，一个原因是，这件事本身的复杂性，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清楚。另一个原因是，法轮功作为一个新出现的精神信仰团体，人们还很不了解。还有就是中共动用了巨大的宣传力量去诋毁、造谣、妖魔化法轮功，也使许多人被毒害和误导。麦塔斯作为第三方的身份，向听众客观地介绍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养性，通过炼功锻炼身体，没有任何让人不能接受之处，对社会也没有任何危害，完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
当有听众提到，她认识的中国大陆朋友认为，如果是一个坏人，被杀害也没什么关系时，麦塔斯明确表示：“我不能认同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哪怕一个字的污蔑和造谣。但是，哪怕一个人真如中共所说那么坏，我也不能认同他的生命可以被人任意杀害！”
有的丹麦听众认为，丹麦那么小，我们在世界上的声音也很微弱，起不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事我们多化力气也不起什么作用。让欧盟去和中共打交道吧……这种无可奈何的理由也成了许多丹麦人，甚至包括丹麦政治家们对这个罪行熟视无睹、不作为的借口。对此，麦塔斯的评论是：“在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权灾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站在那些受害人的基点看问题。任何站在政府的角度、经济利益的角度、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应该怎么做，都不是正义的。”
最后，麦塔斯语重心长地对听众说：“我认为，面对这样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制止。你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在反活摘的征签书中签名，去和政府有关人员讲，去和社会上所有人讲。丹麦有自己的人权组织和机构，去让他们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公开地、全面地、持续不断地告诉所有人这一罪行，让独裁政权知道：我们在看着，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听众们踊跃的提问，与演讲人的互动在热烈的气氛下持续著，直到因为时间限制，才在意犹未尽中，不得不结束。
两位见证人现场作证
最后，由两位见证人现场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罪行现身说法作证。
杨光先生是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早年他曾经亲身受过中共迫害，曾经被关在监狱里10多年。他一直非常同情法轮功学员17年以来遭受的迫害。在他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就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内幕。
杨光的一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负责某沿海大城市的情报站，消息来源丰富。2012年新年，杨光接到了他的拜年电话。杨光就询问了自己一直关心的活摘话题。
这位朋友说：“仅他知道的一般医院的统计，在这十几年里，对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50万人，这50万人仅仅是一般的人民医院，市立医院等这样普通的医院，并不包括武警医院，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因为武警医院和军医医院那个统计数字更机密，连他们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杨光还有一位患难之交，在文革时期他们曾一起被打成反革命。杨光说：“后来他任职东北一个医科大学的副校长，负责后勤供应，负责医疗设备和手术设备的准备，以及向西方采购各种移植器官设备。他准确的知道，仅仅他们这个城市的医科大学，每年起码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术。这种器官来源，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也没有家庭地址，更没有人收骨灰，610办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术当中还是送到炼人炉去炼了，都有610的人员在现场监督，这种器官供体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供体，在整个医院的器官手术上能够占90%。而我这位朋友跟我说，武警医院、军医院和公安医院的移植数字，往往比他们民用医院移植的数量还大。”
丹麦法轮功学员鲍学珍女士，曾经因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不愿放弃信仰，被非法判刑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里3年半。 她回顾在监狱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大约在2003年的上半年，监狱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进行身体检查。当时看到有四辆大巴停在监区的大门口，里面都是很先进的进口医疗设备。上海女子监狱共有五个监区，每个监区挨个排队，一个一个的法轮功学员上车检查。排队、上车都有警察看着。从头到脚都要检查，眼科、身高、验血、验尿、妇科、B超、心、肝、肾都要检查，抽血的管子是那种很粗的大管子。当时我在做B超时，检查的医生有点吃惊，马上叫来了好几个医生和警察围着看，戚戚私语。我听到他们说：‘这个人的胆没用了，里面都是满满的石子，这个胆没用了’。继而他们问我这个部位感觉怎样，我说没什么。他们不吭声了，互相看了看。”
“因当时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这样的检查进行了好几天。医生都是跟车一起来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医生是哪来的。有问题医生就跟警察讲。我们的行动都受到限制的。互相之间都不可以讲话。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检查身体后有些外地在上海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姓名，只有编号，后来就不见了。我们以为他们转地方关押了。现在看来可能就是被杀害了。”
“还有一次，一天上午，警察突然叫我出去，说带我去检查眼睛。我很纳闷，为什么带我去检查眼睛？我眼睛很好啊。他们就诬陷我说，‘不是你说要检查眼睛的吗’？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检查眼睛，我的眼睛很好的，干吗要检查，我跟谁说过要检查’。他们不吭声了。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口等他们的车子。但车子就是迟迟不来。”
“在这期间，我一直重复问：为什么要给我检查眼睛？我的眼睛没问题。他们一直不吭声。大概过了20几分钟车还没来，结果，他们无奈又把我送回监房。以上是我二次逃过大劫。我是没有被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我要告诉全世界，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器官确实存在。”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