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的一线记者

紫燕


【正见网2015年12月23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她,那是在维也纳的一次法轮功反迫害聚会上,“全球声援起诉江泽民”。她在我的镜头里,夜幕中的烛光,映照着她平静姣好的脸庞。我知道她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随后的交流中,得知她刚刚向国内递交了“诉江”(起诉江泽民)资料。职业的敏感一下让我对她产生了兴趣。言谈中她总是流露出乐乐一笑,平静、自如,我心里有疑,是什么力量能让她以大勇气站出“诉江”?她的背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为此,我约了她,田秀露,一位俄语翻译。交谈中,我惊异地发现,那些被国际媒体广泛利用的法轮功真相镜头原是她拍摄的!

大法洪传初期的见证人

田秀露,她的名字和她本人一样清秀湛露,42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多。她是长春人。

1995年初,她与大法结缘。那时正逢法轮大法洪传的初期,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民间被誉为“神话”。那年她22岁,正是风华正茂,却体弱多病,机缘巧合,她走进了法轮功。随后,传说中的法轮功神话在她身上显了神迹,原本患有严重神经衰弱,还有心悸等等病症的她,在修炼后短短的时间内各种病状不治而愈。她从此告别了“药篓子”,生命更新了。

“我的身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身体上,精神上……到现在,我在大法中20多年了,就再没有吃过一片药。”她说。

祛病健身,结缘大法,这大概是多数法轮功学员修炼入门的途径,她也不例外。长春,大法的故乡、发源地,有缘在那里修炼的人倍感欣慰。大法声誉万家,祥和的修炼环境,媒体的正面宣传报道,法轮功修炼人崭新的生活状态和动人事迹感染了社会,“真善忍”人人称颂,她和大家一样在修炼中无比幸福。那时不完全统计,全国就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功。

然而,大法盛传也并非风平浪静。随着修炼人数逐日剧增,让无神论的中共政党感到了恐惧,法轮功受到监控。那时法轮功正从港澳传向欧、美、澳、亚四大洲迅速扩展,全国大小城市更是随处可见法轮功炼功点。而国外的西人弟子已经开始把长春当成了娘家,“探亲”兴起,法轮功行列里的那些外国面孔尤为引人注目。为了让政府很好的了解法轮功,从瑞典来的西人学员还和警察面对面,他们以切身体会讲述法轮功真相。

“那时到长春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来‘取经’的,国内国外的都有,长春地区学法的人多,经验也丰富,大家就来一起交流。”她介绍说。

1999年新年过后,形式有些变化,法轮功炼功点被莫名其妙骚扰,各地突发事件频频出现,甚至还出现了警察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那是四月份了,攻击法轮功的事件一步步升级。特别是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杂志上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当地学员去相关机构反映实情。结果警察出来驱散,殴打了学员,还抓捕了40多人。学员们去交涉,也不管用,说到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后来也就促成了‘4.25’上访。”她说。

“4.25”法轮功上访曾引起举世震动,被外界称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但这一事件却被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全盘否定了。同年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下令在全国取缔法轮功。

“一夜之间天都塌下来了,突然间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好像空气里都弥漫着压力,人人紧张,普通老百姓都感觉到又一次政治运动开始了。”

隐痛的中国,那时“6•4”的阴影还在百姓心中沉重着,血腥尚未驱散,恐惧犹在。法轮功将面临什么?江泽民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国家机器全面启动,群众运动全面展开,人人过关,揭批法轮功,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们长春弟子都到吉林省省委上访了,去的人很多。政府就出动大批大批警察排成人墙,武力驱散,还暴力殴打,抓着学员就往警车上送。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特别震惊。”她说。

往日气势宏大的法轮功集体炼功场面不见了,所有炼功点被强行清场,各地站长及主要负责人被抓捕。长春成为“重灾区”。

“我也感到压力巨大。我从吉林省省委上访回来,看到家中悬挂多年的师父法像被爸爸摘下来了,他被吓坏了。我抱着师父的法像哭了。这么好的大法竟然遭受如此恶毒诽谤、污蔑,我是在大法中受益的,我有责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要去北京上访。我心里已经决定,没人可以动摇我。随后我就辞去了工作。”她说。

