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坦除奸安民，功大无声
南北朝时，刘坦任长沙太守，兼管湘州事务。当时，正逢王僧杰谋反，湘州各郡，群起响应。前任湘州镇军钟玄绍，也暗地预谋做内应，将选择日子起兵。
刘坦探知这个阴谋，却假装不知道，照常处理讼案。到了晚上，故意打开城门，作疑兵之计，使得钟玄绍不敢起兵。第二天早上，钟玄绍问刘坦：“为何晚上大开城门？”刘坦一面把钟玄绍留下，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一面秘密派亲兵，去搜查钟玄绍家中书信。钟玄绍还在座，而士卒已经回来，且得到记载事情本末的文书，刘坦因而拿出来，质问钟玄绍，钟玄绍遂俯首认罪，当即被处死。
刘坦烧掉文书，以安抚钟玄绍的余党。于是，湘州各郡，都得到了安宁。
二、箕子见微知著
纣王刚即位，就命人制造象牙筷子。箕子(纣王的叔父)叹息说：“他用象牙筷子吃饭，一定不会用陶碗盛装食物，将来还会做犀角美玉的杯子。有了美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吃粗陋的食物，穿粗糙的衣服，也不会住在茅草房屋里，就会要求身披锦衣上九重，脚踩高台广室。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向天下四处寻求仍不能满足，对远方珍奇的物品与车马宫室的需索，就从此开始了……我害怕他由此走向灭亡!”
不久，纣王果然建筑鹿台，用美玉建宫室及门户。狗马及珍奇物品，充满宫中。建酒池肉林，并在宫中，设立九个市集。结果，百姓都背叛了他。
三、殷长者用行为回话
周武王进入殷商以后，听说殷商有一位长者，便前去见他，向他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殷商的长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原因，就请中午再来。”
等到中午时分，长者却没有来，武王觉得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个人是君子，不肯批评自己君王的过失。像他这样约定而不到，说话不讲诚信，就是殷商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告诉大王了。”
殷商王朝的君主，欺骗百姓，就是它灭亡的原因！
四、姜太公与伯禽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回来报告政情。周公问：“怎么这么快呀?”
姜太公说：“我简化了他们君臣上下之礼仪。又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所以政治局面，很快得到安定。”
伯禽(周公之子)受封于鲁，三年后，才回来报告政情。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呀?”
伯禽说：“我改变了他们的风俗，革新了他们的礼节，使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丧服。”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的鲁国，必将臣服于齐国啊。（鲁国）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只有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才会归顺他。”
五、何曾知两代人的吉凶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经常陪侍晋武帝饮宴。
有一天，何曾回家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理当流传久远。但是，我每次陪侍他饮宴，从未听他谈过经略国家的远大计划，只讲些日常琐事。恐怕他的子孙会很危险。事业止于本身而停滞，子孙堪忧！你们（儿子辈）还可以得以善终。” 何曾又指着孙子们说：“你们（孙子辈）必定有灾祸临身!”
后来，何绥（何曾的孙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何嵩哭着说：“我的祖父（何曾），实在是非常圣明啊!” 何嵩、何绥，都是何邵之子、何曾之孙。
六、管仲的远见
管仲生病，齐桓公去看望他，问道：“仲父（管仲）生病了，关于治国之道，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
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
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儿子烹煮来给寡人吃，只为了寡人能够吃到人肉的美味。还有什么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以求得亲近于寡人，还有什么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狠得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卜知生死，为寡人除病，还有什么可疑吗?”
管仲说：“生死是天命，生病是疏忽。大王不笃信天命，固守本分，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胡作非为，造言惑众。”
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敢回去奔丧，还有什么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得下心不奔父丧，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齐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全部赶走。但是，桓公从此食不知味，宫室不整理，旧病又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经过三年，桓公说：“仲父（管仲）的看法，是不是错了?” 于是又把那四个人，都召回宫里。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出宫宣布说：“桓公将于某日去世。”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饮水食物，都得不到。卫公子启方，以四十个社(二十五户为一社，即一千户)的名籍，归降卫国。
齐桓公听说这四人作乱，感慨地流着泪说：“唉!圣人的见识，真的是很远大呀！”
【冯梦龙评曰】
从前，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吴起为了取得鲁国将领的地位，去攻击齐国，就杀死了妻子，可是鲁国人都说他的坏话。乐羊讨伐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乐羊的儿子烹煮送来给乐羊，乐羊当着使者的面，吃了一碗，表示不在乎。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居心。能做出不近人情之事的人，其心不可测。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指挥（官职名）马良，非常宠爱妻子。妻子去世，英宗常常安慰他。随后马良有数日未曾出现，英宗问及，左右的人说他刚娶妻。英宗很生气地说：“这家伙对夫妻的感情都看得这么淡薄，还能忠心侍候我吗?” 于是对马良，处以杖刑，并疏远他。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傅广，阉割自己，请求效命宫中。宣宗说：“此人官位已到三品，还想要做什么?居然自甘卑贱，以求权势!交付法司问罪!”唉!这也是圣人的远见!
