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汝咸(1658--1714)，字莘斋，浙江鄞县人。因家居月湖之滨，学者多称其为“月湖先生”。陈汝咸自幼随父读书，年轻时就表示，“为学要在力行，讲求实用。”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十五年(1696)出任漳浦县知县。漳浦县乃“闽南剧邑也”，十分难治。陈汝咸到任时，这里赋役不均，盗匪横行，加上胥吏（下级官员）作梗，讼师勒索，巫医行骗，搅得境内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而前任知县因循苟且，以致民无宁日。陈汝咸下车伊始，即亲赴各乡，遍询疾苦，他“愤俗吏一切补苴苟且之治”，立志为漳浦“图久安长治之策”。

漳浦累民之大弊，在于赋役不均。以往赋役征收“责户长为主办”，“丁粮版籍，岁久混淆，胥役因缘为奸。”当时，“世家（富豪之家）有数千亩为一户者，下姓（小民）有数十亩为一户者”，这就造成了富者赋少、贫者赋多的状况，以致百姓叫苦不迭。陈汝咸深知，“赋役为一县大政”，因此明确表示：“吾当为漳浦立百世之利。”他亲自主持对土田、人口的编审工作，对每一户有多少田，应纳赋多少，均“躬自核算”。规定三百亩为一户，作为一个征收单位，“令民具亲供，计丁口产业自封投”。同时规定，二百户为一保，“第其口多寡，借以供役”，每五年一编丁，以保证役法均平，“由是，吏无追呼，民无逋税。”而且“岁省民二千余金”。由于这一措施，使胥吏无法借端勒索，“吏胥阴挠之”，以致“大吏几为所感”，但陈汝咸“毅然不回”，经过三年努力，终使新法确立，“奸人无所施其技，民乐交赋，岁赋无逋负。”百姓的负担减少，且合理，乐于交赋。国亦增收。

原先，漳浦民间多词讼。以往的讼师、胥吏，包揽词讼，“攫民钱如探囊取物”，甚至“胥吏能以一讼破中人产。”陈汝咸到任后，首先惩治不法讼师，并声明，今后任何人不得借此勒索百姓钱财，否则必严惩不贷。同时到各乡广泛宣传礼让、孝悌，“劝民亲逊”。他还规定，民间小讼由乡族调处，大者由他（陈汝咸本人）亲自处理。凡由他审理之案，皆剖析如流，听断明决。从此，百姓不再为讼诉所累。

原先，漳浦一带盛行 “俗尚巫”，百姓有病则以钱请“巫医”，卜药而食。病人食后，往往致死，每至此，巫医尚谓：“神不佑也。”陈汝咸为刹此风，公开张贴榜文，严禁巫医行骗害民。同时，他懂医术，亲自为民诊治，“分别病证，调诸药，以与病者，全活甚众。”从此，“巫风以息”。陈汝咸又修建文庙、义学，并延请诸生有学行者为师，他自己也经常去讲学。不久，“社会风俗为之一变”。

原先，漳浦境内，盗贼猖獗，经常骚扰百姓，且与海盗相通，抢劫之后，即经海路转移，造成社会治安混乱，海上贸易中断，百姓深受其害。为保境安民，陈汝咸组织力量进行剿匪，一次歼匪百余人。后又与海盗进行较量，捕获首领徐容，缴获金银珠宝无数，皆入国库。他还采取招抚的办法，使一些盗贼陆续归降。不久，海路畅通，商船往来不断。史载，陈汝成“在漳浦而境内无盗。”而且“漳浦农商积弊，皆为之肃然一洗。”陈汝咸在大力革除积弊、保障境内安全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生产。他关心百姓疾苦，注意解决百姓的困难。每逢灾荒之年，他更是千方百计地安顿灾民。某年旱灾，他积极组织抗旱，并亲自奔走数十里，登山祷雨，敬礼乞神，“从者皆惫，而陈汝咸无倦容。”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连日大雨，河流骤涨，水“高及雉堞”，县城南郊被淹，一片汪洋，“民皆升屋而号”！陈汝咸捐资募船，解救水中难民。同时又督工建造大小筏数个，悬赏格，每渡一人，给钱三十。于是，县学生也踊跃出资。经过奋力抢救，困于水中的男女老幼数千人，得救入城，难民登城后，陈汝咸即令分给糜粥以充饥，第二天又发给赈济之粮。由于“多方抚恤，故民虽灾，而无害。”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汝咸因治理漳浦政绩显著，而升调他任。县民闻讯，联名请求上官允许他留任。因上官不允，百姓即堵塞县衙，“昼夜环守”，不让陈汝咸离去。陈汝咸只得乘夜间百姓不注意，“以两骑疾行出门”。当百姓发觉后，“追送十里许，号泣而归。”五年后，当陈汝咸病逝的消息，传到漳浦，“士大夫及农工贩竖，奔哭月湖书院，数十日不绝。”