一, 到北京,成为天安门的一线记者

北京,中国老百姓向往、关注的地方;天安门,代表着神圣、威严与权力,人们敬畏它,也期待它的回声。法轮功学员又一次上访潮开始了。

“我当时去北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会面临‘六四’一样的血腥镇压,我知道这个政党对人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脑子里始终就一念:维护大法,宁可牺牲生命。”

北京,中国政权中心地,环境敏感,个人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人民百姓被绑架,与法轮功学员产生了对立。北京大小旅店严禁法轮功学员入住,旅店的门窗上直接粘贴着“法轮功不准入住!”

“我们租不到旅店,只能到处走,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大法弟子。大家坐下来就一起交流。当时国内形势挺混乱的,有政府特务打入内部传假消息、假经文的,还有很多学员对进京上访认识不同的。我们已经到北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那是维护大法的神圣感,内心的不断升华,那种放下一切的喜悦感都是曾经没有过的……” 

10月的北京,秋夜寒风,大法弟子相聚一起。他们中很多人学识不浅,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切都放下了。租不到房没有关系,吃不到热饭也不觉得是问题,风餐露宿,车站广场、街道旁边、高桥下、苞米地里……郊区的山野荒草遍地,抬头见天星辰无限,身上的被子就是一块塑料布。她回忆着那段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修行者的“云游”…… 

“那时不觉得苦。不过,最惨烈的是抓捕,时时躲避警察。后来,我们就想办法租房子,好让外地来的弟子有个落脚地。”她说。

国庆节前,又到了中国人的政治“敏感期”。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就是“国难日”,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面临着灾难。北京开始了大抓捕,田秀露被捕了。

十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定性法轮功为“邪教”。10月28日,法轮功学员成功举办了“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次发布会在国际社会立即引起轰动,国际媒体称之为“给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记响亮的耳光。”法轮功真相迅速曝光。

“发布会后,来京上访人就更多了。大家明明知道,等待就是抓捕,可大法弟子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本来也想着,大家能一起站出来了,这件事情很快就能结束,法轮功问题很快能得到解决,但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她说。

田秀露被遣送回长春,拘留15天。出来后,她和当地学员依旧顶着压力在户外炼功、集体学法。有一天,她在学法中看到了“相生相克”的法理,她被触动了。

“正因为有了相生相克的理存在,人们想做成什么事才会有困难,通过坚苦的努力,克服了困难,从而做成了要做的事,你才觉的得之不易,你才会珍惜所得到的,人才会觉的幸福。否则没有相生相克的理,什么事一做就成,你会觉的活的无聊,没有幸福感,没有胜利后的喜悦。” (《佛性与魔性》)

“我的脑子里突然打入的是:证实大法这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当时正盘腿坐在那里,猛地一下我就站了起来。”她说。

她被震惊了。当悟到证实大法这件事情要持续很长时间,或者十几年,她不能不做长远打算了。此时,积蓄都用完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是否应该找份工作呢?正在这时,她的一个大学师姐从北京打来电话,邀请她去北京找工作。机缘来了,她再次来到北京,顺利地得到了一份薪水很高的翻译工作。

“那是2000年初,到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特别多,国内的、国外的都有。大法弟子做的最直接的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去打横幅,让人们知道‘大法好’。我们住在北京的弟子就是印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发传单,往墙上贴标语,‘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等等,能想出好主意就做了。记得当时,有人想出往大树上挂真相条幅,大家马上就响应,写的写,挂的挂。有人想出安装真相小喇叭,也就立即行动。总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做的特别开心。”她说。

齐心协力维护大法,她在北京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这期间,她遇到了最痛心的事,从此她的修炼之路与其他人走的不一样了。 

“那时外地进京学员要突破层层关卡,层层阻截,警察到处查找法轮功,抓到后就送看守所。看守所里,有的弟子被打伤了,有的弟子绝食后瘦骨如柴,有的被打的生命垂危。看守所怕担负责任,就把重病的学员扔到外面……还有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去打横幅,警察劈天盖地的殴打。我都亲眼看到了,那时我脑海里就出现一念,应该录下这一切,让邪恶曝光!”