七、种氏子弟“除暴安良”
宋代时，忻州、代州的种氏子弟们，都有大志，想练出一身武艺，为民仗义，除暴安良。每逢聚集练武时，多以能用奇谋取胜为能事。
有一天晚上，青年们走到月庄（地名），停了下来。有位庄户的农民，迎上前来，对他们说：“这几个晚上，常有一只老虎，到麦场软软的麦杆堆上，翻来滚去地玩得很快活，很久才离去。你们最好这几天别去麦场，以免遇上老虎，枉送了性命。”
那几个青年听了，有人就表示谢意，回头就要避去。有的建议：干脆一箭，将老虎射死算了。而一名种氏子弟，在后边笑着说：“我根本不需要用箭，只要用木胶即可。就好像用木胶粘飞鸟那样容易。”
众人都责怪他说大话，这位种氏子弟说：“请各位凑一百文钱，准备酒席请客。如果我没能办到自己所说的事，酒钱全由我一个人出。”众人一口答应。
第二天早晨，种氏子弟邀集庄户，共同炼制出一斗多的木胶，然后涂在麦场堆放的麦杆上，并绑上一只羊，作为诱饵。而众人，则在四周埋伏，观看。当晚，月光穿过林间时，老虎果然来了，它先发现那只被绑住的羊，立即向有羊的地方走过去，想大嚼饱餐一顿。
那只老虎刚走到麦场上，却被麦杆上的木胶粘住，它想摆脱麦杆，伸个懒腰，打个滚，没想到几滚之后，粘得更多，无法动弹。老虎性情刚烈，被麦杆粘住，难以忍受。于是伏在地上大声吼叫，又腾跃而起，跳了几乎有一丈高。它不断地挣脱，腾跃……一会儿，那老虎就僵直不动了。过了很长时间，众人一起呼喊着，跑上前去，发觉老虎已经死了。那个羊，早已吓得昏沉倒地。被救起后，牵抱而去。
大家对那位种氏子弟的计谋和胜利，敬佩欢呼，赞扬他果真是个能够“除暴安良”的好青年！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全书》）
人与神的最大区别就是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人执着于名利，而神恰恰是看淡名利。贺知章曾寻访高人，得到高人指点，据说最后得道成仙了。
一、贺知章寻访高人
贺知章，在西京宣平坊有住宅。他家对门有一个小板门，经常看见有一个老人骑着驴在那儿出入。过了五、六年，再看那老人的脸色衣服象原来一样，没有变化。询问巷中的邻里，都说是西市卖穿钱绳索的王老，没有别的职业。经观察，看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贺知章经常在空闲日子到王老那里去，老人迎接很恭敬谨慎。他只有一个使唤童子。贺知章就问他的职业，老人很随便地回答。由于和他往来增多，逐渐地更加尊敬，言论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言谈中说了他善于修道炼丹之术。贺知章平素尊信道教，所以愿意拜老人为师。
二、看淡明珠 老人点化贺知章看淡钱财
后来贺知章和夫人拿一颗明珠，自己说是在家乡的时候得到的，珍藏了多年，特地敬献给老人，请求老人给讲授道法。老人接过之后就把明珠交给童子，让他买饼来，童子用明珠换来三十多个烧饼，并请贺知章吃。贺知章自己心想，宝珠是特意送给老人的，可老人却如此轻用。心里很不愉快。
三、老人点化 劝贺知章辞官还乡
老人已经察觉说：“道术可以心得，哪里是在于力争呢？悭惜之心不停止，道术没有理由成功。应当到深山穷谷中，勤奋地、专心致志地探索寻取它，不是市朝所能传授的。”贺知章听了颇有心得，领悟了老人的意思，拜了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老人不见了。贺知章于是请求辞官，入道还乡。（摘录自《原化记》）
在一般人看来，老人将明珠随便舍弃买饼，至少是对贺知章的不尊敬。而这恰恰是老人以身施教，告诉贺知章要看淡名利。站在人的基点看问题，是看不到真理的。
画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自古就有论见。不过类似观点更早的时候不是论述在品画上，在《尚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这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人对写诗著文与人的精神内在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识，可以说是后来历代文人提出的“诗如其人”、“文如其人”观念的发源。而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卷第五》中又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也指出人的一言一行是内心真实道德境界的显现，随着这种观念被大众接受与广泛适应于各种文艺事业上，“画如其人”的观念也就自然出现了。
由于在古代社会，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普遍都强调道德价值观念，强调“德”的作用，看重“人心”，所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衡量人与事物的标准首先是观其道德境界的高低。世间之事，多是人之所为，人的道德境界不同，自然也会在做的事情中体现出差异。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体现，因为文艺作品直接是人的精神主导创造的，是人内心世界的展现。所以人有品格的差异，艺术作品也同样有品格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画如其人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当然要想系统的说清楚人的道德与其作品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脱离历史、脱离传统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体系去谈论了。
人的审美外源于天地自然，内生于先天本性，但是也可以被后天塑造，关键在于它建立在一个怎样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如何被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很强调道德，因为道德观念不但塑造了人对善恶的辨别能力也同时塑造了人对美的认识，所以对艺术的审美同时也体现着人的道德观念。那么符合道德观念的审美，自然是崇尚自然美的，和纯正纯善的。而如果人的头脑里装了不正确的观念，加上错误的引导，人的审美趣味可能就会被塑造成变异和反传统的。那时人对美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甚至是与纯正纯善相反的。换句话说，当人们的审美观念普遍出现变异，把不美当作美的时候，就是人的道德观念不行了的时候。