陈汝咸以他十三年治理漳浦、保境安民的功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著名学者兰鼎元评论说：“使天假岁月，其经国远献，必更大有可传者！”对陈汝咸这样一位知县来说，兰鼎元作出这样的推断，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陈汝咸是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知县，他在担任福建漳浦县知县期间，竭力治理漳浦，终使境内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事据《清史稿》）

聪明的人，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中，都可以领悟到一些道理。唐太宗可以从弓箭的好坏，悟到治国的方法，真可谓有大智慧的人。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 所以不是上好的弓。’

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原文：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出自《贞观政要》）

就在郑和完成了第4次下西洋的任务之后，永乐十五年(纪元1417年)的八月一日，明王朝新都北京城外，来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从这些人的外貌和穿着打扮，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域外到中华访问的人马。这些年，访问中华的使臣多了，北京的百姓本不会惊奇，但是今日这支队伍，人数之多，朝廷准备迎接的规格之高，还是让人们着实吃了一惊。

在这支队伍里，居然有三位国王和他们的王妃及子女。为首的一位，就是跟中华隔海相望的苏禄国的东王，跟他一起来的，有苏禄群岛的另两位国王：西王和峒王。

苏禄岛在中华东南的大海之中，是一大群岛屿的南端部分。这里盛产珍珠，于是有了“大海里明珠”的称号。和所有气候炎热的地区一样，它物产虽然丰富，发展得却不快，直到纪元10世纪。也就是我国唐末和宋初的时候，才建立起国家来。苏禄国在我国明朝初年时，同时有三位国王，最强盛的一个国家的国王，就是这次带队的苏禄国东王。

郑和的大规模的船队，到达那里后，带给了苏禄国许多新鲜的消息，他们从此知道了：在西北方大海的彼岸，有一个疆域辽阔、强大的明帝国，有好些国家的国王、或者使臣，已到那儿访问过，受到礼遇。于是，跃跃欲试的东王，便跟西王、峒王商量好，一齐带着王妃、王子，跨海而来，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北京。

三个国王联袂而来，足使明成祖朱棣（1403--1424）喜出望外了。他当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家和自己的威望。现在，四方来朝，而且这次身为国王的贵宾也来到了北京，明成祖当然要热情接待，让这些国王，一瞻上国风采。

当时，北京正在大兴土木，建设新的京城。而且，秋天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游览，更令人心旷神怡。

北京城已筑出了40里城墙，包围着初具规模的宫殿。在这个全国最大的都会里，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从各地来的工匠们，分散在尚未竣工的工地忙碌着。这一切，让从炎炎赤日之下而来的、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苏禄国王，真正地觉得叹为观止。

明朝的官员，陪着苏禄国王参观北京，该去的地方太多了，一行人不知不觉就在京城呆了20多天。日日宴筵，夜夜笙歌，大明朝廷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使得这批客人，仿佛一步踏入了天堂，真有点乐不思蜀了。

但是，天公偏不作美，深秋迅速降临，天气转冷，大漠刮来的阵阵寒风，催着这批客人动身回归了。苏禄国地处赤道附近，终年炎热，就是再添寒衣，也抵挡不了冷风的侵袭，这批客人只得依依不舍地离京南下。

当时中国的南北通道，以运河为主。苏禄国客人乘车到达通州，带着明成祖赏赐的大量珍贵礼品，一路南下，跟他们同行的，还有明成祖指派的大臣。沿途的州县，早已接到皇上的命令，迎来送往，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热情待客的古老传统。

