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周围侍从的大臣说：“作为国君，必须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世界上从来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折，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事情。我常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是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如果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贪求的多了，所损伤的也就大了。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了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一旦产生，叛逆的事也就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

谏议大夫魏征听了唐太宗的话，应道：“古代圣德贤明的君王，都是能够从切身情况出发，推己及物，所以能广泛的体察民情，治理好国家。当初楚国礼聘贤士詹何，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要义，詹何却以修身的方法应对。楚王又问他到底该如何治国时，詹何答道：‘没有听说君王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会动荡混乱的。’现在陛下的看法，同古人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魏征回答说：“君王之所以明达，是因为能兼听多方面的意见，把握多方面的情况；之所以昏聩，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上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先人留下一句教导：征求意见可不能把樵夫忘掉）当初尧舜治理国家时，打开四方之门接纳各方贤士，开通四方视听来了解天下事情，所以能够做到圣明的眼光无所不察，因此邪恶的共工和误事的鲧之类的就不能蒙蔽视听；那些言语中听但行为不轨的人也无法混淆是非了。当初秦二世将自己隐在深宫中，摒弃隔离所有自己不亲近的人而只相信赵高。等到天下叛乱，他还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梁朝武帝偏信朱异，结果侯景发动叛乱，打到京城，武帝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当各地兴兵举事者攻破城池，他同样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作为人君，一定要兼听，要容纳臣子的不同意见，这样，亲贵宠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蒙蔽君王，而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唐太宗十分赞赏魏征的这番言论。

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动乱、时局昏暗的时期，群雄并起，竞相争夺。你只有攻破了他他才会投降，歼灭了他他才会服输。所以草创更难。”魏征则认为守成更难，因为“帝王兴起的时期，必定相承于衰败的世道。推翻黑暗的统治，一定会得到百姓真心的拥戴，四海之内的支持。有上天的使命又有百姓的拥护，草创并不是最难的。然而，等到取得天下，就会志得意满而骄横纵逸起来，百姓希望有喘息机会修养生息，但徭役不断；百姓生计无着而君王对奢侈淫逸的追求却不会收敛。国家的衰败，就将从此开始。所以说，守成实在是不容易。”唐太宗说：“房玄龄早年跟从我安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知道草创的艰难。魏征跟我治理天下，担心出现骄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现在草创之难既然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之处，我将与各位大臣谨慎行事。”

贞观十一年，魏征两次上书唐太宗，谈到了做君王的如何守成，一定要居安思危。 在谏书中，魏征提出君王应该做到的“十思”，即：见到可以占有的东西时就想想该用“知足”来告诫自己；准备有所兴建时就想想该用“知止”来安宁百姓；知道居高则危就想想应该保持谦和冲淡来自我约束；担心过满则溢就想想大江大海的接纳百川；乐于游猎就想想事不过三的明确限度；害怕松懈怠惰就想想慎于始而敬于终；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想应该虚心听取臣下的建议；考虑到奸谗邪恶就想想端正自身来排除邪恶；恩泽所加就想想不能因个人所爱而任意乱赏；刑罚所及就想想不能因私人所恨而滥施惩罚。魏征认为，如果君王可以做到这十个方面，发扬《尚书》中的九种德行，任用有能力的人，实行正确的意见，那么，“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君臣将相安无事，就可以使天下达到至治的化境了。

唐太宗看了魏征的两次上书后，亲笔写了回信。在信中，唐太宗十分感谢魏征的指正，并说：“将这两封上书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当作警示。肯定可以期望收效于我的晚年。我不会让‘大臣们真好啊，一切政事都办的有条有理’的颂歌，只传唱于尧舜时代；我不会让‘君臣投合，如鱼得水’的赞誉，不能再现当今。”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再次问大臣们：“守天下到底是难还是易呢？”侍中魏征回答道：“太难了。”太宗说：“任用贤能，接受谏诤，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征说：“我看自古帝王，在忧危之中时，就能任贤受谏。等到安乐时，一定心怀懈怠，必定使进言的人惶恐惧怕。这样一天天下去，以至于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是为了这一点。安定时能畏惧危亡，岂不是很难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