我们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古人的审美基础价值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审美观念的变化，都是符合古代当时的文化背景特点的。比如大唐时期崇尚富丽堂皇的正大气象，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绘画，无论山水或人物，都崇尚色彩华丽，充满贵气。人物健硕丰美，神态昂然；壁画格局洪阔，大气非凡，充满正的气象。与当时人们的文化信仰及综合国力的强盛是相吻合的。到了宋代，则呈现出静穆庄重，作品气息相对是内敛的，更重于文质的韵味，刻画精微，细腻逼真，笔法精到。这是符合宋朝崇文重道，格物致知的理学（即道学）文化思想内涵的。而元代外族统治汉人的时间较短，这时期的绘画基本上还是对宋代绘画的继承，只是较之于宋画则稍显张扬随意，也是文人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也许文人绘画推崇意境萧疏的特点也是与中原沦为异族统治的悲观心理有着一定的关系吧。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绘画气格都是与当时整体文化特点相吻合的。
但是无论总体上绘画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所体现的主题思想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的核心：修炼和重德。而整个五千年文明的古代社会可以说都是处在对神有信仰的时代，对善恶有报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艺术创作中，都讲究崇尚善的美，而避讳表现不正的思想观念，这是传统绘画的一贯价值主流。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在人物创作题材中，历来是以佛、道、神的形象与宗教神仙故事以及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文人高士为主流的。而表现仕女题材则以传统女性的贤良淑美的道德韵致为主题，也都是围绕着以道德崇尚为核心的审美价值而创作。这也是符合传统绘画“承教化、助人伦”的绘画理念的。而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也往往是出自于人们天性朴素的审美观念去模仿自然造化之神工，或者借以寄托高尚的道德情怀，或者寻求内心的清净、忘却世俗的营营，或者予以美好的寓意和祝福等等。
在这一点上，今人绘画则与古人颇有不同，在绘画选材及表现上，今人多是出自以功利的目的和追求时尚风潮为主。因为在实证科学的普及观念中，对有神论的信仰往往是站在否定的角度上，认为那些都是不存在的。且不说这种科学的论断是否正确，我们从信仰对人的道德教化的作用来看，现在普遍认为今天人的道德是不及古人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对神佛信仰的存在给善恶标准提供了有力依据，因果报应也保证了世间一切利益得失的公平。这种文化思想是在历史上一直被演绎着贯通在古代社会从上到下一切体系中的。即使是皇帝也自称天子，权力是在天之下的，也会失道寡助的，治理国家，发号施令也要以“奉天承运”为前提，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天”成了一切有神信仰的统称。“天理”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谁也不能逾越，谁也回避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神的信仰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且在有神论的信仰体系中，认为行善得福，作恶必受惩罚，因果轮报。这对世间每个人人性中的恶给予了有力的自我约束，从而维护了人类的道德几千年。在上古时期，甚至国家都不需要设立监牢，对于犯罪的人，画地为牢，犯人都会严格自律而不会走出圈子。古人之善信，可见一斑。
如果按照这样的阐述来看，今天的人在失去信仰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对社会公正评判的依据，人们心底的善念也失去了保护，没有了对善恶有报的畏惧，人就可能会在现实利益和欲望的诱惑下为所欲为，而不用有道德上的顾忌。尽管现在人为增加了许多管控的律法，但是强制的手段并未能从根本上断绝人行恶的念头，人的欲望不会因人间的法律而自主控制，而掌管律法的人也是束缚在自己的欲望中的，难保不会借权谋私。那么在这样缺乏信仰的环境下的文化发展如何呢？
我们看到，今天的绘画从表面技法上来说，已经很少有人尊重对古法的传承，也不讲究笔墨基本功的训练，所以正统技法几乎失传。而这个时代又追崇所谓的创新，所以为了名利，出人头地，很多所谓艺术家在形式上出现了很多标新立异甚至很另类的艺术创作。由于对神佛失去信仰，自然表达神佛题材的作品早已不是主流，除却宗教中专门从事佛像绘画的僧人或居士，世上那些艺术家偶尔也会创作一些与神佛相关的作品，但是由于思想中没有对神佛的正念，很多创作都是不够庄重的，甚至是对神不敬的，把神佛的形像故意扭曲变形，画的很丑陋。有的则肆意涂抹，残形晦暗，毫无正统内涵可言。一改古人对待佛像绘画的状态，不能不说是这一时期的人失去了对待神佛信仰文化应有的态度造成的。而在人物画创作上，英雄的气概、高士的胸襟与淑女的雅意也被当下时代少男少女的潮流时尚占据了主流，颂扬道德美的绘画理念被时代潮流的欲望追逐所取代。这其实也比较符合当下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古代环境下，孺子受到圣贤书中道德的教化，从小立志不凡，要做有德之士。而今天的孩子们生活在大比拼的年代，大多是受到金钱名利的怂恿，从小就养成争强好胜的心态，立志长大后要如何获取成功、如何满足自己的虚荣和争强等等。从这些对比来看，也更说明了道德价值观念在影响着一切。
另外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正面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人品和画品的关系。唐代画圣吴道子，由其名亦可知其为修道人，精于道释、人物、山水、楼台等题材，并且画塑双工，尤精于道释画！修道人之境界，意在脱俗，道德自然是高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吴道子流传下来的画迹中，比如《送子天王图》中，感受到那一份飘逸出尘，超凡脱俗的神韵。线条笔法劲健，疏朗磊落；人物神采飞扬，视之如生。当时与后世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乃被尊为画圣。道子当年在长安还做过《地狱变相图》壁画，竟致翌日清晨，所有卖肉的摊铺都关门停售了，可见道子绘画所展现的力量，吴道子的境界在他的绘画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宋代，最被推崇的山水画作品当属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这幅画将山的风骨真神表现的很震撼，高大雄伟，庄重威严，给人一种巨碑式的肃穆感。范宽的其它画作也都具有这一特征，独创的雨点皴将山的质感逼真的呈现，画中透出的雄伟深邃的意境，感动了古今无数绘画爱好者与文人墨客。而范宽史载其人素来好道，有大量，时人故以“宽”呼之。他的本名叫范中正，字中立。由此看来，他不仅可以说画如其人，而且名如其人。