十几天后，船队来到山东的第一座大城德州。天气突然转寒，气温急剧下降，冰雪封住了航道，苏禄国客人只得在这里稍作停留。就在此时，身体一向衰弱的苏禄国东王，由于旅途劳顿，生起病来，病情很快转重。九月十三日，这位苏禄国最高的国王，终于在德州病逝。

听说一位外国的国王，在中国去世，明成祖感到十分悲痛，立刻下令按照国王的待遇，隆重安葬苏禄东王。他命令德州地方官，为苏禄东王择地修墓，他亲自写了祭文，还写了一封信慰问苏禄东王的长子都麻含，派大员带着祭文和信，赶去德州，主持东王的葬礼。

当德州北郊的苏禄国王墓造好，葬礼也隆重举行之后。东王的大儿子都麻含，就要回国去继承王位了。他跟西王、峒王及其家族一同继续向南，而东王的妃子葛木宁，却带着另外两个儿子安都鲁、温哈喇和贴身随从共10几个人，留了下来，他们自愿留在德州，要求替苏禄东王守墓。

明成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指令德州官府拨出祀田238亩，免除了一切赋税，给东王妃和王子们作为祭祀的费用。还命令德州地方官，每年春秋两季，按时到苏禄国东王墓前祭扫。苏禄东王的墓前，也按中国王侯的规格，修了享殿，供奉苏禄东王画像；配殿、牌楼、石人、石马、石虎、石豹等，应有尽有。由德州地方官负责清扫修缮。

苏禄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为了照顾苏禄王妃、王子的生活，明成祖特意从德州和历城，调拨3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住到苏禄东王墓前，负责照顾王妃和王子的生活起居，使他们如同生活在自己国家一样。

一年之后，苏禄东王周年忌辰到了，明成祖没有忘记这位远道而来、安葬在中国的国王，又写了碑文送到德州，下令地方官员替苏禄东王修了庙，建了碑。

按照规矩，守孝3年之后，守墓的苏禄国人，就应该回国去了。可是，或许是他们早已熟悉了德州的环境，过惯了中国的生活，谁也没提起过要回国的事。

6年之后，王妃葛木宁倒是回了苏禄国一次，但是她去探望了自己的大儿子以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德州苏禄国东王墓前，跟另外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

光阴匆匆流过，所有留在中国守墓的苏禄国人，终于也都去世了。明朝政府按照王侯的规格，把苏禄王妃和王子跟国王安葬在一起，苏禄国王墓旁，又添了3个坟头。他们的后人，也世世代代定居在德州城的北郊，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居民。

300多年之后，清朝的雍正九年(纪元1713年)，统一了的苏禄国国王苏老丹，来中国访问。他不忘自己的先王，特地到德州给苏禄东王扫墓。东王的八世子孙安汝奇、温宗楷提出要求，请苏老丹替他们申请加入中国的户籍。他们的呈请由苏老丹转达给清政府之后，雍正皇帝亲自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这两家人，以姓安和姓温的身份，正式成了中国人。

这一段中国和苏禄国之间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明成祖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证明了苏禄国与中国，早在明朝就有深厚的友谊。华夏盛德，古风悠久；友睦世界，誉满全球！

（事据《明史》）

第二章 诗仙椽笔风雷动 剑侠青芒义气飞

唐朝（618—907）是世界公认中国最强盛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开明国策下，万邦来朝；日渐强盛国力下，万象更新，在文化、经济、国事、外交等方面皆铸辉煌成就；对外来思想文化兼容并包之态度和海纳百川之胸怀，对社会生活、文化等都产生巨大影响，包括服饰、游艺、文学、诗歌、绘画、饮食、音乐及舞蹈等。

唐朝最令人瞩目之文学成就当属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起，唐朝著名诗人即层出不穷，盛唐时期有贺知章、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有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有李商隐、杜牧等，众星捧月，更衬托出诗仙李白引领一代风骚，将中国诗歌推向顶峰。后世宋、元、明、清虽也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总体水平皆无法望唐诗之项背，唐诗成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之巅峰。

