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长安 悟天机》之二

兵马俑景区修建得倒也壮观，而且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和朋友看过了一、二、三号俑坑，参观了展览，还看似一场电影。说真的，秦俑的造型，铜车马的工艺，尤其那阵容庞大的陪葬俑群，堪称世界奇迹，我从心底里对中国古老的精湛艺术表示钦佩！

但是，看到中外游客那惊喜、激动的神态，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反而心情越加沉重。虽然史书上记载着嬴政的专制暴虐，严刑苛法，杀人如麻，也记述着他大兴土木，租役繁重，搞得民不聊生，但怎么也不敢想象这状如小丘的秦皇陵旁竞有如此规模的陪葬坑，这不由使我连想到建阿房宫、筑长城、修皇陵该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在那战乱刚刚平息，极待休养生息的年代，人民又陷入苦役重赋的水深火热之中，该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客死他乡？我仿佛看到了久远年代那累累白骨，听到了惨死冤魂的凄厉哭声，哭声中也夹杂着来自坑儒谷那四百六十多位方士与儒生的哀鸣。

这个久埋于地下、几乎被后人遗忘的陪葬俑坑，为什么在沉睡两千年之后，在中共统治时期的1974年突然浮出地面？我想上苍的安排决不是为了供当今的人们旅游参观，或让当政者大赚其钱，更不是为了让中共露脸，其中必有玄机！我猛然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我恍然大悟，原来就在毛说完这段话不久，秦俑坑就被发现，是让人们通过这冰山之一角的俑坑来想象当年秦王朝的暴政，更重要的是上苍以古喻今，警示人们认清比秦始皇暴虐百倍的中共。

“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是秦王朝留下来的两条成语，它集中表现了独裁暴政的两大基本功能。中共为了欺骗人民，维持统治，充分运用了这两大基本功能。指鹿为马实际已成为邪党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共不正是强迫人民相信马列邪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不正是要人民认可它从西方社会抄来的东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在迫害正义、镇压人民时，中共往往把这两大功能同时并用，先颠倒黑白，再残酷迫害。它用划分阶级、圈定敌人的手法，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假“迷信”“反动”之罪名，镇压了宗教和会道门；把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无情打击；把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诬为“反革命暴乱”，格杀勿论；把民众的维权请愿定为“暴动”，开枪屠杀。在迫害法轮功时，中共将这两大功能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是把修心向善的炼功群体诬为“X教”、“非法组织”，进行残酷镇压。江xx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更是对亿万坚持正信的民众实行的史无前例的群体灭绝式的残害。尤其近期披露的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关押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已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活体摘除器官后焚尸，这一令人发指的兽行，正是这种残害的典型例证，象苏家屯这样以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的集中营在国内不止一个，而且遍布大半个中国。中共的独裁和暴政，堪称世界之最、历史之最，连秦始皇也望尘莫及。

在这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陕西藉的一位电影名导居然以暴虐无度、千夫所指的秦始皇为题材拍成电影《英雄》，听说当地还为秦始皇编演了一出“千古一帝”的秦腔戏。这实际上都是在歌颂暴政，为中共效命，诱骗人民相信秦始皇是“英雄”，而中共是胜它百倍的大“英雄”。这实在是文艺界的一大耻辱和悲哀！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无法违背的，暴政注定是短命的！秦始皇本想基业万代，岂料他死后三年就“坑灰未冷山东乱”，不足四十年的秦王朝土崩瓦解。中共独裁暴政也必然短命，恶党即将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一切行恶者必将遭到天谴，以告慰那八千万遭中共暴政残害的亡灵！

在驱车驶离临潼的归途上，我一直琢磨：上苍为什么会选择殉葬俑坑来揭示秦暴政的罪恶呢？在沉重的思考中我突然想到海外华人新闻媒体《大纪元》的郑重声明和各种预言都告诫人们，在天灭中共时，凡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党、团、队员)如果不公开声明三退，就得随中共一起被淘汰，成为邪党的殉葬品。我豁然明白，这天机就是“殉葬”二字，我从内心敬佩上苍的良苦用心！“暴政”和“殉葬”，应是临潼秦兵马俑景区的主题词。

有机会来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旅游的朋友们：不要以为兵马俑是秦始皇为后人创造的一个可供游览、玩乐的世界奇迹，这是上苍出于慈悲，以“殉葬”二字对众生的警示！请快认真读一读《九评xx党》，认清中共的暴政和罪行吧！尽快与邪党决裂，发表声明退出其邪恶组织(党、团、队)，抹去兽记，走向新生。否则，在天灭中共时就真的会象那些陶俑一样为暴政殉葬，永远在地狱中沉沦！

有诗为证：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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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言之，孔子的儒家学说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仁”即爱人，关心尊重他人；作为君王治理国家也要讲“仁”。“义”即忠义，对君王、对朋友要忠诚。“礼”即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信”即守信义，诚实。儒家还非常重视家庭。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中保持这种传统，社会秩序当然也可以维持。

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佛道两家则相信天、道、神、佛，相信命运、缘分。佛家重点讲了“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家重点讲了“真”，说真话，做真人。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时，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冲突的西来“幽灵”---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个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邪恶组织“中共”，使中国最终走入了一个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冲突的呢？有哪些具体表现？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到底为何物。根据其经典解释，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根据对其各部分观点的提炼，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马克思主义宣扬“无神论”，认为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依靠自己。这意味着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成立的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人按照天道行事，就会在死后回归天堂。佛家还认为人在世间的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文献《xx党宣言》中提出 “共产主义”才是“人间天堂” ，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敬天畏地”相信神、佛、道的存在。天、地、人的和谐才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而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进化论，它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不施行“仁政”的统治者，上天就会进行惩罚。而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主张使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xx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xx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其统治的手段。

其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君爱国，而马克思主义在《xx党宣言》中提倡的却是“取消祖国”。

其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家庭观念，讲“孝”，而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要最终“消灭家庭”。

其七、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是否与天、地达到和谐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冲突，决定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中共，在根本上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而要巩固其统治，其必然要否定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宣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西来幽灵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生根发芽呢？换言之，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来自西方的四波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但是这三次回应均以失败告终。在这段时间内，西方的思潮、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冲突，在知识界还由此开展了关于中西文化优劣的论争。其中一派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即“全盘西化”，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派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明去“救西洋文明之弊”，代表人物是章士钊和吴宓等。

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爱和平”，于是而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西方“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 中国“以家族为本位，无个人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之自由权利，国法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中国“以感情为本位”，西方“以法治、实利为本位”，“社会各人不相依赖”，形成独立人格。---因此，认为东西文化，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应该用新的改造旧的。而由陈独秀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批判孔子的道德观念，主张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民主、人权和平等；主张用西方科学来代替传统宗教（佛、道），否定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其结果是冲击了中国人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并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的否定，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其次，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对战败国德奥的瓜分。美、英、法等国拒绝了作为战胜国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撤除外国军队、关税自主等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巴黎和会中国软弱外交和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一些迫切改变中国的知识份子希望迅速寻找到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而苏俄1917年暴力革命的胜利，使这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最快的办法。

第三、西方其它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失败，使其信仰者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所谓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的“人间天堂”使中国这部分知识份子从思想上接受。

第四、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使中国人希望找到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是诱人的。

就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被一些处于焦躁情绪中的人引入了中国。在苏共的帮助下，中共于1921年成立。而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后，中国开始陷入了谎言、动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的暴政时期。中华传统的对神的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被强力破坏；灿烂的文明被摧毁；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进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被拖向深重的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共具有先天的反宇宙、反自然、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因此是不容于天地的。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而中华历史上曾经的辉煌都是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创造的。摒弃中共，将是中华文明重新走向辉煌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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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最紧张的时段返大陆，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对大人小孩来说都很可怕！

记得那天过深圳海关，只有两家人，母亲、妹妹和我回穗，邻居阿姨和她的两个女儿经穗赴上海。阿姨是在金边赤化之前回中国大陆读书，嫁了上海人，后来在上海呆不下去，自己带着几岁的大小女儿在香港生活，但经常返上海与丈夫团聚。阿姨的母亲和妹妹也离开了金边，赶在兵荒马乱之前，逃来香港，也做了我们的邻居。还记得她们送给母亲的“金边绸”，黑色隐隐透着暗花，摸着很爽很挺很凉快，不象中国绸软软的。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1]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九评》之一〕