画如其人这个说法不但适用于中国画家，对于西方画家亦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作为当时最杰出的雕塑家与画家，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赞美上帝的艺术创作中，留下了诸如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组画与祭坛画《最后的审判》、以及《哀悼基督》、《大卫》等雕塑的伟大创举，令后世无比瞻仰。没有对神虔诚的信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为人，可谓其志高、其志纯、其志洁，几乎一生都只活动于教堂中。创作时，不许任何人探视，一个人从设计脚手架到创作草图，调和颜料，时而仰面朝天，时而曲身躬对，从头至尾，全部独立完成。那样繁细的工作，那么宏大的构思，那么精湛的技艺，那么劳累的煎熬，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与天赐的智慧是绝难做到的。米开朗基罗的艰辛付出，对于人类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无不体现着他的虔诚的信仰、坚实的修为和深沉的性格。
那么今天有些人为什么对“画如其人”这个观点存有疑惑呢？甚至有的人看似还能找出一些反例来证明不一定画如其人。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与传统文化断层，失去了正统文化的道德衡量标准；另一个原因是接受了错误的教育观念从而被误导。现代人的审美是追逐潮流的，随着世风败坏，善恶颠倒，人们就很容易误将不好的东西当作好，而把一些好的东西当作了不好，这样就造成了审美观念上的错乱，他就会怀疑“画如其人”这个理念说法。比如我们现在学习水粉画，喜欢用带有块面感的笔触去堆积颜料，不讲究色彩的柔和过渡与真实，而且为了色彩丰富把描绘的事物原本没有的颜色也要硬往上画，以体现与环境色的和谐。这种做法被当下中国高考应试教育的观念普遍接纳，并被认为是美的，还有的美术学校崇尚“灰调子”的色彩理念，不喜欢色彩纯净、对比明亮的用色观念，一直以来我们也是这样被教育的。
而实际上这些都与西方古典正统写实绘画的理念相差甚远，而且也根本不存在水粉画这么个过渡产物，也没有对于这种画法本身的可靠依据。这种画法是从近代苏联传过来的，而且也早已渐渐被西方国家所扬弃，可是在现时的中国仍然还在继续这么教。比起现代西方绘画，古典西方绘画是讲究隐藏用笔痕迹的，这样才能准确表现和完美呈现事物本身的质感之美，而不是当下这种色彩的教育，以显露笔触为美。真正的正统古典绘画都不是以炫技为目的的，东西方皆然。包括对印象派、抽象派绘画的认识，我们正常人一开始都不太接受这种表现行为与效果，可是随着那些人的不断宣传与灌输，时间久了，看的多了，在随着被灌输的观念那样去看待美术作品时居然也觉得那是美的了，甚至还能具体说出美在哪里。其实这也就是钻了人观念形成的空子，比如身边一个长相丑陋的人，随着见的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难看了。我们的一些变异审美观念就是这样慢慢被塑造的。如果没有潮流的推崇，从人的天生本然的智慧出发，谁会认为抽象派、印象派以及充满现代意识的东西是好的？名头与价钱本来就不是传统道德价值的衡量标准，只是人在追逐名利中掩埋了自己原有的智慧而已。
在中国绘画中，“文人画”被宣传的影响甚至一度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代名词，可是那恰恰不能代表正统的中国画，甚至是中国画开始走向衰落的开始。它就像西方的印象派绘画一样，不完全抽象，也不完全写实，只讲自我情感的表达，很容易迷惑人。那么这种观念一旦渗透到整个艺术领域，必然造成人们理性的混乱和审美的变异，由于影响的时间太长，后世之人从一开始学画接触的就是这种东西与这套错误的审美理念，就可能会造成道德观念与审美理念的错位。那么就会导致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个人的品行可能还不错，可是在绘画方面的审美观念和表达方式却是变异的。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假象的错觉，认为画品跟人品没有关系。
其实，历史上以及今天都有很多画家名不副实，但经过错误观念的一代代积存和误导，都成了鼎鼎有名的宗师和大家，甚至人的衡量标准可以荒唐到把厕所用具堂而皇之的摆在艺术殿堂中的行为都能当成是最高档的艺术，那么这种观念如何能分得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呢？甚至中国有的研究生导师，不准许自己的学生创作准确漂亮的人物肖像，一定要扭曲造型，越丑越好，这种以丑为美的思想观念还有没有审美的底线了呢？或者说还有审美可言吗？这样的人，这样的观念，是不会认同画如其人的道理的，但是反过来说那些搞变态艺术的人也正因为他有了那样变态的思想状态才能搞得出来，反而从反面证明了画如其人是真实不虚的。
其实画如其人的内在逻辑体现在个人、道德和艺术三者的关系，道德观念起着绝对的作用，具体来说人品和画品是以道德观念为纽带的，人品的高低决定了绘画内涵境界的高低，绘画作品所表现的内涵也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观念。画如其人并非是虚言妄论，只有恢复了人的正统道德观念，才能洗净变异的审美观念、回归正统的审美系统，才能为往圣继绝学，才能承担得起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弘扬。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参加2018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
