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珍事:王母教子:不畏权贵!(三篇)

慧淳

【正见网2018年03月09日】

一、王义方之母教子:不畏权贵!

王义方(615—669),唐代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县)人,他自幼丧父,侍奉母亲,非常恭敬。他饱读诗书,通晓四书五经,是个饱学之士。王义方一生官位不高,最高只任御史台侍御史,属六、七品的监察官,但他却名登国史,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他的传记,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王义方的记载。
    
当时的宰相,是名臣魏徵,魏徵很欣赏王义方的才华,也很看重他的为人,魏徵的妻子有个侄女,已到出嫁年龄,尚未婚配,魏徵便想将妻侄女,嫁给王义方,于是便托人带话给王义方。按理说,王义方的官职-不大,正需要在朝廷里找个靠山往上爬,而魏徵是当朝宰相,位高权重,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可是,让人不解的是,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王义方却不为所动,他很坚决地谢绝了这门亲事。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过了不久,魏徵染病去世,而王义方又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举动,他亲自托人上门,表示愿意娶魏徵的妻侄女为妻。女方当然愿意,于是,两个人结为连理。
    
魏徵在世时,健拒绝婚事;魏徵去世了,却主动上门求娶,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就问王义方为什么,要这样做?王义方说:“我之前拒婚,是因为魏徵正处在高位,我不想趋附权贵。如今魏公去世了,我要实现他生前的愿望,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事情传开,人们都纷纷赞扬王义方的正直为人。
    
而后,由于友人的事,王义方受到牵连,被贬为吉安丞,后又历任洹水、云阳二县丞。656年,升为侍御史,时间不长,因为弹劾宰相李义府的罪行而被贬斥。晚年,定居昌乐(今河北省南乐),聚徒讲学。
    
王义方任侍御史时,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侍御史就是专门负责视察工作的官员。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王义方升任侍御吏,当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掌朝政。李义府(614—666)是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当时正任右丞相,主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之事,手中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任职期间,他依仗武则天的权势,卖官鬻爵,中伤善良,欺压凌辱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此人表面是待人温柔和蔼,同人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暗地里却是进行陷害中伤,为人阴险毒辣。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笑中刀”。又因为李义府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害人时常不动声色,很不容易为人觉察,所以,人们又称他“人猫”。
    
上下官员虽然都很痛恨他,但无奈他身居要职,权力极大,一般人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
    
李义府凭借自己的权势,要强行霸占良家妇女淳于氏,淳于氏不从,在李义府的威逼下,上吊自杀。虽然许多人早已知道此事,但没有人敢告发。
    
这桩人命案,被王义方发现,他想向皇帝告发,这也是他的职责。可是,一想到是当朝大臣李义府所为,而李义府有权有势,凶狠残暴,他担心会因此而招惹灾祸。王义方心里矛盾重重,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回到京城以后,王义方一直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母亲发现儿子的情绪不大对头,就询问道:“儿子,你怎么整天沉默寡言、若有所思的样子,是不是此次外出视察,发现了什么难以处理的案件?”
    
这真是“知儿莫如母”。王义方觉得母亲是一个深明义理的母亲,母亲既然问到头上,就不能再向母亲隐瞒。他告诉母亲:“母亲大人,儿这次到外地视察,发现当朝大臣李义府,依仗权势欺人,将一良家妇女,活活逼迫致死!我作为侍御史,看到奸臣迫害无辜,而不告发,是不忠于职守;如果告发此事,李义府身居高位,谁都知道他心狠手辣,我很可能因此要遭到他的报复、陷害,让母亲受牵连,这是对母亲的不孝。二者必居其一。我想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请母亲大人帮我拿个主意,您看如何是好?”
    
母亲听了儿子的述说,对李义府的残暴行径,非常气愤。她大义凛然地说:“儿子,过去王陵的母亲,能舍身教子,坚持正义的事业;你能忠于职守,勇敢地同当道奸臣斗争,为民伸张正义,即便是我为之而丧生,也会死而无怨!你绝不要顾虑重重,不能姑息养奸!”
    
母亲的态度,使王义方解除了思想顾虑,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在母亲正义感的鼓舞下,他大胆地向皇帝揭发了李义府的罪行。
    
然而,昏庸的唐高宗,过于轻信奸臣李义府,为其花言巧语所蒙骗,不相信当朝丞相,会做出这样的事。不但没有惩治奸臣李义府,反而说是王义方攻击诬陷当朝丞相,下令将王义方贬黜为莱州司户参军。
    
王义方的母亲,虽有思想准备,但得知此事后,仍然义愤填膺。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是无处伸张正义的。即便如此,王义方的母亲,始终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表现出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信念。

二、泷冈溪畔的贤母——欧阳修之母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欧阳修支持范仲淹,主张改良政治,革除时弊,结果触犯政敌,被诬贬谪。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遗世。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在艰难的成长环境中,苦学成才的典型文人,他的成长,与他的母亲郑氏,密不可分。
    
欧阳修四岁时,其父欧阳观,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去世,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母亲带他投靠叔父欧阳晔。因其父为人敦厚,为官清廉,死后家中一贫如洗,买不起纸笔,母亲只好以芦荻作笔,以沙滩作纸,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也非常听话,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画地进行写字练习,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史书所传的“郑夫人画荻教子”。郑氏的这种教导,使欧阳修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母亲的熏陶下,欧阳修的文学才华,很快显露出来,十几岁时,不但能把周朴、郑谷的诗集,流利地背出,而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写诗作赋的技巧。母亲不断地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诉他为人为官,不要随声附和、随波逐流。
    