中共需要生存环境，需要邪恶支撑，所以不单止要裁培和支持各国的xx党，同时在国际上，因为需要别的流氓国家的支撑，中共专门拉拢流氓国家。哪个国家人权不好，有大屠杀，它就扶持，象北韩、伊朗、苏丹、津巴布韦、缅甸、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原来的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等。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xx党，并仿效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九评》之七〕

话说那时期，认识的亲朋不少是家破人亡或家分几地，夫妻分隔两地的。居港的男人请我们带女人物品给大陆的妻子，居港的女人则请男士们带男人物品给丈夫，为的是省点过关税。如果是偷渡来港的男人，在大陆的家是归不得的了，留下高堂怨妇孩子，在港另建家室。而那些居港的女人则含辛茹苦，一面独自带孩子过活，一面筹措买衣食回乡探丈夫。

此刻想起封尘已久的景象──从罗湖过了深圳桥，便去到一个可怕的边境地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只有巨大无比的海关大楼，只有令人见而生畏的象机械人的关员，小孩自觉的不敢喧哗说话。那时深圳是个乡镇吧，从海关大楼望过去，一条无尽的泥路，两旁种满树。近年过关的香港人，看惯深圳密集的高楼大厦，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话说文革最紧张那段日子，深圳至广州列车每天只有一班，错过了要在深圳过夜。关员没事做，一组挨一组的轮流翻查行李，重复审问，你们六个大大小小女的，在这时刻回乡干什么？当时因为人少，不用什平日一样坐在海关大堂数小时至十小时轮候关员“审问”填写“介绍书”，轮候检查行李，也不用按常规在等候期间集体唱革命歌曲和读“毛语录”。

依稀记得打了惊人的重税，可是执拾行李时，已知要在深圳过夜了。只记得招待所的房间很暗，有蚊帐。翌日乘火车，只有几位黑人和我们，在这年头去大陆，想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的朋友吧。

说起革命歌曲，无人会把那些荒谬的歌词当真，笔者天生强记音调韵律，只是顺着调子追忆几十年前唱过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当时想，傻的也晓得这些歌词内容是空言。除了唱歌，从未听闻人们在谈话间生活上提到此等有关内容，根本是非现实的。这些被名为“政治学习”。上班的大人、上学的青少年和儿童，都要上政治课，人人都要讲同样的空言，明知是假的也要讲。因为在xx党的统治下，人们没有讲真话的权利，但是也没有不讲假话的权利。可怕的是，谎言重复多次之后，很多人就把它当作真理了。笔者有幸，对共产文化有“免疫力”，从未被歌词或语录内容洗过脑，因笔者在香港有开放教育思维经验，可悲的是在大陆生活的人没有这样幸运了。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甚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九评》之八〕

2005年10月期间，在香港电视黄金时段播放的中共称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被抽起，只有调子。可能中共担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鼓励香港人造反的意味吧？据开放杂志报导，11月期间就连中央电子传媒也不再把“国歌”作为前奏曲了。另外，凡是有劳工民工参加的企业集会或社会集会，一律不许播放或唱《国际歌》，违者以“党纪国法”追究“破坏社会稳定”之罪。上一段谈及的中共将人们洗脑到只懂唱《国际歌》的情况，与目前“禁国际歌”、“禁国歌”，表面看来是天壤之别的政策，其实前后两者都是为了巩固没有合法性的统治吧了！

姑且撇开殖民地管治不讨论，我们这一代香港长大的，小时唱中国民谣、西方民歌、香港本地的儿歌、基督教诗歌，歌词内容不外是大自然现象、美好四时万物、生活物器、待人处事宽容大度、尊敬师长父母、兄友弟恭、睦邻爱人等。听的是词藻风雅的港产粤曲、中国民谣、台湾抒情歌曲、欧美时代曲、古典交响乐曲。笔者从听唱中学会了不少中英文词汇，还学会了国语呢！反观缺乏文艺陶冶的大陆同辈，想来要恶补才能在言教身教上感化自己的下一代了。这不能不归咎于xx党。

文革期间，只有几出样板电影，人们没有选择余地，被迫一看再看。“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笔者觉得难看极了，芭蕾是优雅的，它是生硬滑稽可笑不堪入目的。“红灯记”，是扭曲的阶级斗争样板戏，但因为它盗用了京剧的唱做，人们在重复观看中，也好像能借其聊以自慰，算是对国粹的一丁点儿缅怀吧！可是好像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传统戏曲重道德内涵，被“政治样板”洗没了，只剩哄人的假壳。其它更不值一提了……

众多“革命歌曲”中，有几句曲调，很好听，一直萦绕脑际，听不清歌词的字为何解。多年后，在香港看了一出电影“黄土地”，为陕西省黄土山区的极度贫困写照。电影开场银幕出现的影像是：下部五分之四是黄土，上部五分之一是天，慑人心魄！电影主线写一名中央派来的青年，搜集整理陕西民谣，交织着一家死了主妇的三口人的苦活。青年道明来意，老者(其实不老，大女儿只有十来岁)沉默片刻，说：这里有什么歌谣，只有“酸歌”，随即唱了几句，抽人的心泪，没有眼泪。将窃政初期农村写成非人生活，其实，此电影是想堆砌中共所谓“解放”人民苦困的主题。提这出电影，是想说，中共的“革命歌曲”用了不少动人的陕西民谣，配上它用来洗人脑的“革命”谎言空言做歌词，例如长篇史诗式的舞剧“东方红”，主题曲是偷了家喻户晓的，原本的陕西民谣：“芝麻油，白菜香……”换作“东方红，太阳升”，以此歌颂毛泽东是红太阳。大陆的这几代人是在这样的“文化薰陶”中过来的。另外的样板剧、电影、舞蹈，更不用提了。而近二十多年来，“开放”了，道德滑落后，什么变异东西都来了，层出不穷，很多大众文化不知所谓。“开放了”是中共用来迷惑人，让人对它产生幻想，以为它已改善改进，只是又一欺骗伎俩吧了。

再说“过关”，香港人回乡，港界是罗湖，过深圳河时便是过境，那边是深圳，大家都叫“心震”，可想而知“过关”多吓人。说两个小故事。有位老友跟笔者聊天时，提起小时回乡，弟弟手拿着一把糖，用报纸包的，关员发现报纸上的内容“有问题”，扣留问话，吓得全家心惊胆跳，几十年后谈起还是心有余悸呢。一位朋友谈及有一段时期，“没有了”母亲，因为母亲回乡探亲，过关时被扣留，一扣就是几年！没有人知道原因，包括当事人自己。

还有随便叫进黑房，搜身盘查。母亲从来不敢带大姐回穗，就怕她天真直爽说了“不合宜”的话，只带两个内向的“乖”孩子算了。

记忆中的文革暴力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九评》之七〕

文革十年，在小孩来说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再说几个小故事。

不记得哪年了，隔壁有个乳名叫“肚猪”的男孩，一直被人取笑排挤，只因当时到处挂着“打倒陶铸”，广府话陶铸与男孩乳名谐音，着实委屈！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九评》之七〕

1950年始的“土改”中，陶铸是“显赫”人物。“服务”中共邪灵完毕，文革初期，成为被批斗对象，陶铸被打倒以后，成为排名第三的走资派，1969年去世。邓小平复出后，这文革“冤”又被“平反”了。

暑假期间，我们家几个女孩帮祖母张罗每朝的买菜大事后，都要做父亲嘱咐的功课，就是练书法，临摹书法家的拓印字帖。不让外出，听大人们每天下班回来，述说当天在大街上又挂了几具被群众在“斗牛鬼蛇神”时打死的人的尸首。大人侃侃而谈，好像述说电影情节，没有丝毫惧怕的神色，只是吩咐孩子不要上街。想是见得多了，人自然会变得麻木，或许这是天生自我保护的机制，否则人在情感上是承受不了不断的刺激和惊吓的，那会引致精神失常。早课时，每逢听到街上喧嚣，都忍不住趴在窗台上看个究竟。不时有开篷的卡车经过，卡车上载着一个至数个被戴上高纸帽的人，帽上用歪斜的字写上林林总总的罪名，字墨未干帽便戴上，可清楚看到墨汁下流的痕迹。播音器声浪震耳的声音数算着被斗的人──被共产党称为牛鬼蛇神──的罪状。街上挤满看热闹的人群。

