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09月23日】
辽宁省锦州市英语教师李维女士控告江泽民
辽宁省锦州市培训学校英语教师李维女士，从十六岁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了坚守这份信仰，她被开除学籍，遭绑架、关押，失去挚爱的母亲……
现年三十六岁的李维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李维女士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李维女士自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以及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事实：
郑重思考修炼法轮大法
我是一九九五年底开始接触到法轮大法的，经过半年多的与大法弟子的接触，深深地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淳朴、没有心机，而又意志坚定。我很多次悄悄地在心里问自己，“这一群修炼法轮功的人，好不好？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呢？”“好，这样的人世间已经不多了，我也要修。”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答案。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那一年的我十六岁，正上高一，虽然青春年少，但是心底修炼大法的心意却是那么的明确、清晰。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从大法中深深受益，修大法使我身轻体健，更明悟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一九九八年，我如愿考上了东北林业大学，人生从此步入了新的历程。
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生活中，我过得充实、丰富。由于自己学习努力、勤奋，成绩优异，年底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二级奖学金；平时自己总是按大法的要求善待他人，谦和礼让，所以与寝室、班级的同学相处非常融洽，深受班级每一位同学的喜爱。很多同学因为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才做得这么好，对大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两名同学因我而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还有一名同学有幸拜读了《转法轮》。
在东北林业大学里，像我这样的修炼法轮功的人有近百人，有教职员工、家属、学生等，当时学校有两个炼功点：一个是教师炼功点，在家属区，每天早晨炼功的有几十人；另一个是学生炼功点，最多时也有二十多人。我们这群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学法交流：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对照“真善忍”的标准，我们哪里做得好，哪里还有不足，怎样能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怎样能更有效率地完成功课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你不会看到焦躁的情绪、功利的心态，每一个人都是坦诚相待，心态平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法轮大法的法理就像一股清泉，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清洗着我们的灵魂。
一只黑手悄悄地伸向这个善良的群体
一九九九年五、六月间，一只黑手悄悄地伸向这个善良的群体。学校下达命令让各个学院调查自己院里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情况，威胁修炼的法轮功学生和老师，不准许在校内炼法轮功，如果继续坚持将给予严重处分。还指使校派出所的警察谩骂、殴打大法弟子。当时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吕蒙新、学生冷文云、王海生、张宏涛都被校派出所的警察殴打过。派出所的所长姓王，他指使手下的警察把同修吕蒙新打得鼻青脸肿，身上多处受伤。亲眼见证暴行，我开始意识到这场迫害好像要愈演愈烈的态势。
果然，由于我们的坚持、不妥协，我、蔡密、孟宪娟、王海生、何亚光、孙巨茉等多名学生都被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一夜之间，我们的处分布告被贴在了学校的宣传栏上。我们这些拿奖学金的优等生、学生干部们成为了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
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大上访以后，虽然全国各地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局部地区时有发生，但还没有哪个大学里这么早就对自己的学生、老师下手的。事后才听说，当时黑龙江省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开会，东北林业大学积极地争取要成为迫害法轮功的试点，以校长王学权、副校长陈文斌、校派出所所长为首的个别校领导，积极主动地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完全不顾是非曲直，打压迫害本校内的修炼者，因此我们也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受害者。
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 被开除学籍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手策划的对大法的邪恶迫害开始了，我们几个还坚持修炼的学生被学校监视居住，学校用各院系的荣誉来威胁院领导看好自己院里的学生，于是无论我去哪里，总有学生监视我们，辅导员要随时知道我们在哪，以防我们去北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十月初，我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去北京上访了，当时怎么想的呢？我内心里反复问这几个问题：
