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不离身”（译文）

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让我用师父在《洪吟》中的诗开始我的发言：

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修炼体会，大法不离身。

一、得法之初

我是1999年得法的，当时正好召开芝加哥法会，我被邀请参加了。我带了一个很重的箱子来到机场。一个带有孩子并照看许多事情的中国学员跑过来替我拖沉重的箱子。这个小小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哇，法轮大法学员真是说到做到，按著书上讲的在做。和一群把真善忍放在心里的人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由于逆反心理，学员说的从来没有打动过我，但是他们不只是说，他们的行动也是最正的，这一点让我很高兴。我看到学员很礼貌地让别人先发言。让别人先发言是考虑别人的一种表现，和先考虑别人的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舒服。当第一次听师父说法轮大法是“净土”时，我流泪了。当我们的学员做任何事都先考虑他人时，人们会清楚地看到大法好。

师父在最近的经文中说：“如果所有的华人学员都能在平时的行为中注意一些、整洁一些，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几年前的波士顿法会，我们在市中心举行了游行。我看见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在发传单。他看起来很冷酷、怨恨，声音近似严厉，穿着也不整洁，周围的人都感到不舒服，没有人拿他的传单。与此同时，一个中国学员，穿得很得体，面带微笑，充满活力，她发出去了很多传单。事实上，她根本不用说什么，她的行动已经在讲真相。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她递出的传单。

有一天有一位学员的先生来到炼功点，我想他有些担心他的太太。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开始时他比较严肃。我注意到我们的学员始终面带微笑。我不认为是因为我们说了什么让他感觉好些，而是微笑和热心让他能接受太太炼功。我注意到当我们微笑时他也开始微笑并放松下来。

当我去中国时，有一个考验，能否把大法装在心里。下面我就讲讲这段经历。在北京学法帮助我过了这一关。

二、在中国正法的经历

在中国，我读完了一遍《转法轮》。读书对我非常重要。读完第九章时已是11:30。在去天安门之前几小时读这章使我感觉已经胸有成竹。师父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能不能在警察包围下保持一颗平静祥和的心态，对我真是一个考验。

我和同修在洗手间练习怎样展开9英尺长的横幅。这是非常必要的。拘小节是我修炼中的要注意的一方面。比如，当我第一次和大家分享我的修炼体会时，那时在华盛顿。我正在读时发现第三页不见了。别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没了第三页纸。一个小女孩在我的座位上找到了那页纸，送给了我。我想这也许是懒散造成的。你可以看见我今天把他们订的紧紧的。事实上，现在也是我们大家修炼中应严肃地排除干扰、不允许任何漏洞出现的时候。在《精进要旨》“圣者”这篇经文中师父说：“……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拘小节……”因为“拘小节”同修们把很多事情完成得很好。修炼之前，我从来不在乎小的方面，但象洗碗这类事我现在也很注重。不说多了，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找到了在短时间内打开横幅的有效办法。因为警察这天在关注西人的一举一动。

当我们走进天安门时，我立刻注意到一对一对的巡逻兵。我说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今天会来，因为有太多的警察。我听说那天警察的人数是平时的十倍。那一刻，我出现了人心，在面对如此多的警察有些害怕。那一刻，大法似乎离开了我的身体。但很幸运，因为我在这之前学了法，所以警察没有让我打退堂鼓。很快，我意识到有这么多警察在场真是太好了。那不是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将明白大法好？意识到这点之后，怕心少了，而善心曾加了。

发完正念，从那时开始，每次我看到警察，都不再害怕，只知道又多一个人知道真相。我们没有任何阻挡地进了广场。我们发现广场后面有一个凳子，于是坐下来读《洪吟》。快到2:00，我们证实大法的时间到了。这时好象每一个人都注视着我们。我可以说，每一刻，我们都可能受到警察的盘察。我感到有个警察走了过来，所以我停下来逗一个3岁的孩子。1:59分，又有一个警察走向我们，但一个女士跑过来让我们帮她照相。2:00整，我们到了广场中心，打开了9英尺长的横幅。在邪恶知道了我们到来的这一天当中，有好几次(大法)显威力的时刻，“真、善、忍”的光芒照亮了广场。一会，我被蜂拥而来的警察围住，它们或者踢我的腿弯，或用警棍打我，当它们想绊倒我时，没有得逞。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主意识应该更强些。有几妙钟，我感到眩晕，但随即我听到另一弟子唱“法轮大法好”，那使我摆脱了眩晕。我与他一起对着围观的人群唱。它们推着，把我塞进了警车。