暑期中，百无聊赖的孩子传递消息好像烽火台，游街示众行列才来到街尾已知晓，趴在窗口等着看，或跑到街上等待，或索性飞奔到行列当中，参与骂粗和掷石。有一天，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很投入的参与“斗牛鬼蛇神”！只见一位老妇人，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两端各绑着一只尖头高跟皮鞋，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写上了一些骂这妇人的话，光着脚低头向前蠕动。孩子在后面跟着，边走边掷石边咒骂，狠狠说她是妓女。场面很可怕，充满仇恨和暴力。当时我的直觉是，谁知道她是否坏人？谁可以如此对待她？那罪名是否过往的事？就算罪状是真的，孩子也不应去掷石骂人，妇人或许该受法律的裁判。当时又想，孩子为什么会如此充满仇恨，毕竟还是孩子啊。我们不仅不欺负小动物，连细小如黄丝蚂蚁也不愿杀。多年后，一直到执笔时，想起此情此景，内心还是深感悲凉。那些孩子现已届中年，悔悟了吗？只希望他们没有将人性恶的一面不自觉的渗透给下一代。

至于说中共斗某些指定的妓女，扫黄赌毒，是为了教育人民过道德生活吗？不是！

1999年春天在北京大饭店住宿期间，晚上不时有电话接入房间，是职业女性在找生意。笔者入住世界各地的酒店旅馆，没有遇过此情况，一般接线生都要向致电的人问明房客的名字才接电话进房间的。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九评》之三〕

“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赛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域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九评》之九〕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九评》之三〕

那时期，还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大炼钢，记得60至70年代有两句对称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其时已过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说来话长，在此不赘）。小孩好像常觉饥肠辘辘，见到街上有间收买站，好像很多旧杂都收，便将从香港带回吃完的罐头炼奶的空罐拿去“卖”，竟也收到几分钱去买糖解馋。据说空罐也可回收作炼钢用呢！

当年问大人，为什么大陆的米饭面条面包那么黄旧那么难下咽（当然不是现在香港人为了健康而吃的“粗麦包”“糙米饭”那么香那么好吃）。大人答，听说我们吃的是三、五年前收成的稻米小麦，而且米麦都是粗磨的，这样才磨出更多的粮食。共产党的谎言是，因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要先吃旧粮，不断储新粮，实行“深挖洞、广积粮”。人民不只在思想上每天接受“不断斗争”的政治教育，还要常处于长年饥饿的虚构备战状态，真苦！其实粮食去了哪里？从1958年开始，成年累月地搞大跃进、全民大炼钢，当年粮食丰产，没有人去收割，成熟的稻米都烂在田里。接着就搞人民公社，xx党干部由南到北都争先恐后地虚报粮食高产，小麦亩产万斤，广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共产党政府于是按报徵购粮食，农民为了上缴公粮，不但分配不到在公社集体耕种的口粮，农村干部还捱家逐户把农民仅余的口粮也搜刮殆尽。数千万饥饿农民就这样活活地被饿死。于是饿殍遍野。活着的吃死人充饥，夫吃妻，父吃子的传闻不断。

因中共不断搞巩权的政治运动，粮食的问题就这样延续到70年代。

“文化革命”，见词释义，应该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们文化水准的意思。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不幸是“革”了“中华文化”的“命”！

文革后，大陆开放，游客可以在第一站，到派出所申请批准到下一站。自1979年往后几年间，大江南北大漠丝路东北三省走了一回。看到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

笔者喜欢坐火车，亲近大地，感受国土之辽浩。某年，长途火车路经甘肃兰州，上来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跟我们说广东话，难得碰到会说广东话的人，大家畅快交谈起来。他是蔡和森[2]的后人，竟因他的“背景”而被“贬”兰州。真的令人费解，蔡和森是毛泽东的“难兄难弟”，何以蔡的后人会沦落到此田地？蔡和森如果不是死于36岁英年（中共说他是给特务和军阀害死，真相不明），他后期的命运可能也会与刘少奇[3]差不多呢。

话说蔡和森的后人，一直都不能适应兰州的生活，包括天气，看他咀唇呈火赤色，想来是兰州内陆太干燥了吧。我们各自谈了大陆与香港的情况。翌年，我们又再途经兰州，他早已在火车站等车进站，带着儿子，送笔者一管“白鹤游天”，保存至今还未用呢。

那怕谁是“忠心”党员，当党不“喜欢”他时，连后人都难逃一劫。后来中共为蔡和森建纪念馆，不知他的后人有否获“恩赐”而得到“平反”。

某年，去乌鲁木齐，遇上乘同一班火车，出差后回新疆家的人。他在文革时因某原因从北京老家被“外调”往乌鲁木齐，带着一家子在那儿呆，不知等到何时才可回京。从这些小故事，看到中国人在中共管治下的苦与不安。

文革时期的香港暴动

香港暴动期间，笔者正读小学，有一段时期，香港没有正常的公共文通，为间歇性罢工，但不记得为甚么还要上学，乘搭应运而生的简陋不合规格的私营小巴上学，车资还很贵呢。晚上在家里常受“催泪弹”之苦，因警察在街上用其驱散滋事者，浓烟吹到民居里来。当时街上有很多“菠萝”，即土制炸弹，不少市民伤亡。放炸弹的人肯定是流氓，祸及无辜。

有一次是明目张胆的恐怖政治谋杀，在笔者小小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商业电台节目监制林彬，主持两项节目，一是市民每天追听的广播剧“大丈夫日记”，笔者也是其忠实听众之一，另一项是“欲罢不能”，节目名称嘲讽左派发动罢工罢课罢市失败。林彬批评发动该次暴动的左派人士，指他们扰乱香港秩序。多次谴责香港左派极端分子，“斗委会”的核心人物杨光。节目很受听众欢迎，左派却对之痛恨入骨。林有天驾车由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拦截，凶徒向车上泼以电油纵火，结果林彬与其同车的亲属被活活烧死。林彬被杀后，左派中有人匿名承认责任，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谋杀是“执行民族纪律”，并声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事件中无人被捕，至今仍为悬案。

此事引起广大市民震惊愤怒。这是中共用来“静音”的残酷手段。

笔者当时年纪小，但从市面既萧条又恐怖的氛围中，也感到不妙。听闻不少亲朋计划“移民”。

“左仔”一词，即源于此时，其中带有很大鄙屑之意。

《人民日报》出版的《香港大事记》，曾对香港历时8个月的“六七暴动”作了这样的定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

1977年后，中共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当然也在被否定之列。可是2001年，董建华颁给杨光大紫荆勋章。大紫荆是香港特区勋章中最高的一级。杨光是“六七暴动”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的主任委员，亦即公开领导这场暴动的最高头头。颁勋章事件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

看来，中共对文化大革命在香港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反正，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为了共产党的继续存在和加添能量着想。五四运动，在中共看来，“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这场学生运动在中共眼中，似乎是被肯定的，但是为甚么精神和形式上与此类同的1989年爱国学生工人运动便被“定性”为叛乱？只因其不反帝反封建，而是要求中共改革吧了。中共对普世价值观没有原则立场，所以文革可以由中央发动，稍后可以“平反”，近年在香港又可以随便来个否定之否定。推下去，“六四”说不定也可以平反，为了安抚受害人和香港16年来的“平反六四”呼声，为了化妆成仁爱维权……

话归文革，总之，这就是中共搞的“政治动乱”，人民是不可能“乱中国”的。中共用国家的权力和资源才能这样系统化、大面积、暴烈而深层的去破坏，包括能触摸的文物和不能触摸的人文精神。可是，反过来，它将罪责推给几个人，表面上又“定性”文革是错的，让受害人民得到“恩赐”式的平反，谁都服了，又再度歌颂起xx党来，有谁会再有魄力去寻根究底呢？况且，在中共的思想言论自由箝制下，也没有可能去寻根究底。