去年，在澳洲法会期间，我和一个从昆士兰州来的同修交流，她问我是否计划参加2018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我回答会去，虽然我还不能很确定经济上是否允许，工作上是否能请到假期等。我和她说了这些不确定因素，然后他说：如果你决定去，那么就一定能去！
当华盛顿法会通知下来时，这个同修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计划要去参加这次法会。她说她已经订好了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住，这样费用也负担得起。简单交流后，我对她说：“好的。我想现在我们两个人都了解我会去这次法会，而且我们将共用一个房间。”我们都笑了。我所有的关于花费，害怕坐飞机和工作请假的问题在我们简单的交流中都解决了。
在启程前的三个星期，我开始对坐飞机有很不好的想法，表现在我非常的害怕。我试图清除这些想法，但是我还是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我打电话给这个同修，并和她说了我正在过的关。她告诉我要努力去掉那些想法，多学法。在我们交流后不久，她打回电话给我说，她和另外一个同修换成了早晨从布里斯本来悉尼的航班。她们决定和我在悉尼到美国的航班上会面，并说这样能更好的加强每个人的正念。她说：“是，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旧势力试图干扰你，我们总不能让它得逞吧，是不是？”
她们的行动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害怕马上就不见了，而就在这时，我认识到了修炼中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次，我给同修提出建议和意见时，我只是停留在这些建议上。而这个同修她不但给我提出了建议，还积极地用善意的行动来支持我 。我意识到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多做少说。
事实上，飞机起飞的那天，她们乘坐的从布里斯本来的飞机延误了，结果那天我还是自己登机了。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坐过的最平静的一次飞机。我学法，发正念，而且我看到其他几个当地的同修在同一架飞机上打坐。我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师父的看护，同时还给我们安排向内找和提高心性的各种机会。
珍惜我在工作中的修炼环境
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与很多中国人团体打交道的工作环境。他们中有很多都是刚离开中国不久的。
在工作的第一天，我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泪水。 整整一天我都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众生正在等待听真相，所以师父安排我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那里的工作并非巧合。
第一次向他们讲真相是最难的，而那只是因为我思想中的观念。不同的想法冒出来，比如“我是否应该在工作中谈论法轮功？如果因为‘太敏感’使他们不高兴，向我的老板投诉怎么办？我失去了工作怎么办？如果我的老板因此丢了合同，其他人也失去了工作怎么办？”这些只是我头脑中冒出来的一些念头，但我一直在排斥它们。我就学法和发正念，因为我知道当我讲真相时我应该处于一个更好的修炼状态上。
师父加持着我的正念，当我读法时，我就会被引导到法中直接讲到救度众生的某些段落，尤其是中国大陆那些众生如何被邪恶政权欺骗的。读完法之后，我对他们的慈悲心变强了，我的这种慈悲心在解决过度的思想观念的状态是至关重要的。
师父在《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象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二十五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 。”
第一次讲真相是给一个近20位中国人的团体，我们的对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有很多疑问。首先他们很吃惊我会提出这个话题，还有一些人嘲笑我，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一直在明慧网上读了很多相关文章，我了解有关中国状况的许多真相信息和数据，对我回答他们的疑问有巨大的帮助。在交谈中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注视着每一个人的眼睛，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好象曾经是我的孩子一般。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心中与他们那种内在相联的感觉真的加强了我要救度他们的念头，而整个过程就变得非常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细致讨论，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我们四周的氛围发生了变化。
在回家的路上，我浑身充满能量，我一直在感谢师尊给我的安排，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做好这个讲真相的过程。
另一次，我决定在最后的时间里向另一个我工作中遇到的团体讲清真相，但我心里有些担心，因为有几次我忽视了修炼心性，导致修炼有漏。尽管如此，我还是求师父帮我，加持我的智慧向他们讲真相。我对思想中的负面想法说：“我是否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些生命现在就在我面前，不知道他们走了多长时间、走了多远才到达这里。 救度他们才绝对是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无关紧要，你们不应该挡路！”