唐朝以道教为国教，并以《老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前期，太宗在振兴儒学时，又大兴佛教。高僧玄奘远赴天竺取经，唐朝还因此建大雁塔保存这些佛经。佛教之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在中土形成或成熟。故此游仙、佛、道、神修炼为主题之文学作品也有很多。

一、诗仙椽笔风雷动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者当属李白之创作。李白诗歌，最充分亦最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时代精神风貌：热情饱满，蓬勃向上，积极乐观，个性色彩，神传之笔，修炼精髓，李白所拥有之这一切造就了中华千古诗歌史、文学史中最富朝气的鼎盛时期。一代又一代世人最津津乐道之诗人，非李白莫属。李白被人誉为“千载独步，唯公一人”之诗仙（唐朝李阳冰《草堂集序》），其文学造诣亦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白诗歌散失很多，今存只有九百九十多首。其诗歌题材多种多样。其七言古诗（《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成为千古名篇。李白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李白诗歌语言风格，用其自己诗句来说，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写有大量乐府诗，几乎占全部诗歌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之诗人。他最擅长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之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者。

他具有超异寻常之艺术天才和磅礡雄伟之感人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之现象，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赞。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藐视权贵。“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诗歌及其高贵人格对后代产生极为深远影响。中唐之韩愈、孟郊、李贺，宋代之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之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人格巨大影响。

李白通古博今，三教九流融会贯通，皆在胸中，不同文风、诗体皆为其所用，拈来即成，不拘形式，遂开创其特有之诗风、文风，随其伟大人格一道，千古垂芳。

诗仙、酒仙亦醉圣

说到诗，世人总会脱口而说“唐诗”；且说到吟诗，人们常常会说到“喝酒吟诗”。其实中国历代中，文人饮酒作诗风气最盛者也当数唐朝。李白是诗仙，亦是酒仙，在其六十多年生涯中，很少离开过酒，他曾在《赠内》中说到自己“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李白在酒醉中写下很多名篇，例如《将进酒》、《山中与幽人对酌》、《月下独酌》等，都为后人广泛传诵。他也用诗描述喝酒带来之乐趣，“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三首》其三）；“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

李白是诗仙，因他寻仙求道，并修到很高境界，其修炼中所见之仙境、所遇之仙人在其诗、赋中多有描述。只是很多不修炼之人、不信神之人难于理解。故李白借醉酒写出这些亦可让常人接受或称之为梦想或幻想之诗篇。但有不少同代人知道李白本非常人，称其为诗仙、谪仙，如司马承祯、贺知章等。

在长安供奉翰林期间，李白交往最多者有贺知章、崔宗之、李适之、李琎、张旭、苏晋、焦遂等诗人，他们与李白并称“饮中八仙”。杜甫后来所写之《饮中八仙歌》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自此，李白便有了“酒仙”美名。虽然李白一生中常与诗友、道友喝酒吟诗，并且常常处于半醉半醒间，但其著名诗文常常就是在酒后一挥而就。借醉酒李白更可任意发挥，不受常理限制，而写出更多神传正理、仙界真实境况，故时人又敬称李白“醉圣”。“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天宝遗事‧醉圣》）

且看《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此诗又题作《惜樽空》。《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九曰《将进酒》。”内容多写朋友宴饮放歌之事。

关于这首诗之写作时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这是李白天宝年间离京后，漫游梁、宋，与友人岑勋、元丹丘相会时所作。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颖阳山居为客，三人常登高饮宴。

这首诗气势磅礡，声情激荡，是李白代表作之一。《而庵说唐诗》：“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

全诗最后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而“万古愁”之含义更其深沉。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纯系神来之笔。它笔酣墨饱，语极豪纵而又沉着。诗篇具有震动古今之气势与力量。《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月下独酌》是李白赏月、醉酒而写就之另一千古名篇。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这首诗约作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当时李白四十三岁，在长安做翰林。李白多有歌颂太阳和咏月之作。李白似乎对日月情有独钟，他与许氏夫人所生女儿名平阳，有太阳之“阳”字；儿子小名明月奴，直接把“明月”二字拿来所用。明月奴后改名为伯禽。

