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4年07月28日】
爷爷到死也不明白：我自己喂的一只小羊我杀吃了，有啥错？咋就成了反对大跃进了？还要拉到村民大会上挨批斗。结果连气带饿，一病不起，含冤离世。
父亲在号召给党提意见的鼓动下，提了一条不象意见的意见。党支部书记说：“我是党支部书记，你们对我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因此被划为右派，全家跟着遭株连，受尽魔难。
我为了祛病健身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却遭到开除军籍、党籍、降至最低一职复员、遣返原籍的处分。法轮功救了我一命，不让炼不是要我的命吗？
儿子符合上军校的条件，却受我的株连，被取消了上军校的资格，搞的当年差一点没学上。
一、勤劳节俭的爷爷在吃大食堂，大跃进中病饿而死
那是大力鼓吹“三面红旗”（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浮夸风、共产风刮得正凶。全村几百号人合成一个大伙房，吃大食堂。个人的家具、家畜等私有财产都得共产、充公。不让家庭做饭，发现谁家冒烟做饭了，就拉出去批斗。吃大食堂吃不饱，爷爷自己喂的一只小羊，不愿充公，自己宰杀吃了。村干部以爷爷反对合大伙、反对大跃进为罪名，在全体村民大会上批斗爷爷。爷爷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在乡亲面前怎么见人？认为没有天理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自己喂的羊，我杀吃了有啥错？连气带饿，气得一病起不了床。
爷爷给我姐看他胸部鼓起的拳头大的包，说：“妮儿，你看这起个大疙瘩”。那是生气气出来的病。在那合大伙吃大锅饭的年代，爷爷有病不能去大食堂吃饭，也不让给爷爷带饭回来。母亲就找点野菜在家偷偷给爷爷煮着吃。村干部若发现谁家厨房冒烟，就把锅端走连食物摔到大街上。
到了1959年冬天，爷爷已经奄奄一息。为了给爷爷弄点吃的，母亲听说离家三里地的集镇上还有个小饭馆，只卖胡辣汤。母亲悄悄掂个小瓦罐走三里路，去买一毛钱一碗的胡辣汤，掂回家汤已结冰。母亲放小锅里再加一点水，热一下给爷爷喝点，给弟弟喝点。
1959年冬天，爷爷含冤去世，享年73岁。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请外祖父来给爷爷打棺材。先后几次派人去县城给父亲送口信，叫父亲回来看看爷爷。因父亲被划右派限制人身自由，不让回来。爷爷不仅生前没能见上儿子一眼，竟然去世了也不让父亲回来奔丧。村里风俗儿子不回来是不能下葬的，只有等父亲回来。等父亲回来时，爷爷已经入殓好几天了。父亲回来看一看遗容，就下葬了。
爷爷一生勤劳节俭，勒紧腰带攒钱买了24亩地，虽不富裕但也有吃有喝。在土改时被划为中农，24亩地和一头牛全部共产充公了。还有筹备的盖三间大瓦房的建房材料，也在1958年被“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走了。如果爷爷的24亩地和其他私有财产不被共产充公，爷爷能病饿而死吗？这24亩地如果搁在今天房地产开发上，该值多少钱？
二、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惨遭株连
1957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全国上下反右倾，打右派。父亲在县高中教书，只见学校里贴了很多大字报，老师斗老师，学生斗老师。各机关单位都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挂着纸牌子游街的，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某某”。县高中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老师全被划为右派。父亲出身中农，历史清白，开始还是运动中依靠对象。但写大字报、斗别人不积极。
高中党支部书记说：“你们都要给我提意见。你们怎么不提啊。我就那么好，一点错误都没有吗？”大家还是不提意见，他就讽刺大家是骑老母猪的小脚女人。他对父亲说：“你是党员发展对象，你带头提”。后来父亲就提了一条意见：“你有一次说校长拿高工资不干活，人家校长干了不少活。”就因为这句话，党支部书记说：“你敢对我有意见，我是党支部书记，对我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还对父亲说：“你别觉的你历史清白。”那意思是你历史清白也照样整你。因此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蒙受冤案。并受到处分，扣发工资，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还被限制活动自由，不让与家人见面。
就这样还得继续教课（因当时大部分教师被打成右派，没教师上课了）。我们全家人受到株连，1959年6月被强制把全家户口从县城迁到农村老家去。外祖父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赶着牛车把我们娘儿几个接回农村。母亲一路走一路哭着，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回农村后，村干部把我们当右派家属对待，处处歧视、刁难母亲。
母亲一人带四个孩子，最小的弟弟才一岁多，也必须下地干活。家里几个孩子没人带，不放心，就把弟弟送到村西头，让一位旁门奶奶看着。有一天姐姐放学回家，看家里没有人，就到村西老奶奶家去看看。还没走到地方，老远就看见路边土窝里坐着一个小孩，头上脸上身上都是土。心想这是谁呀，咋没人管呢？仔细看就是我弟弟。姐姐赶快给他拍拍土，把他抱回了家。
