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的责任便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不是什么人权、特权。但自共党窃政后，中国人从未有过真正的好日子。

50年代末期搞大跃进，官方报导，“我国中稻高产，再创世界纪录。”声称“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一位长辈告诉笔者，他亲历其境的看到，当时广西竟敢谎报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一亩田一般产稻米约五百斤。）可是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记载，世界上最惨重的大饥荒发生在1959至1961年的中国，约有四千万人死亡。

“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xx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xx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九评之三》）

“超英赶美”，恐怕在中共有生之年一定不可能“如愿”了。在大陆一与笔者同辈的人，大多在小学中学都没有机会好好读过书。小学没有国文、没有古代圣贤故事或德育，中学没有中西历史和地理。60年代，广州邻居孩子连世界地图都没看过，连英国美国在何方或许也不知道呢。

50、60年代至70年代初，香港市民生活一般不太富裕，但与大陆各地相比，生活算得上是不错的了。所以回乡，由现金到花生油，由牙膏到布匹，由饼干到衣裤鞋袜，无一不受欢迎。说的是回“乡”，包括大陆的大城市在内。当时薪金低，父亲在广州当教师，每月只有人民币60多元。隔壁的阿姨当工厂工人则有80元，工人的福利也较多。虽然薪金低，但因物质太匮乏，可说是“有钱没东西可买”。讽刺的是，文革后，80年代至今，对一般收入的人来说，则是“有东西没钱买”。

广州是广东的省会。赤化前，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乡镇素称鱼米之乡，物产丰盛，不愁吃不愁穿。

1949年，建政3个月，xx党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九评之三》〕

农产品“统购统销”后，想吃鸡么，要骑自行车到“三元里”黑市市场买。不过还是要小心点，给本单位的积极份子或者党员看见以后就要挨批，资产阶级思想贪图享受！

笔者小时，每逢学校放长假期，都是在广州度过的。第一次去大陆是1964年的暑假。每天陪祖母上市场，依照国家配给买菜，要花好几小时排队轮候呢。带着天天拿在手里弄得又皱又脏的“粮簿”盖章买煤、买米买油。凭配给买肉买鱼，一家人的配给并合起来才足够每月买一块淡水鱼来吃，因一尾鱼是分切若干份来卖的。买什么都要排队，几乎每次都见到争吵，不是为了某些人插队，便是为了轮到自己时食物已售罄而鼓噪等。只有买蔬菜不用排队，但还是要早去点，迟去一点什么也没有了。

当时在广州生活的二姐对笔者说，邻家孩子都忙于养鸡，希望籍此改善一下伙食，每天忙个不停。她宁可多读一会儿书。她说的书，是以前漏网没有被“抄”去的几本书。家里一个画有极粗糙“山水画”的热水瓶在“破四旧”时，也当作“四旧”除去了。

有一个奇怪现象，尽管生活艰难，物质匮乏，但抽烟的人不愁没烟买。记得当时常见的是“大前门”，有话说“一支大前门，可以走后门”，用香烟来做日常生活交易的贿赂品。今年笔者读到《九评之七》其中一句：“‘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初时深感不解。炼功强身是好事，为什么当敌人来打？回想起中共一直鼓励全国抽烟，也就不难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了。笔者认为中共鼓励抽烟是十分恶毒的。在不少纪录片中，看到毛泽东烟不离手；邓小平也是。国家在中共管辖下，有无数禁忌，只有抽烟是在哪个时期哪个地区都从没有被禁过。目前，中国的抽烟人口或抽烟人口密度都是全世界之最。

大饥荒时期，有位大学老师抽惯了烟，工资低，又要寄钱回农村养父母妻子儿女，工资用完还没到月底，没钱买烟，烟瘾发了，怎么办？在校园内捡来干树叶揉碎，用写过教案的文具纸卷着，一边备课一边抽。

80年代，生活好像好了点，不愁吃的，只见姑母姑父，手头更拮据，因为以前的“福利”没有了。孩子上高等教育考不到政府学校，便要付学费。成年人都经历过前二三十年的贫乏生活，加上政治精神压力，弄得一身病，面容比香港的同龄人显得格外苍老。

表弟妹在60年代后期出生，当时是“两孩”政策，第三个便是“黑户”了，“粮簿”内的配给没有这第三个孩子的份儿，给一家生活带来更多困难。

“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九评之三》〕

乡间来的亲戚，被城市亲戚视为“次人一等”，是“乡巴佬”。尽管他们也带来土产手信，但城里亲戚不大愿意接待他们，或许怕他们会要求什么城里的“好处”吧。因为，尽管城市生活贫乏，但“福利”有保障，不用过乡巴佬的不是人过的生活。亲戚给“城乡差距”恶制弄成这地步，笔者小时看到这情景，当时真替乡下人难堪难过。

直至目前，九亿农民尚在水深火热中，国外人如何帮忙也是杯水车薪。“耕者有其田”，大家已知是谎言，也没有人梦想了。可是近年来，大陆农民连生存也成问题，好像连百年前俄国沙皇统治时期最可怜的“农奴”还比不上。今年初夏，有天听中央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几位女主持人讨论中国农民：农民为什么都想来城市呀？农民都不种田，那我们吃什么呀？人家外国人都喜欢乡间，不少人还到乡间当农夫呢！笔者再听不下去了。外国的农夫是职业，工作辛劳但有相应的回报，中国的农民是“阶级”，在早期的中共谎言中，全国都要向“工农”学习，后来却成了没有福利，甚至没有生存权的二等公民。香港人看到的一些“富裕农民”，或者是有“南风窗”农户，可不是农村中占大多数的赤贫户啊！

以下节录自《九评之九》：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人以为近年农民生活改善了，尤其是广东。许多香港人，都听闻当地政府将土地归还给人们，或用“高价”向人民买地，这些人都生活无忧，香港的亲戚还羡慕不已呢。其实全国大面积的情况是这样的：

“直到改革的年代……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 1，扩大到 3.1比1。”〔《九评之三》〕

话说笔者小时频频返大陆，事有因由。

“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九评之二》〕

“中共建党人……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九评之二》〕

父亲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出一分力。

他自己的父亲是被斗，抄家，后来病死的。镇上的无赖流氓将祖父做小生意的秤的秤铊挖空，填入干草，诬蔑祖父卖货物时骗斤两欺诈，全部资产田地都给充公了。中共窃政时，大陆与香港往还，人们还是自由出入境的。母亲几代居香港，父亲与她在港相识，大可以留港生活。他选择了“回国”教书。自己和上一代被中共搞得家破人亡，可还是被当时中共的甜言蜜语骗了。他可能认为斗人的，与号召“建设新中国”的，不是同一伙人，还是自己祖国好，香港被外族管治，不是自己可以有所贡献的地方吧。

一名读书人，就这样在大陆度过一生黄金岁月。白天在学校没有亦步亦趋紧跟“红太阳”，既不是双重人格的墙头草，也不是清高自远的隐士。没有被学生拉出来斗，也不象隔壁的叔叔，在“大鸣放”时说了一句“不合听”的话，被“下放”农村几十年，一年见妻子儿女一次。每晚饭后，祖母也等不到洗碗了，径自去睡了，因每朝要早起做家务和张罗买菜。父亲与亲戚好友把酒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笔者小时不大听得懂，好像不是什么惊人的言论。天台可以看到星空，也算是活出一片天吧。那60、70年代，一般人还是私底下对读书人毕恭毕敬的，喝酒吃饭一定有陪客，洗菜做饭拉电灯上天台，也一定有人代劳……

笔者童年和少年时就在穗度过了不少寒暑假期以及中西节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