且看〔九评之三〕有关文革的一段：“……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人们……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

文革是毛控制，由中央发动的，但到后期又推给“四人帮”。中共史料[4]，虽然大家无法知晓其真确性有多少，表明“四人帮”一语，发明权属毛泽东。那么到底是“四人帮”发动文革，还是他们被“委以重任”之后，被陷害去全盘承担文革带来的祸害之罪责？当然他们四人也是罪恶滔天的了。

笔者想指出的是，第一：共产党只为延续其生命，它是没有原则的，喜欢斗谁便斗谁，有时反“极左”，有时斗“右倾”，有时是批中间路线不够红。而人民是不知道真相的，到底是谁在斗谁？谁对谁错？第二：共党中的领导人或某时期的宠儿，最终也难逃一劫，共产党的罪都推到他们身上，党从来没有错，可继续享有独裁统治权。第三：受害的是中国人和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无日无之的政治斗争运动使人们恐惧，从而无可奈何的接受中共的独裁管辖；使传统文化道德断流，让荒谬的外来共产“幽灵”任意肆虐。

注：
1、金边市是柬埔寨的首都。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吴哥窟”就在柬埔寨的暹粒。
2、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毕业后与蔡和森等，计议在此间办“工读同志会”。对此，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后与毛一起创办“新民学会”。
蔡和森在1920年8、9月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主张。毛泽东给蔡和森覆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尽管蔡为邪党立了大功，后因其反对“过左”的政策，于1928年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后来更死于非命。
3、“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九评》之七〕
4、“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见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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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之后又有多位皇帝迫害基督教徒，从公元64年到公元4世纪初大迫害共进行了十次之多，长达三百余年。公元303年2月23日，戴克里先皇帝在帝国东部发动了最大的一次迫害：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基督徒们要么选择悔过，要么选择死亡。 伴随着对基督徒的迫害，罗马帝国不断遭到天灾和瘟疫的打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日耳曼部落和波斯帝国也开始侵犯边远地区，古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而遭上天四次瘟疫惩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废教、迫害信徒的事。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是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这三武一宗之厄中的北魏太武帝企图消灭佛教；北周武帝是既要禁绝佛教，也要禁绝道教；唐武宗佞道废佛，毁坏了许多寺庙；后周世宗则是大举损毁佛像，将铜铸佛像铸成铜钱。然而，这四位皇帝都比较短命，中年遭天谴而亡。公元四五二年三月，北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时年45岁。公元五七八年六月，周武帝身染恶疾，遍体糜烂而死，时年36岁。公元八四六年三月，唐武宗因服用道士长生仙丹过量药物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九五九年六月，周世宗柴荣病死，时年39岁，后周也随之灭亡。在民间有窦娥蒙冤大旱三年的记载。由此可见，人无善念遭受天谴的事自古有之。

时至今日，中共邪党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在苏家屯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并摘取他们器官卖钱的滔天罪行也已在世间曝光。当我拿着苏家屯集中营的真相资料路过一间熟食餐厅时，许多人对于中共杀人的暴行非常冷漠麻木，却为电视画面中的运动员踢进了足球欢呼雀跃，人类的道德水准堕落至此，可悲可叹！世人道德沦丧、人心善念无存，人不治天治的清算之日也就为时不远了。江河污染，沙尘暴弥漫，禽流感病毒向全球扩散，这个建政50余年来杀害超过八千万中国人的残暴政党，即将面临一个可怕的惩罚。天谴瘟疫正蓄势待发，它将为邪恶的中共来一场最终的清算，为人类的历史上演一幕善恶有报的结局。尽管恶党的某些军头也发出过一些宁肯牺牲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也不退出历史舞台的狂妄叫嚣，但是在天谴的瘟疫面前，即使拥有核子武器也无济于事。在2003年萨斯肺炎流行之际，共产邪党的恶首也吓得南窜上海，一些恶党高官也受到了萨斯肺炎的天惩。

禽流感发现至今(95年3月21日)全球已有177个感染案例，造成102人死亡，近58%的超高死亡率，让世界卫生组织(WHO)忧心不已，担心病毒一旦演变成可以在人际间流传的疾病，将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善恶到头终有报，当天灭中共时，每个人都将会面临一个上天的审判。尽管中共以各种经济利益诱惑外国政要及商人，然而凡是与中共恶党为伍者都将成为其陪葬品。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所有党员，将无法洗净兽印，成为被上天淘汰的首要对象，在中国以外的世人，是否能以正义与良知的态度选择对中共邪党的唾弃，也将被上天视为是这个生命对自己未来命运所作的选择。在天治即将来临之际，退党自救并彻底唾弃中共恶党，才是走向新宇宙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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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询问原因？他们谁也不让对方说，于是，我让他们将扫地器具放好，到教室罚站。我特意慢点进教室，好让他们彼此有思考的空间，互相冷静冷静。

进了教室，我问怡君（怡君是单亲家庭，个性骄纵霸道，先让他发言可以让他心里平衡，不会认为老师故意偏袒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什么打架？她说：“因为我拿扫把和思奇在玩，他突然就发脾气，拿夹垃圾的夹我！”一边说着还委屈的掉下眼泪。

我转而问思奇，“你怎么说？”（思奇是一位品德兼优的好学生，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思奇红着眼说：“我在扫地，怡君拿扫把一直弄我，扫把很脏耶，叫她别弄她还一直弄！”说着眼里的泪水再也藏不住，一颗接着一颗的往下掉。

我终于清楚了他们的问题，我请他们将眼泪擦干，回座位坐好。这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一个记忆，我问全班的小朋友：“谁能帮老师找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天真的举手表示要做我最好的朋友！我让他们放下手，陈述着我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我的人缘一直很好，很多同学都愿意做我的好朋友。从三年级开始，就有一位同学出现在我身边，常常会将福利社买来的零食与我分享，我知道她的存在，却不是将她列为好朋友的行列。她品德兼优，美术一级棒！也常常代表学校得奖回来，但是，她却长年流着鼻涕，甚至有时鼻涕很浓，讲话有一股怪味！这让我不太想靠近她！”这时班上的同学有些已经觉得肮脏，表情有些对我表示同情。

“但是”我接着说：“自从生了孩子，我的小孩有严重的过敏，常年鼻子不通，这才让我想起这位同学的状况，身体上的任何残缺或疾病，不是他们自己所愿意的！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加包容才对。”孩子们纷纷点头。“后来呢？”

“后来，升上六年级，功课较紧，也就没有常常往福利社跑，但是我还是常常能吃到零食。”有小朋友说：“那是因为流鼻水的同学会买给你。”我点点头继续说：“就在我们毕业那天，她邀请我去她家，说有东西要送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去了。那天她爸爸刚好在家，她请我在楼下等她，她两步并作一步的爬上楼梯，还不忘回过头来向她的爸爸介绍我“爸！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刹那间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却有着更多的惭愧！”

“我已经忘了当年她送我的是什么东西，而她的那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事隔二十多年想起来还觉得对她有所亏欠，对她真挚的友情感到抱歉！”“那她现在呢？”孩子们纷纷问我。

“失联了！我一直在找她，可总没有她的音讯。”孩子们都不吱声。我接着对他们说：“今天所发生的事，其实与我的故事有所雷同。只是认知上的不同，怡君以为是在和思奇玩，但是思奇却觉得怡君是在捉弄他，甚至是羞辱他。如果我们都能学习将感受说出来，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就不会造成遗憾或误会。如果彼此的友谊因误解而分开那真的非常可惜！”

听完我的故事，思奇有所悟的到怡君面前说：“对不起！”怡君也赶紧说：“不！是我该说对不起！”看着他们和好，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对我最好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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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院日前督促中国对苏家屯案展开调查，法轮功人权再引关注。立法委员何敏豪呼吁台湾人民一人一信给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揭发中共罪行。

4 月1日上午，国际司法正义协会、青流民主大联盟和《大纪元时报》等社会团体组织及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中市市民广场前经国绿园道，召开共同谴责中共设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焚尸灭迹之暴行记者会，会后并举行游行活动。记者会是由中兴大学刘正义教授主持，立法委员李明宪、何敏豪，陈育正院长等来宾均发言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刘正义指出，国际人权组织披露中国大陆苏家屯集中营，摘取死刑犯器官及活体取脏器事件，中国成为人体器官移植中心，骇世惊人，中共违反人类的生存权，其灭绝人性更胜于纳粹法西斯。