那是1960年，大跃进后期，粮食极度缺乏。野菜、槐叶、楡叶、柿树叶、楡树皮、棉籽壳、花生壳都吃过。外祖父饿得浑身浮肿。弟弟妹妹都饿得皮包骨头。我饿的上小学走不动路，放学回不到家，躺在半路河边睡着了。母亲把我找到背回家。父亲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他夏天只有一个汗衫，汗水湿透了就在太阳下晒一晒接着穿。只有一条裤子，前后都有补丁。每月还省下几元钱贴补家用。母亲没办法半夜去地里摘点红薯叶煮煮给我们吃。趁给大伙磨面时，带一把面悄悄放在扎腿带子里带回家，打一碗糊糊给弟弟妹妹喝。当时母亲忧愁地对我们说：“这样的日子我撑不了三年，要是我饿死了，你们姊妹几个咋办？”生活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母亲听说村上有人到南乡农村用衣服换粮食，就和几个妇女商量一起去换点粮食。她拿两个舍不得用的被单，姐姐的一条花裙子和她的一件蓝布衫与几个中年妇女一起去南乡换粮食。走到半路，母亲饿的昏倒了。另外几个人把她扶到一家人门口喂她点水，母亲醒过来了。其他人继续往前走。过了几天，村里几个换粮食的妇女都回来了，不见母亲回来。我们都急坏了，到底出啥事了？姐姐哭着顺着一条河往南边去找母亲，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就哭着回到家里。又过了三四天，母亲扛着二十多斤粮食和一些红薯干回来了。我们都喜出望外：这可有粮食吃了，饿不死了。据母亲回来说，她醒来后在人家门楼下歇了一天，那家老大娘还给她端碗稀汤喝。她在附近用一件衣服换了几斤麦子，自己找石磨，一人推磨，磨了二斤粗麦面，借那家的锅，做了几个馍，烧一碗糊糊喝了，体力得到恢复。就又往南走了十几里路，换些高梁、红薯干扛着回家了。母亲为了我们能活命，吃尽了千辛万苦。
三、我为了祛病健身修炼法轮功，遭双开除，降职降级处分
我在1988年，被单位医院查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1989年在北京解放军302医院住院半年多。1990年2月，被解放军302医院诊断为早期肝硬化，后被解放军301医院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
患病后没法上班了，只好病休，这一休就是八年多。天天把药当饭吃，甚至饭可以不吃，药不能不吃。每月都要去医院看病拿药，几乎每年都住院，花钱数万元越治越重。
病久了身体发虚，有一次想到阳台上透透空气，回到屋里发现鼻子不透气了，原来去阳台透气没戴帽子。乙型肝炎有一定的传染性，与同事、邻居交往不方便了。不得不去的邻居家，从不摸邻居家的任何东西，也不坐，站着说话，双手插在兜里。在家里，妻子担心传染给孩子，不让碰孩子的任何东西，也不让做饭。长期隔离的结果使我的性格变得孤僻、烦闷，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别人忙着升官，我忙着生病”，是我对朋友说的自嘲的话。什么事业，什么前程，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再有才能，身体不行了还能干什么？简直是废人一个！长期生病对家庭是个负担，对单位是个包袱，对社会是个累赘，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想活的念头都有了。
我的医疗条件很好：医药费全部报销，住院住国内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看病找知名的肝病专家，花了数万元钱，怎么还越治越重呢？我不甘心这样，人生的黄金时段不能这样过。我要与病魔抗争！求生的本能让我四处寻找良医偏方，许多医学书籍找来研究，我成了业余的“肝病专家”。不怎么相信气功，为了治病还去练气功，先后练过四种功法。
1996年10月4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日子。炼法轮功不久，就全身轻松，胃口大开，睡眠改善，精力充沛。原来上楼气喘，现在上高楼也面不改色气不喘。原来到阳台透透气回来鼻子不通气了，现在骑电车外出寒冬腊月也不用戴帽子。这是真正的病好了，而且没花一分钱的学功费。
自1997年以来至今再没吃过一片药，没去看过一次病，为单位省了大笔医药费。世界上有几人能做到连续17年没吃过一片药，没看过一次医生？不仅肝病好了，其它毛病如神经衰弱、膝关节炎、消化不良、慢性咽炎也不知不觉的好了。我原来戴二百度的老花镜，现在不戴花镜也能看清小字了。世界上又有什么现代医术不花一分钱能治好老花眼？原来的同事看到我说：“嗬！满面红光，精神不错！”妻子感慨的说：“我以为我这辈子要守寡呢，没想到你活过来了！”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发动了对修炼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一个政党利用整部的国家机器，只是为了强迫一群善良的民众背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是极其荒唐的。法轮功救了我一命，现在不让炼，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对我抄家、绑架、拘留。在拘留所里对我宣布处分决定：开除党籍、军籍；职务降至最低一级正排；复员，遣返原籍。
四、儿子高考符合上军校的条件，因遭受株连，被取消上军校的资格
我在军校工作，军校有一个内部规定：凡是本校干部职工的子女，只要符合本校的录取条件，不受招生名额的限制，都可以录取上本校。且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我儿子高考考分、体检等都符合上本校的条件。主管招生的政治部负责人，以我炼法轮功为由，不予录取。多次向他讲明情况也不行。后来搞的整体录取基本结束了，儿子还没被任何学校录取。最后被补录到了一所地方院校，搞的当年差一点没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