接着我的心变得平静，我开始与他们讲话。我问他们是否介意谈论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法轮功，但我立即表明我对法轮功有正面想法。我不想给任何人留下空间表达负面想法并且占据主导。一些人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也有一些人说：“事实上，已经没有人甚至会谈论那个话题了⋯⋯那并不是一件好事”。然后我就会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就是评判性分析，能够在做出明智决定之前深入分析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告诉他们我发现过去20年来在中国没有关于法轮功的任何正面报导，所以他们有某一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我鼓励他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为了给他们一个具体的参考点，我谈到了“自焚”的案例，并谈到了我们作为修炼人当然都知道的具体事实真相，并告诉他们在这里，事实是至关重要的 – 整个区域都定好了位置，好像他们已经准备了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以及所有的中共央视摄像机指向一个方向；自焚者甚至不会做法轮功学员的正确打坐姿势等等。我没有留时间让任何人发表评论，只是想要继续说更多的真相。
我接着说，迫害之前，甚至是高级官员也都在炼法轮功，1999年前我看到过中国电视节目中的镜头显示了对法轮功极力的支持。我鼓励他们上网查看这些信息。
一个人提高了声音并说：“如果我的政府告诉我不要做这件事，我就有责任不做。法轮功应该遵守政府规定！”我告诉他说：“好吧，那是你的想法……但是想想看——谁是政府呢？他们也只是一群人，有自己的工作，不要忘了，他们应该服务于他们国家的人民。最初，政府非常支持法轮功，之后突然改变了想法。为什么你不再深入想想？”
他接着说：“你不太知道中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千百年来的运作方式。”我告诉他我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我非常明白。我继续讨论中共在中国窃政60年的事实，然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共产主义输入到了中国，并不是中国原有的东西。他没有想到我的回复，他脸红了，然后将拳头砸在桌子上。
然后，时间就像静止了一样，那些人围攻着我的时候，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能感觉到的是，我正准备和那个人展开斗争，我的争斗心开始冒出来。在那一瞬间，我看着那里的所有人，我有责任善待他们所有人。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要去掉这些争斗心。这个人不能占主角。这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的机会。师父请帮我让这个人冷静下来。”然后，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要坐到他旁边，并轻抚了一下他的肩膀。当我这样做时，他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看着我的眼睛。我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我让你不高兴，我非常抱歉。我尊重你们每个人，我也尊重你们的国家。我想做的就是祥和、坦诚布公的对话。你不必相信我所说的，但没有必要沮丧，我们不用谈论这个话题了。”在那时，其他一些人开始来解围。他们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并且在中国他们也听说过一点。他们让他冷静下来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又谈论了半个小时，结束时他还过来向我道歉。第二天，他看着我说：“你知道，法轮功的话题，实际上我很久以前就问过我的父亲，他告诉我远离它。或许我应该了解更多信息。”我非常感动。
随后与不同团体的对话都非常类似，我发现了一些模式。我观察到，首先，我需要清楚地表达我想帮助我面前众生的愿望，在心里明确这是我们来世的唯一理由，并向师父请求机会和力量来讲清真相。
当机会出现时，就像是师父给我敲的一记警钟，意思是，现在是时候了，你做这件事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那就做吧。每次我回应这个警钟，它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可以感到整个情况都是被精心安排的。它通常发生在相似的模式就像我上面提及过的。首先，每个人很惊奇听到我修炼法轮功。接着，他们会聚精会神地听我讲20至30分钟。然后很多人会开始点头表示认可，但一些人会低下头深思。之后，两到三个人不同意我所说的并开始不断重复中共的宣传来提出质疑。师父会把那些我这些年读过的明慧文章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信息打到我的脑中。
他们不放弃，一直提问题，但是师父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提供了足够的答案——我感到他让我看到他们的“心结”，我需要去解开。当这些发生时，团体中的一、两个人通常就会加入，他们就开始公开支持我讲真相。然后，至少两、三个人最终会承认他们家里的某个成员或好朋友曾经修炼过或还在修炼法轮大法。然后他们就接过话题，开始讲述给其他人，说这个功法非常好，不应该被禁止……真的，看起来像一段很奇妙的彩排。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站出来支持大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为我的讲真相项目提供了帮助。我真为他们高兴！那些极少的表示拒绝的人继续提问题，但是显然那个障碍已经被打破了，现在他们是真心想要解除他们心中的迷惑，而不是单纯地攻击或诽谤。
这时，我面对他们的这种迷惑，在讨论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我甚至会表示歉意，因为我们真的不能责怪他们。他们长期遭受如此多的负面宣传，可以理解，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新的事实。当他们听到我的道歉，情况和形势就得到了缓解。我想，在中国人拒绝我们的真相时，我们不应该怀有任何负面想法，因为他们泡在那么多年的负面宣传之后，现在可能就只是个初步的反射。