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外出借书看,他家里附近有一个李姓藏书家,家中遍藏典籍。欧阳修不断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部六卷本韩愈的文集,经主人允许,便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如获至宝,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阅读。他高兴地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

当时欧阳修的年纪还小,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内容,还吃不透。然而他却为韩愈散文独特的风格所感动。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来,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只讲文法、华而不实的文章毫无用处,实在是误人子弟。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那种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长必须具备的条件。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民爱戴。欧阳修长大做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  “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  “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总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虽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为人处世的准则,来督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朝中权贵。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促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在欧阳修人生极为低落的时候,再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渐渐从被贬的落魄心情中,调整过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之情,最终官复原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奋斗历程。
    
欧阳修为官清正,但也不忘孝敬为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皇祐五年(1 053年),欧阳修的母亲,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将母亲遗体,运送故乡安葬。母亲慈祥的面容,劳碌奔波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眼前,母亲的谆谆教导,激励他成就了一生的功业。

三、侯氏:教出两位宋学泰斗的传奇母亲

每一位母亲,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位传奇母亲的背后,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本文向大家介绍一位善于教育子女的母亲,不是“三迁”的孟母,亦非“刺字”的岳母,而是培育出两位宋学泰斗——程颢和程颐的母亲侯氏。可以这么说,二程之所以能成为开创北宋理学的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天赋异禀和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上,记载了一个关于孔融的典故。孔融十岁时,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是俊才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入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曰:  “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亦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 后至,得闻此事,便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意。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 “想君小时,乃当了了。”这个典故也被侯氏用于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小时候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博闻强识,聪明绝顶,也常因别人叫他们“神童”而骄傲,母亲侯氏,就经常告诫他们, “神童”如果滋生自得与懈怠的心理,是最终难成大事的,最终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要想将来有大出息,就得苦读不辍,养成好读书、勤读书的习惯。
    
侯氏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早教专家,她在激发、督促孩子读书方面,除了耳提面命、严加督促外,还特别注意教育方法。纵观历代贤母,能做到这一点的屈指可数。如她在两个孩子用的书本上,亲笔写上“我爱惜勤读书儿”之类的话语,就是用母爱激励两个儿子读书,谁爱读书、勤读书、读得好,妈妈就爱谁、疼谁。

这一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程颢和程颐之间,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疼爱,争先恐后地刻苦攻读,程颢手不释卷,程颐经常苦读到夜深人静,两人形成了积极的竞学之风。
    
侯氏在程颢的书本上写“殿前及第程延寿”的字样(鼓励他入仕当官),而在程颐的书本上则写了“处士”两字(鼓励他做有才德的士人),这种不同的教子方式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何要这么写?为何作为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未来进行如此截然不同的激励?细想一下,其实不难理解,所谓“知子莫如母”,侯氏认为程颐的秉性与程颢不同,他为人傲岸耿介,不适合做官,更适合做一个教书育人、专心治学的学者。通过志向激励,帮助孩子完成各自的志向设定,为孩子读书,设置可预见的目标。
    
结果果然如侯氏所料,程颢长大后,积极入世,努力应举,并顺利中了进士;而程颐呢,则对科甲功名不感兴趣,而对办学、搞教育,特别积极。对此,程颐曾经自嘲“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显然,  “不才”只是他不赶独木桥的借口和自谦之词而已,其实他目穷千卷,才压万人,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才子。对于兄弟二人,截然相反的命运,程颐不无感慨地说:“方知夫人知之于童稚中矣。”
    
仁宗皇祜四年(1052年),四十八岁的侯氏,病逝于江宁(今南京),因父亲侯道济、丈夫程垧,均在朝为官,且学问人品及官声都很不错,朝廷按旧例追封侯氏为寿安县君。这个时候,程颢二十一岁,程颐二十岁,兄弟俩尚在南安军(今江西省大余县),跟着周敦颐求学,虽然才名俱已在外,而且程颐十八岁时,还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曾引起朝野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但毕竟两兄弟,均人微言轻,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彰显出母亲的“教子有方”,而使母亲获得更显贵的朝廷册封。
    
五年后的仁宗 嘉佑二年(105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二十六岁的程颢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官鄠县(今陕西户县)主簿;而二十五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今开封)授徒讲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致“斯文大兴”。程家两兄弟,一时间名声大噪于京师,再加上父亲程垧又从江西兴国县令荣升龚州(今属广西)知州,一门三杰,声名震动朝野。
    
仁宗皇帝对二程的才名,早有耳闻,于是详细询问身边大臣,打听二人的成长环境与受教育经历,得知皆程母侯氏教育之功,不禁心生钦佩,遂再次下旨,追封侯氏为上谷郡君,予以褒奖。
    
一位普通母亲,教出两位名留青史的宋学泰斗,堪称不朽之传奇。二程成名之后,亦不忘母亲的教育固基之德,曾专程由洛阳来到母亲的出生之地——太原盂县去讲学,今盂县肖家汇乡兴道村的“程子岩”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均据《渊鉴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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