“我修炼法轮功受益了吗？”——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比以前更善良，更宽容了，而这些不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教给我的，是大法要求我做的。“我该不该去北京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国家领导人大法的真相呢？” ——一定得去，从小受的教育也让我们要做个“知恩图报”的人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很可能失去学业，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可能付之东流，你敢去吗？”——不是不敢，是还有些不舍，毕竟大学的学业曾经是我人生的美好憧憬，失去了学业，未来又会怎样？我不得不想，但人生不能做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今天不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枉来人世为人。
于是，我给学校写了请假条，然后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了信访办，还没进门，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问，“你是哪来的？”“锦州的。”我回答。“锦州的，锦州的，把你们的人带走。”
就这样到信访办门口，什么也没干，就被当地警察非法拘禁到北京凤龙宾馆了。
2天后又被锦州凌安派出所带回锦州，回来后，同去上访的姐姐被非法关押到了拘留所，而我被放了出来，他们说让我回学校。
回到学校后，因为同修蔡密和孟宪娟也去北京上访了，并在我之前回到的学校，所以学校已经做出了开除我们三个学籍的决定。他们哄骗我办理了离校的手续，却没有给我一份正式开除的文件，而且还狡猾地不写明 “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上访而被开除”的原因。只说我旷课，可我有请假呀，另外就算是按旷课处理，按东北林业大学的校规我也不够开除的，可他们为了开除我们三人，真的连表面的脸面都不顾及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我被开除了，从此失去了学业。离开学校时，全班的同学挥泪送别我。
一次次的迫害 母亲含冤离世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我们全家四口人一同到北京上访，在住宿的民宅里我们再次被警察绑架到凤龙宾馆，那里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严重殴打，不分男女老幼。几天后我们被带回锦州非法拘留在戒毒所，因为当时，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关的都是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当时被勒索了五百元的拘留费和四百元的伙食费，我们全家都被关在里面，最开始连生活日用品都没有。
在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于十一月中旬，我们全家又被囚禁到了洗脑班，他们逼我们写不修炼，放弃信仰的保证书。我当时非常不明白，这个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都到哪去了？让人违心地写不修炼的保证就真能改变人心吗？为什么不听大法弟子的肺腑之言呢？为什么要把好人抓起来呢？回首我修炼走过来的路，我有伤害过谁吗？我有违反过这个国家的法律吗？我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学习权利都因坚持信仰而被剥夺了，这个国家对他自己的公民还有什么保护呢？
后来，我被迫写了所谓的“保证”，交了二千元保证金（亲友代交的），才被放出来。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的一天，我和母亲、姐姐正在家中休息，市“610”头目李协江带着两个手下又来骚扰，他们在门外疯狂敲门，说要带走我姐姐，不开门就撬门砸锁。母亲和我坚决不给他开门，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撬门砸锁就是私闯民宅，警察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上次，他们非法抓人、罚款，我们还没追究他们的责任呢。李协江等人见吓不倒我母亲，进不了屋，就到单位找领导，单位领导就让保卫科的人和他们到我家劝我母亲开门，不管他们怎样，我母亲一直没有开门，双方僵持到晚上八点多钟，他们后来自觉没趣，走了。从此姐姐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母亲也因为这一次次的迫害与惊吓而身体每况愈下。
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这些年里，我们全家几乎没有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警察三天两头的上门骚扰，母亲本身胆小，在被警察几次三番地粗暴对待下，终于不堪忍受惊吓，而出现精神失常状态，糖尿病、脑血栓、小脑萎缩各种疾病；父亲一千多元的收入要维持家里四口人的生活和母亲的药费；姐姐流离失所三年多的时间里，有家不能回，不能结婚；我大学被开除没有文凭，没有工作，只能在家照顾重病的母亲。原本一个令人羡慕的四口之家因为这场迫害而过着让人心酸的日子。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母亲在持续高压的迫害中含冤离世，年仅五十六岁。一场迫害，葬送了多少个家庭的幸福。
二零一二年，我办理出国旅游护照的申请，却被公安局办证中心以涉危及国家安全为由而被终止。
这场与“真善忍”为敌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六年了，它不仅给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庭带来巨大痛苦，而且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更给那些受谎言毒害参与迫害的人带来黑暗的未来。起诉江泽民，法办江泽民，立即停止迫害，还大法在世间的公道，中国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