李白写出以月影为伴、酣饮歌舞之奇特场面。诗人以明月为可对谈、可相伴朋友，与之一同饮酒、唱歌、起舞。尽管月不解饮、影徒随身，照样不妨以高月和身影相伴，饮酒、歌舞。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人生在世，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生来相聚，死而别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只有对人与人关系之本质看明至此，才能有对人生真实、冷静、超脱之认识。

月亮也是李白诗中最常见之意象，他直接或间接写到月亮有三百多首。月亮自古以来即代表圣洁、理想、精神和仙界。诗仙更是巧用月亮启迪世人向往崇高、荡尽世俗污秽、最终返本归真。他笔下之月亮千姿百态：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有“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有“秋山绿萝中，今夕为谁明”等等，他对月之钟爱也可谓天下无双。

《把酒问月》：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人生短暂，但明月长存，古往今来，人事易逝，而月宫中玉兔、嫦娥等神仙依然还在。把酒吟诗，诗人与明月长相共守。

大陆的网络有许多探讨如何做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文章，微信上也有许多朋友转发这类的文章，得到朋友点赞，都认同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我看了几篇文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站在党文化角度、党文化思维永远触摸不到问题的实质，给读者一种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感觉。

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思想与教育的关系，有这么一段话：好的教育，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从而变得有思想；坏的教育，给人洗脑，从而变得没有思想，只会一个传话筒，或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读到这里，作为中国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共的教育不就是洗脑教育吗？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中共一个声音、一个思想；中国人只有“听党话，跟党走”的权利，你有异见，立刻就成为党的敌人被口诛笔伐，甚至肉体消灭。作为读者，很想看到作者如何论述中共的洗脑教育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但是接下来的大量篇幅，作者引经据典，拿出古今中外的事例论述了有思想的人会如何如何，到文章的结尾都没有看明白如何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因此，看大陆那些所谓学者的文章，只能是更迷惑，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想得到真知灼见，只有复兴传统文化，跳出党文化的框框，才能活得有思想、有见地、有尊严。

我上高中时，有一个语文老师，喜爱写作，在国内的许多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89年6.4前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民主自由的文章，当时这个老师还在班上给我们读过他写的以及反驳他的文章。201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出来后，他没有人云亦云，他在听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的真相后，开口就说：“中共说这个是邪教，那个是邪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这个退休的语文教师的一篇文章，是论述“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文章很长，文笔非常的优美流畅。读起来义正词严，引用的史实都是中共篡改历史后的东西，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歌颂中共“伟大、光明、正确”。一个能认识到“中共是邪教”的语文老师，在中共日复一年的洗脑教育中，还是不能站在“中共是邪教”的思维与角度看问题。中共党文化的洗脑教育多么的可怕！在大陆，不抛弃中共，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该有多么的艰难！

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了，站在哪一个角度都能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是中共为了污蔑陷害法轮功而自编自导自演的世纪谎言。中共为了叫人相信，封锁真实信息，大力抓捕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外，还在全国搞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如签名、告市民书、责任连带等，在恐惧中叫你相信，叫你害怕，叫你不敢接触真相，仿佛只有相信了中共，你才有出路。我们地区一所著名的中学搞了一次人人过关活动：每个教师都要到学校书记的办公室表达对法轮功的态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法轮功不好。只能在中共谎言内随意发挥。我的一个同学在本校教书，事后谈起来心有余悸，为了饭碗不得不说违心的话。

在中国大陆，你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说一句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迫害的如此惨烈，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恶行都发生了，实际上更惨烈的还没有被曝光出来。如果有一天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种罪恶大白于天下时，人人都会震惊，会接受不了这个残酷。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坚守的真、善、忍，触动了中共的假、恶、斗；中共的本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来到世上的目的是害人，毁灭人类，而法轮功是在救人。直到今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经下台十几年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有停止，有证据表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反人类恶行并没有停止，这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中共表面上迫害的是法轮功，实际上真正受害最深的是老百姓。它用各种谎言与暴力促使你相信法轮功如何不好，看似思想认识问题，殊不知，按照新宇宙的理，一个生命的头脑中一旦装进“法轮功不好”的恶念，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这个生命就被注定是淘汰，在新旧宇宙的交替中就会被销毁。生命被销毁，这才是中共所要的。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不是中共欢迎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接受中共的假、恶、斗，反而会看清中共的罪恶本质，不会在中共的操控下做杀人的事。为什么象高智晟这样替法轮功说话的正义律师不断的被打压，就是因为中共的罪恶本质不允许人有思想，它想把人都变成马列子孙，变成高级动物。

