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要攻取虢国，得从虞国路过。而虞国与虢国休戚与共，唇亡齿寒。晋献公攻打虢国，担心虞国救援；攻打虞国，又担心虢国救援。与荀息商议，荀息说：“虞公生性贪婪，爱好宝物，您可以送名马宝玉给虞公，向虞公借路攻打虢国。”

献公担心虞国大夫宫之奇会劝阻虞公。荀息说：“宫之奇是虞公从小养大的，内心明达，但个性柔弱，不能强谏；而且，宝物珍玩就在眼前，祸患则远在虢国灭亡之后，虞公目光短浅，亡国的危机虞公看不到，必不听宫之奇劝谏。”

果然，晋国使者一到虞国，宫之奇就劝谏虞公说：“虢国与虞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晋国今天灭了虢国，明天虞国也会跟着灭亡。”

虞公不听，答应借路给晋国。晋国过去灭了虢国，回来从虞国路过，顺便就灭了虞国，虞公只好带着名马宝玉投降了晋国。

智伯想攻取仇由国，但苦于仇由国道路难行，于是就铸造了一口大钟，告诉仇由国君说要送给他。仇由国君非常高兴，准备修路来接纳它。大臣赤章曼枝劝道：“不行！送钟，是小国侍奉大国的办法，现在大国送钟给小国，他的军队肯定会随着钟前来攻打我们，不可以接纳！”仇由国君不听，率领国人修筑道路以接大钟。结果智伯送钟在前，军队随后，七个月后，仇由就亡国了。

虞国与仇由国的灭亡，皆在于其国君见利忘义，而把本应持守的道义抛在脑后，甚至把本国的安危置之度外，结果不仅没得到利，连自己立身的国家也一并丧失了。

所以古代圣贤一再告诫人君：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对我国有什么利吗？”孟子回答说：“君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君王说对我国有什么利，大夫说对我家有什么利，百姓说对我本人有什么利，上下交相逐利，国家就危险了。万乘之国，弑君篡权者，必然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君篡权者，必然是百乘之家。……如果他们都不顾仁义而只求利，不把君王的财产权力夺走是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亲人，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的。因此，君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呢？”

家国一理。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要在以义为利，切忌以利为利。以利为利，看似有利，然利在眼前，祸在久远；以义为利，看似无利，而利在久远，在千秋万代。历代明君圣主励精图治，都重在用仁义道德来教化百姓。百姓们都自觉的行仁义讲礼让了，君子就可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国君就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了。

而今，中国大陆的执政者，把古圣贤“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告诫抛在九天云外不说，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彻底背仁弃义，带头追利逐利。结果上行下效，成千上万的各级地方官员竞相贪财图利，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学生、民众反贪污、反腐败，公然枪炮待之，坦克压之。为了鼓励民众弃义图利，举报奥运期间向外国记者透露被迫害实情的异议人士、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等，悬赏竟高达五十万元，妄图把善良的民众拖向罪恶的深渊。更有甚者，中共邪党还不惜重金收买各国政要、财团等为自己的罪恶保驾护航，欧卫事件就是其典型的一例，公然把这种违天背道的恶行输出到国际社会，拉国际社会为自己垫背。

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