也就是在这期间,师父在《理性》中开示弟子:“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

之后,他们经过周密的准备和安排,购买了微型录像机及针孔摄像头,组装了一套秘拍设备,准备拍摄天安门广场的实际情况。那以后,田秀露每天背着录像机奔赴天安门广场。针孔摄像,就是把微型摄像机放在包里,隐藏机身,包上抠出一个小孔,进行秘密拍摄。

我们回放了那段录像片:从细节中可看到很多便衣警察,他们多数佩戴白色手套。广场上每一粒空气似乎都凝聚着紧张,暗藏着杀气。警察、便衣目光凶狠、警惕,仿佛在广场的每一个游人都可能是敌人。当“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和条幅出现的那刻,平静的广场立即变成了战场,正邪较量开始了……

“抓拍非常不易。都是突发事件,说不定在哪里有横幅拉开。广场那么大,说不定距离就很远,经常是,当你看到的那瞬间,一窝便衣警察已经黑乎乎扑上去了。广场到处藏着便衣警察,比游客都多。一见有大法横幅出现,他们就像狼一样‘呼’一下冲上去,朝着学员就暴打,警车马上‘呜呜’就飞来。广场一会儿这边出现横幅,一会儿那边出现横幅,便衣警察就这样一群一群地这边跑啊、那边扑啊……”

此外,田秀露除了拍摄天安门现场外,也拍摄了学员被迫害,被打伤、打死的镜头,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收集举证材料。 

“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之下对法轮功学员都这样大肆抓捕、殴打,那在背地里对我们的迫害更是惨无人寰......”

“我主要在北京拍摄。记得有个20多岁的男学员,关押时被恶警折磨,双脚都被冻坏了,十个脚趾都漆黑漆黑的了。当时他的情况是需要立即截肢,否则就有生命危险,看守所怕担责任,就把他仍到了路边。我去拍摄他,看到他承受了那么大的折磨,可他还是非常乐观,言语中没有一丝一毫对邪恶的惧怕。他对大法充满正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

“还有一个男学员,也是伤势过重被看守所扔到路边的,学员发现后把他抬了回来。我拍摄他,他躺在那里,遍体鳞伤,脸浮肿着,样子像60多岁。没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学员告诉我,他才30多岁……”

随着这些举证录像传到海外,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受中共迫害更加关注。终于,2002年10月,江泽民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被法轮功学员起诉。田秀露的举证录像也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铁证,同时被国际媒体广泛采用。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她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作为一线记者,她没有想到过自己能站在这个位置,那是在特定环境下她的选择。她说:“在那个环境和过程中,对修炼中是一次大飞跃。虽然面对邪恶,却没有一点恐惧,真的感受到了没有怕的滋味,那是一种超然洒脱的安定,是生命溶于法中后的平静与祥和。我真的感受到了。” 

二, 炼狱之苦,铸就金刚

由于法轮功真相录像不断在国际社会曝光,国家公安部对此进行了秘密侦破。2001年4月,田秀露被捕。

她先被关进朝阳区看守所。这里关押了大批上访的大法弟子。刑讯逼供、野蛮灌食、人身侮辱等等酷刑折磨。她亲身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也靠着对大法的坚信,她闯了过来。

之后,她被转送到北京团河男子劳教所。这里更有一套完整的对付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计划。而她没有被转化,用她发自内心的真念让转化的对方感动地落了泪。