刘正义说，他抱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因为不只是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被虐杀，而且每年还有近八万起维权事件的成百上千万关联的人民也被残害，深为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与医学伦理惨遭践踏痛心，呼吁媒体及各界有德之士、国际人权团体，共同关怀，抢救无辜生命，谴责中共，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灭绝人性、残害生灵的恶行继续发生。

立法委员李明宪表示，中共践踏人权，令人痛心，我们虽然身在台湾，也有义务有责任，为维护人权而向中共呛声，并向全世界揭发中共的丑陋恶行。身为立法委员，更愿意向现场人士的勇敢义行，表示关心和敬意。

立法委员何敏豪则表示，苏家屯事件是人类最凄惨的悲剧，中国是人间炼狱，我为中国泯灭人性、惨绝人寰的行径感到悲哀。庆幸我们生在台湾的同时，人类应该发挥最起码的人性关怀和声援危难中的人们，呼吁台商一定要认清中共的技俩，希望发起一人一信给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以表达台湾人民对此一事件的愤怒。

刘正义说，日前，义大利总理贝鲁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也曾经引经据典指出中共政权曾在历史上发生过烹煮婴儿的恐怖行径。3月31日沈阳军区一名老军医更进一步指证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黑幕，且这苏家屯集中营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小部分，中国最大的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吉林，光是代号672-S这地方关押人数超过12万。中共于1984年将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进入1992年后，实际上完全公开化了，活人甚至死人尸体成为昂贵的工业资源原料。

金门博爱医院院长陈育正医生指出，器官移植在民主自由国家非常严谨，必须是捐赠的方式，且须获得本人签署同意书或家属同意，甚至找不到家属时需医师两名以上或检察官同意才行。中国以共犯系统各司其职，各取其利，如此非法挪用是非常惨无人道而荒谬的，医生成为杀人的刽子手，真的是非常可悲！他呼吁台湾人民若到大陆动手术一定要小心，免得少了其他器官，这是已经实际发生的例子。

青年学子东海大学研究所萧同学代表青流民主大联盟发言说，中共私设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灭绝人性的迫害，医生成为杀手共犯，人神共愤。大陆现已937万人退出xx党团队，显示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民心，希望大家勇敢的站出来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呼吁台湾各界关注这个残暴事件，并表达对中共最严正的抗议。

法轮功学员表示，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明目张胆的以群体灭绝的手段迫害中国大陆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截至目前为止，据突破封锁的核实统计，已有2,850人被迫害致死。然而，以中共一向善于隐瞒迫害，以谎言掩盖事实为能手，例如对SARS疫情的隐瞒，所以，一般咸信，此一数字远远低于真实情况。

记者会结束后，穿梭七位人员表演手术房活体摘除器官情景的行动剧，把人间悲剧的具体真实活龙活现的呈现出来，在旁还有四位人员展示人体器官标本。有观众义愤填膺的表示，中共真的太无法无天了，居然丧尽天良，连这种事也做得出来，真是恶事干的太绝了。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神经外科暨加马刀中心主任黄全福接受采访表示，医学伦理是医界长久以来强调的，黄全福举例，连写文章数据都不能随意更改，遑论任意摘取一个人的器官安到另一个人身上去？据闻台湾有医师介绍病人到中国换器官，他呼吁医师关注被曝光的中共政权活体摘取无辜人民器官的消息，勿以残害一条生命去救另一条生命，也不能以器官来源我没办法看到的理由来脱罪。黄医师呼吁国际社会应继续给中共施压，世界各地只要是一个人权社会，标准都是一样的。

踩街游行活动并随后展开，由二十多位身着黄衣裤壮观的法轮功腰鼓队为前导，从公益路市民广场出发，行进队伍中有一组身穿白色素衣裤，手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队伍，其沉痛的神情，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一片醒目标语、横幅、展版…… 在引起人们关注中共血腥残暴的事实。

台湾苗栗揭露中共苏家屯集中营罪行

2006年4月1日上午8时30分，台湾苗栗县法轮功学员于头份镇农会前揭发中共暴行：在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贩卖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并以焚尸炉毁尸灭迹的滔天大罪。

头份镇农会前是下公园，左侧是菜市场，又适逢假日人来人往，人潮相当集中，加上会场有腰鼓队表演，马上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看，学员们忙着发资料，人们被上面残酷的画面所震惊，专注且震惊的看着手中资料。

有些民众自动走进会场看真相展板，透过学员的解说，民众看完了真相图片及关于苏家屯事件的展板后，都很愿意接真相特刊。有位民众质疑展版真实性，透过学员解说后，满意的向学员多要几张传单要回去发给亲朋好友。一位老伯伯刚从大陆探亲回国，他告诉学员他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只是国内媒体没人敢报导，你们真了不起！

一些到菜市场买菜的妇女知道真相后都纷纷表示，中共这种灭绝人性的兽行，天理不容！难怪前不久我的亲戚到大陆换肾，回来不到100天就过世，我们还在怀疑这些器官来源，说不定就是从你们法轮功学员身上摘下来，真恐怖！

越来越多人开始觉醒，识清中共邪恶本质。苏家屯事件正大面积的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唯有放弃对中共暴政存在的幻想，所有善良的人们才不必活于恐惧之中，世界才有和平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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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初期，由于我不重视学法，常常一意孤行，所以魔难重重，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摔了不少跟头。慢慢的，我意识到，学法有多重要，大法有多珍贵。目前，对我来说，只有每天至少保证学一讲法，才能时刻对正法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跟上正法進程，保持一个很强的主意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一旦学法稍有懈怠，我立刻感到不堪重负，对眼前接踵而来的变化反应迟钝或麻木。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真是不敢轻易懈怠学法啊。

在此，借法会的机会，我想和大家着重交流在德国卡姆市举办真善忍美展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在卡姆寻找美展的场所倒没有费周折。障碍美展的因素第一步就表现在常人这层的是找不到各方面条件适合办美展的展厅。突破的办法就是在找展厅的过程中不断的讲真相，不断清理障碍美展的邪恶因素。这也是德国帕绍(Passau)市在假日酒店办美展所经历的。

美展的准备过程也是我个人和我们炼功小组证实大法的过程。比如，运输画作的工作量比较大，干扰也大，我们思想上稍有松懈，就出麻烦。我们把画都运到一位得法半年的新学员家时，她背脊好象被重重打伤了一样，动不了了，疼的直掉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起坐下来学法。很快，巨痛消失了一大半。这成为了新学员证实法的宝贵经历。

做美展的宣传工作也是我证实大法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因为邪恶因素太害怕海报被张贴出来，马上变天。整整两个星期，阴云密布，阴雨绵绵，我出门去贴海报的脚步一再被阻挡，心理上也感到压力大。因为我是骑自行车的，一决定出门，立刻就下雨，几次放弃了之后，觉得不能这样被动下去了，邪恶不会自动撤退或消失的，所以天也不会晴朗。下雨就披上雨衣，把自行车的挂包保护好，不让渗水，就可以。其实，邪恶就是没什么力量了，正念一坚定，出门贴了几张海报，雨就停了。

美展开始前一个星期，我得到了一份临时顶替的工作，发报纸。顺便我把美展资料一起塞信箱了。本来是好事，可这份工作体力上真是想象不到的辛苦啊，更是因为那个报社的总部不支持大法而不让登美展预告，心里觉得很难过。我的感觉是，那个星期的报纸拿在手里好象空空的，没有份量，没有价值了。其实我没有做好的时候，众生都对我失望。后来我再到报社去讲真相，说着说着，伤心得直掉眼泪，是人心重一些，觉得迫害都那么严重了，报社还是视而不见。记者体谅我的心情，登了一条短消息。回头想起来，如果当时多一点正念，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看问题，而不是认为因为发生了迫害，就因为众生为法而来的，所以要报导法轮功，那么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这也让我看到一旦我们陷入旧势力的圈套去讲真相，那么救度众生的路就变的十分艰难。跳出来，肯定是另一片天。