三、正念正行

我想补充一点对此行的想法。当我们在开往拘留所的公共汽车上，警察想控制我们不让我们站起来唱“法轮大法好”。一个女弟子想站起来，但警察不让。于是她唱起了《得度》，歌声优美，于是他们让她站着唱歌。歌声美极了，但更有力量的是她站起来并深深注视着警察眼睛的行动。强的正念和慈悲心的因素表现出修炼人的不同寻常。唱歌时，2个警察的眼中含着泪，有几个警察甚至竖起了大拇指，好象在说：“你们了不起，对不起，我们不得不关押你们。”我想，当我们与人交流时，讲的什么话和唱的什么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正行。如果我们面带微笑，如果我们友好，如果我们体态正直、得体，仅几个动作就表达了千言万语的正面信息。

当人们看到大法弟子的表现时就会辨别正邪。例如，当我们在北卡的黑山文化节时，一位女士来到我们展位前，她看到了和平的打坐，与此形成可怕对比的是，她看到展板上是一位女士被打死，她的颈椎被打断的照片。她几乎跑着过来问：“这个妇女后来怎样了？”我们回答说在中国她被警察打坏了，因为她没有基本权力炼这种平和功法和修炼真善忍。这位女士问她能否签我们的请愿信，并一再问这请愿是否有用。我们说有用。这位女士又到展板前，她的心又系在那被打的女学员身上。她急速地回来要为她先生签名，她又一次问，这是否有用？我们说“是的，有用。”她又一次来到被打的学员的展板前，环视着平和的炼功场面，又急速地回来，问道：可否为我的邻居们签名？这个黑山地区的妇女从未听说过法轮功，仅仅是路过，转过拐角，看到了我们。她没有观念，当她看到学员的举止和与此相反的中国野蛮警察的行为，真相自显，她自然想要帮助改变局面。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只需学员的正行，和中国的可怕暴力的鲜明对照。

师父在最新经文《正念正行》中说，

四、欧洲正法

最近，在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时，我们在房间里发正念。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觉得很难得。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什么地方不妥。师父说：“堂堂正正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花那么长时间在屋里呆着。在俄罗斯我们有一次关于发正念的集中讨论，一个中国女士谈了她是怎样抓住机会的。她说每到一个国家，就向当地政府讲真相，联系媒体，室外炼功，发传单，发正念。她到过许多中国主席去的国家发正念。一次她甚至在旅店给中国代表团发传单。我想，哇，这位中国女士做了这么多，这么有主动性。试想，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无论到哪，我们都联系媒体、政府，室外炼功，让人们知道真相，发正念，让中国代表团知道我们多么正。我觉得我落后了，在俄罗斯尽管我发正念了，但我在室外炼功了吗？我向政府讲真相了吗？我联系媒体了吗？

听了她的故事后，我们拜访了俄罗斯的一些政府部门，而且发现进展良好。我们与4个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友好交谈。我们也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当我到爱沙尼亚时，弟子们安静地发正念，但没人知道法轮功在这。在中国主席所在旅馆的马路对面，我们分几片发正念，机会是不错，但我们做没做好作为大法弟子的其它责任呢？忽然，有几个弟子“堂堂正正”开始发传单。他们行为的确看起来很正。中国代表团的一些人决定阻止，他们强迫爱沙尼亚警察逮捕了他们。我看到他们被抓了，我该怎么办？这几个弟子的目的是暴露邪恶，但被阻止。我不应该暴露邪恶吗？我不应该对他们没任何理由被抓做点什么吗？于是，我们赶紧买了一个电话卡，赶紧找了一个电话，然后，赶紧找了一个电话本。我们开始给所有媒体打电话，在中国主席还在的旅馆前开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看到后命令爱沙尼亚警察阻止我们，但我们友好地澄清了事实。爱沙尼亚警察看到我们是好人，并没有阻止我们。事实是，爱沙尼亚主要大报记者来了，140万爱沙尼亚人民有机会听到了真相，而不只是街上的几个人听到真相，因为报纸头版基本上把整个传单内容印下来了。

中国主席离开后，中国代表团走出旅馆，往巴士上运行李。我们决定用友好坦诚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当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经过，我们就说，“你好” 或问“好不好”。我们站得笔直，高大，举止友好，脸上是灿烂的笑。许多人回以微笑，一些人与我们交谈。一些人拿了传单。一次，巴士周围有许多人，许多代表团成员围着聊天。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我对着我身边的一个中国男士用中文礼貌而有些大声地问，“你吃饭了吗？”他笑了起来，与我交谈，当他拿了传单后，其他人也开始拿揭露邪恶的传单。

这次与中国代表团的简短经历使我想起最近的一次讨论，一个男青年举了《转法轮》中拔牙的例子。那个街上的中国男人只用了一个火柴棍就拔了牙，很有效，但西方牙医用很精密的仪器。我想，在讲真相上，我们不见得非得用很复杂的方式，在用词上下功夫。有时，我们只需简单、友好，行为端正，实际上有时根本不用说任何话，我们只需做得正，真相就从我们的行为中得以澄清。

不足之处，敬请指正，我希望我们一起继续努力。谢谢。

(2002年华盛顿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