师父在《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西方社会或非共产邪党社会中的人，都是人自然的状态，互相之间只是文化不同。这种自然社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平和、为善、心胸开放、很少戒备人的正常生存状态，这是正常的，没有邪党之前的中国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里，中共邪党是从人出生到生长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用谎言与仇恨、斗争来教育人，一直都用假理来教育人，一直根据邪党的需要来教育人，生活行为却越叫人低下越如其意。”
我真的很想说，对于错过的机会及我对内心的“警钟”无动于衷的那些日子，我感到非常的悔恨。不幸的是，这样的状况已经发生过几次了。每次发生时，我的修炼状态都不太好，现在我后悔莫及！
实际上，当我错过第一次机会时，师父都会把有缘人两三次地放到我面前，但时间都非常短暂，觉得在那些时机里讲真相会很唐突，所以我又再次错过。现在我明白了要真的抓住师父为我安排的第一次机会并坚信能马上做好！否则，在随后的时间里会变得更加困难，机会可能就完全错失了。我真心希望被我错过的那些常人能再遇到其他同修，为他们讲清真相！！我也希望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其他同修，尤其是其他的西人同修，更积极主动地对中国人讲真相。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我们自己修炼这部分。我感到，因为我们在正法时期转生为西人，实际上是对华人讲真相的一笔巨大的资产，根本不是困难！
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不是给大法修，救人也不是给大法救。修炼是生命走向圆满的保障，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2018 澳大利亚法会交流稿)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我在1999年镇压即将开始的时候得法。虽然当时我还是新学员，通过学法和听老同修的分享，我明白每个学员都要助师正法的重要性。
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
证实法和向印度有缘人讲真相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很多大法弟子常年各国奔波讲真相。一次我去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日内瓦讲真相，偶遇一位女学员，她鼓励我和她一起去印度向有缘人洪法和去政府讲真相。我从欧洲回来不久，就接到她的电话说她计划再去一次印度。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去，她说“下周”，问我能去否。我没犹豫就答应了。一切发生的这么快。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根据我以前当常人时工作的经历为我安排的路。
在飞机上，她和我讲了她与印度的缘分。一次她出差去印度，午休时间在公园炼功，很多人都过来要学功。自那后，她经常利用周末时间飞到印度去洪法。我们快到目的地时，她问我能待多久。我说她能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她说她只能周末在那里，周日晚上离开返回悉尼，星期一早上去上班。我当时很震惊，但努力不表露自己的惊慌和失望。那时我除了发些传单、在街上和人讲真相外，并无其它讲真相的经验。
我们搭乘连夜的飞机，次日一早抵达目的地。刚出机场，她就打电话帮我安排约见。我们一放下行李，就去赶赴她在这趟行程之前定好的会面了。我没有时间感受常人的顾虑和担忧，我决心要承担责任，维护法、救度那里的众生。我仔细听着她如何向政治家们讲真相，并记下了她如何利用两趟出租车旅行的间隙预定新的约见。她在那里的两天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她走之前，给我一个已确定的约见清单，以及成百上千个名字、电话号码，让我继续致电定约。我看着那名单，印度人的名字真长，一些名字我都不会念。更糟糕的是，我都不知道如何从名字分辨男女。
这个经历开启了我向政府和贵宾讲真相之路。我学着她的做法，在那里的日子每天也不断地见人、致电预约。在没有约见的空档，我还拜访媒体和非政府机构向他们讲真相。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被引荐给更多人去接触。感觉人人都在等法，都迫切地要听真相。我慢慢熟悉起来了，在讲真相时也更自信了。有时，自己都佩服自己脱口而出的话。一天，我拜访新德里最大的那家媒体时，媒体的主席正好经过，他们把我介绍给她。她邀请我在会议结束后去她办公室一趟。她认识那位带我去印度的同修，还问我住的是否舒适。我说我住的不大舒适，但我能忍，因为我觉得这比起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承受的痛苦，这算不了什么。她知道我来印度的目的。谈话结束后，她邀请我住她家，这样我会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好高兴。她说把她家当作自己家，待多久都可以。我当时想，一定是我说的什么话打动了她。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师父看见我的护法和救人的决心，安排了这个地方给我住。谢谢师父。
我在住处附近建立了一个炼功点。刚开始人不多，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学，有时能有40～60人。她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为那些来学功的人播放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我每天的行程安排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8点。我早上吃点东西，一整天不喝水不吃东西，一直到晚上回到住处再吃东西。一整天都精力充沛，也不觉得饿和渴。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
三个月里，我到过印度好多地方，遇见了很多有缘人，拜访了多家非政府组织和见到了很多政府要员。这趟旅行有好多不平凡的经历，多亏师父一路看护、保护着我，想起来让我泪水涟漪。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