在市中心贴海报时，我们准备了一些带洪法书签的小莲花赠送给允许贴海报的人，作为感谢。他们都很惊喜，有的直接挂在商店里做装点。我告诉他们，这莲花会带来好运。同时在允许放资料的地方摆几张资料。“万古事　为法来”（《戏一台》），他们开的商店，等的就是这一回，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口说我的来意，他们已经神情喜悦了。我想贴过大法海报的地方和允许贴海报的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所以我尽最大可能给更多的人机会。凭以前的经验，如果拿到海报的人有各种原因，不马上张贴起来，我总是会顺便问一声，是不是有可能马上贴出来，或者和他们简短聊聊法轮功和迫害真象，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同时发正念清清场。

大量张贴海报需要不少花时间，一个学员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要多和小组的同修沟通。通过交流，我们共同办好美展的心坚定下来了，于是大家各尽其能为美展做宣传。我们还认识到，目前美展在德国、在欧洲还是起步阶段，我们开好头，对今后的美展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发Email也请更多的学员正念支持。不少同修也回信给予帮助、鼓励。这时，我感到身体上压负的东西“呼”一下子减轻了很多。

能收到我们邀请的人都是有福之人。我花了一个晚上，在网上查了很多电视台和电台，还有主流报纸，杂志等，给总编寄了邀请，并发了正念。后来还联系了我认识的电视台记者。虽然主编最后没有决定报导美展，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很感激我能想到他们的节目，给他们提供美展的消息。此外，考虑到政客、媒体工作人员事务繁忙，我们发邀请之外，美展开办前一周，再发了一个Email，陈述了美展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和媒体打交道我是这样的做法：每次有最新的关于法轮功的消息，我先发一个Email通知记者，然后当面送打印好的资料，再和记者面对面谈谈。这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卡姆当地的报社报导法轮 功确实相对比较多，有些也很有深度。每次亲自去报社也是在清理那里的场。其实亲自去，记者也会感受到这件事的重要，多加关心。如果有了问题，也可以及时沟通。站在记者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每天都收到大量的邮件，可能他不会特别注意到法轮功，如果我们亲自拜访一下，可能也就3到5分钟，有时候，记者有兴趣可以多谈一会儿。当然，我也能感受到还是有旧势力的间隔因素没有突破，使他们被抑制着，对大法的态度表现麻木。不管形势如何，世人什么态度，我们持之以恒的去讲真相就是了。

这次美展的消息被卡姆市以外的多家报纸转载。我们这次邀请发得最多的就是市政府了。因为申请以前办大法活动，认识了各个部门的人员。我都亲自送上邀请。我想这也是市长这次能来美展开幕式发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吧，虽然政府部门人员没能来参加美展，但是邀请还是起到清理环境的作用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和人权组织的工作者能和市长事先约到时间当面邀请他，并解除他思想中的障碍。我觉得每一份邀请信都有很大的作用，不管被邀请者到不到场。

要把美展“真善忍”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好的导览尤为重要。在办美展前，我有一个极端的认识，只要参观者看到画，参观者自己慢慢欣赏就可以了。而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很多障碍参观者理解画的真正内涵的因素还是要靠我们疏导开来的。当我们学员之间相互作导览练习的时候，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的往下掉。

起初，我并不在意导览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花时间准备。后来，我一个人守着美展的时候，发现一对夫妇来美展走了一圈，大概10分钟就看完了，我纳闷，这么好的美展，他们好象没什么触动？不对劲呀。他们拿了大法报纸，说还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想回家看看。我想对这样的参观者导览就很必要。我慢慢试着为参观者多做一些导览，和他们沟通，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而且不少参观者对画作有他们独特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同时我们自己对法的理解也加深了。

画作《誓约》里的佛道神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天上的时候，让我感到很亲切，同修也觉得似曾相识。可是怎么跟常人讲解清楚呢？我们明白，画的是当初大法弟子来到世上之前，发了洪愿，助师正法，那来参观的人怎么明白呢？我想就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传说吧，说天上下来了很多神仙，他们来之前都发了一个愿，所以手里都有一份契约。而他们下到人间来就是为了兑现契约的。我们法轮功学员悟到这个契约就是传播真善忍的法理，也就是洪扬大法。最后，随着法轮的转动，返回到他们先天美好的地方去。这幅美展现给我们就是何去何从，为何而来。一位女士听了很感动，说：那混混的河水，好象人世，一旦下来了，不被埋没是很难的啊，然后说她这一生都不幸福，活得很累很辛苦。我告诉她，是啊，在这个混混的人世，人是吃了很多苦，而目地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是为了有一天他明白要跳出苦海，走上一条回归的路啊。这时她的眼睛一亮，迷失中她又找到了方向。她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把中国法轮功借给她看。她在留言簿上写到，十分感谢这次深层次的交谈，并祝愿法轮功洪传全世界。

卡姆市美展结束后的运输工作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忙，他原来参加过法轮功九天录像班，这次来看了美展，对他触动很大，特别是站在“主佛”的雕像前，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拔起来往前拉，他站着都失去了平衡。他自己也不停的说，能量很大，能量很大。看完美展，去卡姆市不远的帕绍(Passau)市办美展他也一口答应免费借给我们他的面包车。可是却在美展前一天得知他去住院了。我也感到这件事我太大意了。幸好美展开幕前，Passau的学员临时租到面包车。至于那个面包车主，竟然被医院误诊，什么病也没有。这些事明显都是干扰，究其原因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把别的城市的美展同样认真对待，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为什么就重视成度不同呢？这不正是我的私心的表现吗？同时，我们也看到邪恶对这个美展虎视眈眈，有漏马上搞破坏，但是我们有大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切表象看似杂乱，实质都在按正法的需要归正着。

总之，参与美展工作的学员每个人都有不小的收获。美展救度了众生，也纯净了我们自己。

真善忍美展是正法时期的一件大事。我的理解是，美展的出现也是天象变化到这一步，要归正人类的艺术，同时救度众生。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配合这种天象变化而动，尽最大努力去做好，越做越好。我坚信，证实法的路一定是越走越宽的。

以上一些办真善忍美展的经历和个人现阶段在法上的认识，希望对同修们有所启发，从而推动其他城市美展的举办。

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2006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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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加拿大举行了大选。在大选之前的一个下午，有人敲了我家的门。因为我工作到很晚，起床也晚，因此当时我还穿着睡衣和拖鞋。开门后，我以为他是个推销员，就打算开个玩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吗？”我笑着说，“没有，我总是这么穿衣服。”他笑了，说，“我是代表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希望投票时能够获得你的支持。”

我的心沉到了腹中，头脑中一片空白。当时只顾握他的手。我想请他进屋，可是我又觉得刚刚出了洋相。我转过身走回屋中，觉得自己是个很失败的修炼人。我哥哥用刻薄的声音说，“没有，我总是这么穿衣服”，我叔叔也开始大笑。

我感到很愚蠢，但我也知道这是应得的。我总是开太多玩笑，别人劝告我应该严肃点儿，少开些玩笑，但我从不听取。虽然犯了错误，我还是要弥补失去的机会。我哥哥也是位同修，我请他去议员的竞选办公室，邀请议员到家中喝茶或吃午饭。我母亲坚持要他来我们家，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打断谈话，以便讨论重要的问题。

我坚持要求他支持加拿大政府中揭露中共邪党的信。在他要来我家的前一天，我准备好了过去几个星期中所发生的许多揭露中共邪党的事实资料，例如汕尾事件、中共邪党掩盖禽流感疫情、在联合国反酷刑特别代表访问中国时发生的中共恶警强奸法轮功弟子事件，工业事故和农民暴动的统计数字和日期，等等。我准备告诉他，如果他想得到我的选票，他就必须支持联名信。

看到这些揭露真相的事实，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怎么可能不想揭露邪恶呢？我在餐厅里向他讲解时，他总试图为他们政党对中国采取软弱的姿态寻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因此，我就更加深入的讲真相。当他听了我母亲和我个人的修炼经历之后，他逐渐开始对大法感兴趣，并且开始询问大法修炼。最后，他很惊讶自己还有这么多不懂的东西，还夸奖了我的介绍。但是当我直截了当的请求他签署联名信时，他变的十分犹豫，不同意支持联名信。但是他提出为我提供向他的政党和政府人权委员会做类似讲解的场合。