对于中国人而言，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就要敢于接受法轮功真相，返出人的正念与良知，认清中共的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彻底摆脱中共的精神桎梏，复兴传统文化，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

我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三十多年的公务员，现已退休。以下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中的几个小故事。

二十年无病一身轻

我曾经患一身痛症：头痛、脚痛、胃痛、心痛，还患美尼尔氏综合症、类风湿关节炎等等，并在一次车祸事故后留下脑伤残严重后遗症，经省、市、区、县医院多次诊断治疗无明显效果，过着度日如年的痛苦日子。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后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从此二十年来没再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做过任何理疗，也没再吃任何保健品，我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那种舒服、快乐的心情，用常人的语言无法形容。

弟子自有师尊护

我于一九七八年中专毕业后，一直在乡镇政府做行政工作十九年。当时女干部在乡工作三至五年就进城，而我一直工作十九年无一点动静。我为工作调动曾多次打报告、找组织部门都杳无音信。

我修炼大法后，从一九九六年六月得法至一九九七年三月，仅九个月的时间，我没写申请调动报告，没找任何领导组织，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接到人事局通知，到县政府直属机关报到的通知调令。接着一九九八年，丈夫从乡下调入县局工作，儿子从乡下小学也随之转学到县城重点小学。这期间办理一切调动手续畅通无阻，很顺利，没有花费半分钱或找关系送礼品。一位常人朋友不相信地说：“你们家上面肯定有什么大人物、大领导、大靠山。”因为邪党部门办事都是关系网加金钱，否则我一个女干部不会在乡下工作十九年。

虽然我无靠山、无金钱，但是我有师尊为弟子精心安排，因为我调入的单位对面就是当时法轮功的炼功点和学法点，离我家住宅比较近，有利于工作、学法、炼功兼顾。如果我不是修大法，也许我现在还在乡镇。只有修炼人最清楚、最明白，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师尊赐予的，是大法的福份，是师尊的呵护，是师尊无所不能的呵护弟子的事实见证。

大法洪福泽我家

我的独生儿子普通高中毕业考上重点大学。在学校连续被评为优秀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及获得奖学金。大学本科毕业后，开始考入村－乡－镇－县干部职位，真是步步升职。现在又考调入市级政府重要部门工作，都没有花费任何金钱及找关系。在道德急速下滑的当今社会里，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常人需要花十几万元钱都找不到的工作，象我这样平凡家庭出生的人，没有花一分钱请客送礼，直接通过正规渠道层层考试，步步上升至市政府重要部门工作很难想象。

我丈夫虽不修炼，但他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他原来身体有多种病，现在全部消失、恢复健康。

我母亲现年八十七岁，我的婆婆已经九十四岁，两位老人共有十个子女，但她们长期居住在我家，原因是，只要住在其他子女家，不到一个月就患病、住院，吃药、打吊针很痛苦。而在我家和我一起住，她们就无病无痛，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吃、能走、能睡，一切都正常。这全托大法的洪福。

这里被称为长寿村

一次，我陪母亲一起回乡下居住了一段时间。我老家这个村庄有十户人家，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十个。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全部到外面打工挣钱，老人们就在家看房子、带孙子、养鸡鸭，他们个个耳聪目明，健康平安，被称为长寿村。因为他们都相信大法好，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家家挂真相挂历，人人拥有真相平安符，新年户户都贴真相对联。

村里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婆婆，明白了大法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戴上大法护身符，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到一个月，她患有三十八年的腰椎盘突出病念好了，以前每走几步腰痛，必须坐下休息，现在走多远都不痛了。

另一位七十岁的老汉，看见老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把腰痛念好了，他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自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把十年的风湿脚痛病念好了。第二天早晨他起床发现，他的脚真的不痛了。从此这位老人天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

以上的几个小故事，都证实了一个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