一次在从孟买回新德里夜间的火车上，我感觉呼吸困难。我用尽全力吸气，直到筋疲力尽。周围的人看见我难受问我要不要帮助。我当时脑子中所有的想法就是，我是个大法弟子，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清楚地记得，我求师父帮助我，如果这不是他的安排。在我把决定权交给师父后，我平静下来了，专心听法。就在那时，我失去知觉了。我不知道多久后我睁眼了，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我仍站着倚在床边，呼吸正常。我还活着！我想“是不是个梦啊”？不是恶梦，我仍感到全身到处都痛。到我下火车时，我又精力满满焕然一新了。谢谢师父！
通过这些修炼初期证实法的经历，师父展现给我的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就是走出去，做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哪怕没有经验，师父都会赐予我们所需的智慧。
在另一次的印度之行中，我受邀在一个很多西藏流亡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上演讲。我当时没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我提高的机会。我希望美国的同修能做，但是没人能来，所以我不情愿地去了。上学的时候当众演讲是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发言稿我写了好几遍。到了要发言的那天，我还没定稿。会场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我不知短期内如何提高演讲水平，我就不去想了。我学法、打坐让自己平静下来。到点我就去了。会场里有30多人，大部分是男士。我坐下来，脑子空空的。轮到我发言时，就按心里的想法来说。当我停下来时，看到一些人在鼓掌，有的人在抹眼泪。他们站起来，有的人和我握手，有的人说“希望更多藏人能像法轮功学员一样……”那一刻我很谦卑，感到师父的能量充满了整个房间。我都记不得我说什么了，只记得房间满满的都是慈悲祥和的场，好长时间里我的思想里一点人的杂念都没有。师父向我展现了大法的力量，我所有要做的就是信师、去人心。我悟到：当机会摆在面前时，就是安排让我提高的。如果我拒绝或推给别人，其实是向师父说不。我学会了珍惜每个这样的机会。
在拜访了西藏文化中心后，那里的负责人推荐我去拉达克，告诉那里寺院的负责人大法遭迫害的事。拉达克是在喜马拉雅上的一座城市。我和另一位同修从新德里搭飞机去了。那里海拔很高，机场有警示牌，让游客抵达第一天要在旅馆休息，让身体适应一下。接机的藏人把我们送到旅店后，说第二天再来接我们。当听说我们没时间休息那么久感到很震惊。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不受这个影响。他走后，我们出门蹓跶去了。一辆出租车在我们旁边停下问我们需不需要搭车。我们上了车让他带我们去政府大楼。我们告诉他我们此行的目的。他说他是人权活动家，认识政府人权事务的所有人。他说我们和他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全世界都需要知道。他让我们在走之前要告诉所有人大法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事情。他特意下午休假，为我们提供用车。由于他认识那些人，所以我们无需预约直接见到了他们。第二天藏人来接我们时，我们已经拜访了所有我们要见的人。他简直不相信我们所说的。大法的力量太大了。那些日子里，只要我出门讲真相，就不断遇到神奇的事情。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什么也做不成。
向中国游客讲真相
听说由于签证很好办，很多中国人去泰国旅游。因此每次从印度飞回澳大利亚的途中，我都会在泰国停一下。泰国学员那时不怎么出来讲真相。我遇到一位在难民营等待庇护签证的中国学员，他帮助我制作中国真相展板，打印迫害图片。我们一起去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晚上，我们等在餐馆外面，向出来的人发真相传单。在炼功点我们每天和泰国学员分享感人的故事，渐渐的，他们受到鼓舞，克服了恐惧，一个个地走出来了。
在《二十年讲法》中师父说：“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份，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互相之间配合好”。
多年的向政府官员和贵宾讲真相的经历，让我悟到，除了坚持、认真准备背景资料以外，自己的修炼状态最重要。我必须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想着自己要他们做什么，或自己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当我达到平静、祥和的状态时，把注意力放在每个众生身上，自己神的一面就知道如何触动他们的心，于是他们会对大法作出回应，而不是对我。
随着大法项目一个个越来越多，经常我忘记了作为一个弟子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而不是依靠人中的技能。逐渐地救人的神圣感消失了，对法理的不清以及很多执著的累积，包括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执著名和被认可的心，和追求常人的幸福和寻求舒适的生活。我的出发点逐渐不纯净了。我没有注重高质量的学法来提升自己，而是沉浸在过往的经历和成功中。当心性关出现时，我没有真正向内找在修炼上提高。我对自我的执著导致我没能在修炼上提高，我失去了很多救更多人的机会。
通过写这篇交流稿，我意识到以前由于我对师父的信念以及自己的谦卑，师父为我做了很多。所有的能力都是师父给我的，让我来证实法的，而不是证实我自己。修炼是很严肃的。我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法。经过很多深刻的教训，每次动心的时候，我都用师父在《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来提醒自己。
近年来，师父不断提醒我们修炼如初的重要性。通过写这篇交流稿，希望能再次拾起以前那样对法的坚信和意志力。虽然这些年大法的事情也一直在做，但我感觉我失去了紧迫感。我真心希望自己能回到得法初期那样纯净的心态。只有这样我才能回报师父所给予我的，无比感恩地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
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2018 澳大利亚法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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