他离开我家后，我没有向内找。我对他的夸奖感到沾沾自喜，并且看不起他不愿支持联名信的做法。直到今天写这篇讲稿时，我才认识到，虽然我在给他讲真相试图拯救他，我的第一念是完成联名信这个任务，甚至用不投他的票来强迫他。这种做法和邪党的手段是类似的，说服别人的时候不给别人选择，并且利用对方的个人利益要挟对方。

我在给他讲真相时没有在法上。由于我太执著于让他签署联名信，我甚至于忽视了他要给我提供的讲真相的其它机会。

随后，大选阶段到了。许多同修都在访问候选人，另外一些同修写信，还有的打电话。全国各个选区都在举行讨论会，由选区的候选人回答公众的提问。由于加拿大的政治气候，在正法进程中，加拿大举行过许多次选举，每一次利用这种形式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年我一共去了3个讨论会。

有一些讨论会不允许站起来提问题。一个组织人要求大家把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组织者挑选问题让候选人回答。这让我很失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回避敏感问题和他们不想面对的问题的手段。我自言自语的说，这是资本主义之中的共产因素。我越来越恼火，我肯定他们不会挑选我的问题，果然他们最后没有挑选我的问题。问答之后，我散发了我们的新闻公告和大法协会的声明，和一些与会者进行了一对一的交谈，我感到恼火和失望。我没有向内找，而是抱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共产邪恶主义。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同修交谈，他同一天参加了另一个城市的讨论会。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他们也不让他直接提问，他必须用书面的方式提问。我开始咒骂这种方式，这位同修打断我说，“其实这不是问题。我发了许多正念，我的问题被选上了。许多人都作了非常好的回答，许多人还感谢我提出这么重要的问题。”

我感到非常惭愧，认识到我的行为象是一个常人做大法的事，而不是修炼人在证实法。在受到与同修交流的鼓舞之后，我带着一颗救度众生的心，参加了下一个讨论会。当我走进会场时，他们已经在收集提问的纸条。我没有气馁，高兴的提交了我的问题。

我有意在挑选问题的组织者们旁边坐下。然后我发正念，把整个会场都充满了我的功。我开始清理大楼、人和其它物体，把功能罩在大楼的上面和周围，把它保护起来。我的小腹感觉象个火炉一样，我的身体变的很热。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发正念。

我可以感觉到很强的阻力阻挡我的功，但是很快就被清除。我不停的把我的功打到更深更深的微观世界。我的身体感觉轻飘飘的，我感到我的功充满并且清理着一切。我为大法慈悲的力量所感动，这是一种宁静而又无比幸福的感觉。主持人宣布10分钟的休息时间到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和两位议员候选人進行了交谈，让他们知道了《九评》和退党，并且给他们我们的文章。

到了讨论会的下半部分，我的纸条放在组织者面前，但是没有人挑选这个问题。我在心中用严肃的语气和他们明白的一面交谈：你们等待这个机会有多久了！？无休止的一世又一世。我来这里帮助你们成就缘分，甚至还清除了你们背后的邪恶，而你们还是不选我的问题。你怎么敢不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问题！我的天耳开着，可以听到其它空间的声音。一位组织人明白的一面用胆却和颤抖的声音回答：“我很抱歉，可是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我能感觉到他的急切和诚恳，我认识到我应该做的更多来帮助他。

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我拍了拍一位组织人的肩膀说，“我希望你能挑选我的问题。”我把问题指给他，他阅读了问题然后传递给其他组织者，他们小声的讨论了一会儿，随后朗读了我的问题。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困难，问题中有一些拼音，例如汕尾、天安门、法轮功。在这个小城市中，大家不太熟悉这些词如何发音。听众能够听到《九评》和退党，但是问题朗读的不连惯，不太容易听懂。可这似乎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一位候选人开始谈论对法轮功的迫害，另一个人开始谈政府应该如何对中共邪党更加坚持原则，还有一个人赞扬了法轮功和法轮功的修炼人，称赞他们在首都议会山前的和平和持之不懈的努力。似乎候选人明白的一面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过了一会儿，组织人问拍摄整个辩论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播放录像，电视制作人喊道，“要播放许多次。”

辩论结束后，许多与我从不相识的人走到我面前，虽然我没有提到我去过中国，他们都说，“你去过中国，那儿怎么样？你为什么去那儿?”“很高兴又见到你，请记住我。”

当时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把我当作久别的朋友？一位候选人笑着感谢了我，组织人们也笑着感谢我提了这个问题，许多其他人也都对我微笑。组织者朗读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听懂，但是候选人在澄清事实时都讲的很好，而且所有人最后都非常高兴。这从表面上看不合逻辑，但有一件事对我来说非常的清楚：修炼者的正念和正行有多么的重要。它们是这个空间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力量和最有影响力的，它们可以清除任何邪恶，把任何境况调整过来。

下一个讨论会，我带着更坚强的信心走进了会场。我心里想，这回容易了，我只要提交问题，发正念，每个人都将被拯救。我看见一个话筒架，走上前去，坐在话筒旁边。我想等到提问的时候，我一定会排在前面，让大家听见我的问题。虽然在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仍然很紧张。随着讲演的進行，我的胃里感觉越来越紧。我心里开始慌乱的想着，“是应该读准备好的问题，还是问其它问题，我读问题时他们会不会打断我，我会不会结巴，会不会说错话，千万可不能毁了这次机会。”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应该镇定下来发正念。这缓解了我的紧张，胃里打的结也开始放松了。

到了问答的时间，我排在第三个。虽然我一直在准备着，可是我的心里仍然变的一片空白。我请求师父帮助我，让我说该说的话。一想到师父，我就又安静了下来。等到了该我发言时，该说的话都涌到了我的心间。我还没有提完问题，人群已经开始发出声音支持我，这好象是将了候选人一军。

第一个候选人站了起来说，几天前有法轮功学员访问他，他对法轮功弟子在中国所遭受的折磨感到震惊。他用愤怒的声音喊道，“中国xx党在统治期间杀死了八千万它自己的人民，而且今天还在继续着暴行。”连我都为他的举动感到惊讶。他接着发表了简短的讲演，他说，用出卖人民的生命来换取和中国的生意就是出卖良心。后面所有的议员都讲的非常好，让听众了解了更多的事实。

我坐在那里，深深的被感动了。不是因为这些生命如此正确的摆放了自己的位置，不是因为这些生命被拯救了。我之所以感动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几天前访问了他。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如此出色的利用我给他的机会。我之所以感动，是因为我是所有同修一起协同努力的一部份。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路，都是我独自在走，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因为我是在和所有的同修共同努力，而且这些同修遍布全国。我深深的珍惜我的同修，见证了我们共同组织的力量。是这种合作使我在这个晚上如此的感动。

在这以后，我开始越来越珍惜我的同修，我如此珍视他们，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珍惜同修是伟大、神圣和正义的思想和行为。它使得我的修炼每一天都更加美好。一天一位同修给我提出了建议性的批评，这是多么的美好。我觉的和同修们交谈，倾听他们的理解比喝清凉的矿泉水还提神。师父告诉过我们，要珍惜大家之间的缘分。从对大法的理解上，我觉得我对这个原则理解的非常好。但是我却没有认识到珍惜同修是如此美好的事情。这种快乐远远超过了那种充满宁静和同情的幸福。

他们越是和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越想听他们的话。从另一个同修的角度看问题就象是用一双新的眼睛去看宇宙。因为我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这种经历就是如此的罕见和宝贵。将来也许我们不会在一起，甚至想要找到对方也没有可能。所以聆听另外一个神的见解的机会是如此的少。我越来越不会觉得同修们的见解不在法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他们从自己角度上提出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和我一起来到这里，是为了成为师父的正法弟子，做最神圣的事情。他们走过了这么遥远的路程，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无论是什么缺点，这个事实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这些永远不能消减我对他们的敬重，也永远不能阻止我对他们的珍惜。邪恶的旧势力，你们看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我和我的同修们没有漏洞可以让你们干扰，绝对没有。