再后,她又被秘密转送到“北京法制培训中心”。这里是在中共暴政中孕育而生的产物,它是迫害法轮功弟子的邪恶阵营,形成了一套全封闭式的系统来转化法轮功学员。

“他们找的是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被转化’的人来做我们的转化工作,一个人配了四个管教,八个‘说教’,十二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人,天天轮番说教,刚开始是伪善的,给你放录像啊,读书啊,读那些歪理邪说。后来看这招不行,就换另外一招……”她回忆说。

法培中心大楼内,时常回荡着警察的怒喝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同时也有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正义呼声。24小时轮班洗脑摧残,转化,提审,体罚,殴打,灌食,“熬鹰”,大法弟子在各种酷刑折磨中煎熬,外界全然不知。

“天天提审,天天面临转化,殴打、辱骂、体罚都成了家常便饭。那地方很容易让人精神崩溃,如果没有对大法的坚信,很难闯过……有个女学生叫柳志梅,是北京清华学子,还是在校大学生,就跟我隔一个小号,那女孩儿特别单纯、善良。警察就诱惑她,说转化之后就送她回学校,恢复学业等等。她信以为真,就写了交代材料。结果,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被重判,一判就12年。后来我在网上得知,她在监狱里被注射了毒针,从监狱出来后就精神失常了……”

2001年年底,她又一次被转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也叫“北京七处”。“七处”名声在外,这里是关押全国重大政治犯、经济犯、甚至杀人犯的重案地。当中共把法轮功列为头号大敌时,“七处”首当其冲。那些被“610”锁定、定性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七处受审。田秀露因为牵涉向国际社会上提供法轮功受迫害录像,她也成为重案。

“当时的北京七处还是旧所,昏暗、肮脏,冬天也不给热水。每天晚上管教巡逻,脚步声就在头顶上,彷佛身处人间地狱。”

田秀露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转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服刑。

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又一处人间地狱。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以来的几年中,那里始终非法关押着千人左右的大法弟子。据国外媒体曝光,至今还有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那里,其迫害手段残忍至极,电棍、吊铐、罚站、剥夺睡眠、野蛮灌食、铐铁床,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甚至致死。

“真的是邪恶至极。我们在那里,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最煎熬的就是转化,他们采用人斗人的方式,利用犯人围攻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转化。不转化就群起殴打、人身侮辱,什么酷刑都用,还关小号,上死人床……”

四年的炼狱之苦,她出狱了。恢复身体后她又一次来到北京,继续做翻译工作。正在这时,一个同修来找她,告诉她深圳有一家公司急需俄语翻译,问她能不能过去帮忙?她没有多犹豫,立即答应先去帮忙。就是这次深圳之行,她邂逅了她人生的另一半,也是法轮功学员,一位专业影视制作人……

三, 移居海外,起诉江泽民

“有约在先,今生又重逢。 生命中荣耀,与正法相连。 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这是大法弟子的一首歌。一路走来,相遇、相识,无疑是上苍的安排,他们成家了。

说说她的先生,他原就是专业影视工作人员,在北京工作。早年就参与过大法书籍的设计排版工作。后来也因为不放弃法轮功修炼被非法劳教。走出劳教所后,他依旧受到610骚扰。之后,他南下广州,又到深圳。在这里,他邂逅了田秀露。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信仰,志同道合的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深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2013年,一同移居海外。

2015年,全球起诉江泽民浪潮再次涌起,将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呼声高涨。看到这个大趋势,田秀露心潮涌动,这一天她整整等了16年。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大罪,罪不可赦。大法‘真善忍’具有普世价值,被世界人民接纳、推崇,他却以暴政、独裁来迫害大法。如果一个民族,正的东西都被打压了,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失去道德,失去做人的标准,就是失去未来!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祸首,必须对他绳之于法。”

今年7月17日,田秀露正式对江泽民提出了法律诉讼,并把诉讼文件快件寄到中国最高检察院。

递上“诉江”,她完成了一件大事,她感觉那是她必须要做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大法弟子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诉江也好,呼吁惩治江泽民邪恶集团也好,都是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升华。迫害不停止,反迫害也不会停止,这就是我们的路。”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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