我认识到珍惜同修是珍视师父伟大的大法的一个方面。珍惜同修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在许多工作中都要面对金钱这个问题。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多次参加了有关钱这个问题的小组讨论。我觉的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都还很不成熟。我在钱这个问题上的修炼没有太大的成果。但是我还是希望分享这方面的修炼，为的是抛砖引玉，共同提高。

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是自己单独修炼。一天我正走向公园去炼功，我决定走另外一条小路。在路上我看见了10元钱，我毫不犹豫的把它捡了起来。我心里想，“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让我走这条小路，感谢师父给我10元钱。师父真慈悲。”

仅仅几个星期以前，在另外一条小路上，我看到了20元钱。我的第一念是，“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找到失主，归还这些钱。”虽然好象我有所进步，但十分惭愧的是，这是对我8年修炼之后心性的考验。甚至钱数还加了倍让它更加有诱惑力。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我还很不成熟。

虽然我自己在经营一个公司，但是经营的不是很好。我支付很高的工资，只赚很少的利润。我想，如果是给同修们发工资，我应该给他们很多钱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公司几乎破产。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现在情况已经改善了。

我曾经经常计算能挣多少钱，幻想着赚了越来越多的钱，我就能有一辆好汽车和一套好公寓。虽然我赚钱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些，但是这仍然反映出我内心深处的问题。我看钱的第一出发点是自私。虽然赚钱是正当的，但是，工作和赚钱的目的不在于此。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不图任何东西。

我们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负责，并且要照顾好日常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真正无私的完成这一层的大法，那么我们就能够突破就势力的安排并且救度更多的众生。我真诚的希望能见到弟子们的生意和项目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自己。如果我们能清楚的认识到修炼人变得有钱是正念，是无私的而不是为私的赚钱，对于修炼人来说是正当的，那么这个状况就会到来。

感谢大家。

(2006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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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许多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我在许多项目中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在一些项目中，我只是有机会零零星星的帮忙。在另一些需要我的项目中，我则是持续的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有许多常人朋友和亲友，我都尽责的关照他们。我还坚持不懈的利用在工作和学校中建立的关系，在新结交的朋友中洒下大法的种子。同时扮演好这些角色很难，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我提醒自己，正是因为难，才能建立我们的威德。

回顾这四年半来在纽约的生活，在修炼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这是所有大法修炼者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因为，大法修炼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的主元神得功。当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一层次上证实了大法，得以助师正法。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做到每时每刻都能够象圣者一样，“怀大志而拘小节”，这是我们在修炼路上每一步的考验，它将决定着我们的境界的高度和广度。

通过这些年在大法中修炼，助师正法，我一直留意着人们如何看待我和如何看待大法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了能够通过我们的言行，让世人留下大法美好的印象，我们必须做到怀大志而拘小节。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正念，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应该尊重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也就是说，应该重视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特殊技能和特点，我们在人世中业力轮报的因缘关系，和一切构成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珍贵的正法时期，我们的一念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我们大法弟子决不能够轻视这一点。我们知道，许多人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而对大法有好的印象。我相信反过来也是这样。当我们的一言一行不够正的时候，或是我们没有圆融好在人这一层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使得世人对大法留下坏的印象。从而使得他们的未来处于危险境地，以至于他们所对应的天体，他们所代表的众生。

在我刚刚来到纽约上州帮助一个大法项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许许多多的最最基本的人的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一直希望在大城市生活，希望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文化精英打交道。然而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住在一个乡下式的小镇。自然的，我自恃的所谓的教养使得我成了这里的一个局外人。而且，我和几名学员住在一起，几名华人学员。更确切的说，小城里的许多人在他们这一辈子看到过的中国人可能就这几位。这一切使得我更加成为这个小城的局外人。当我来到这里时的第一念就是，我要离开，绝不回头。但是在那时，我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那是我要走的修炼的路。尽管我最初的计划是只在那里工作一个月，然后再去干别的。我在当地找到一份半职工作，决定就在这个纽约的乡下小镇里修炼自己。

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一点儿的时候，我的修炼路上出现了一次转机，一次让我升华的机会。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我悟到我应该参加当地市长职位的竞选。这是我几辈子都不会想去做的事，因为这和我许多人的观念相违背。然而，我知道，这也是我修炼的路，我必须稳步前行。为了准备竞选，我参与了各种小镇活动。在镇上，仅仅就我是谁—— 一个只和几个中国人住在一起的局外人，以及他们的信仰法轮功，就使得对我的谣言满天飞，这也让镇里多数的人都知道我，至少知道我的名字。我真的是很惹人注意。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对我所谓的了解大多都不是事实。乡下小镇似乎并没有立即敞开大门迎接大法。有许多针对住在那里的学员的谣言，甚至是对法轮功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小镇。如果我竞选成功了，最终让小镇里的人们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就会让他们有被救度的机会，我必须战胜这些谣言。

我义务参加一项暑期夏令营的活动，监督为50多名小镇孩子们举办的活动。我到当地消防队做义工。我甚至义务组织小镇里的人们清理垃圾。通过这些活动，我能够接触越来越多的居民。很快的，我和小镇的人们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把我邀请到家中做客。我甚至还从邻居那里收到了圣诞贺卡和礼物。通过这些关系，我开始能够逐步的向他们更深入的讲述法轮功真相。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有教养、正直和拥有好品质的印象。由此展开，我的这一形象使得他们对法轮功，以及生活在这个小镇中的学员有了更好的认识。

当竞选真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名记者要写一篇我所监督的孩子们课后活动的报道。但是，当他观察到我如何与其中一名孩子交流时，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记者非常不可思议的，但却非常真诚的说：“你真的很特别。你非常有才智。 你经历了生活中巨大的痛苦但克服了它。并且，你充满了慈善之心。“我回答道：“你说的对。我还正在竞选市长。”我的话音刚落，这位记者就说：“我要写一篇对你的报道。“

他给我拍了几张好照片，并写了一篇迄今为止我看到过的最好的讲真相文章。在报道中，记者把我描述成了几乎完美的人：友善，值得信赖，很有能力，同时文章中还表达了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关注。这篇报道非常适合我所在小镇的读者，使得人们对我的品质没有任何质疑，并且恰如其分的对法轮功做了介绍。文章的效果非常好，于我把这篇文章放在了我所有参加竞选活动的文字材料中。

正当我不知疲倦的一户挨一户走访居民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在给人们被救度的最好机会。我最主要想到的是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积极正面的印象，延伸开就是对法轮功的印象。我想让他们投我的选票是次要。当我让居民投我选票，直接向他们讲真相的时机不太合适的时候，我会给让他们对我的品质留下一个好印象，并让他们知道我代表着谁。对于那些不在家的人，我留下一份竞选活动的传单，传单的内容里包括那篇报道，我发正念，让人们能够看到传单。

我象这样的参与竞选活动连续有4个月。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其的艰难。我完全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我在小镇中没有任何政党组织的支持，同时，旧势力挑起了人们对住在小镇里的其他学员的抱怨，以及我们一起参与的项目学员之间的矛盾。有几次，我甚至不能吃东西，因为我一吃东西就吐。我也不能很好的入睡，这使得我学法炼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此外，我刚刚开始一份当老师的全职工作，而且，我刚刚结了婚。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所带来的压力冲击着我的正念，然而，我除了苦熬支撑这四个月之外，别无它法。

我坚持着，因为我知道我所悟到的是正确的。我给与这个小镇的人们最好的被救度的机会。最后竞选结束时，我处在第三名，赢得了13%的选票，和前两名有一定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即使人们没有投我的票，但是那些针对我和住在小镇里的其他学员的谣言以及坏印象被动摇了。

竞选失败之后，我继续义务参加小镇里的各种活动，继续与人们建立着关系。2005年11月，我再次参加了竞选市议员。这次我赢了，比第二名多出15%的选票。这意味着小镇里有超过半数的人选了我，也就是说，他们对我和我所信仰的法轮功留下了正面的印象，并且他们相信，和我打交道没有错。

我竞选的胜利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注意我们在常人社会中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充分利用我们先天的才干和在人世间的因缘关系。许多情况下，我们的这层人壳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正念的加持下，能够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我在这一世中的因缘关系，让我成为一名丈夫和父亲。我儿子在6个月前出生的时候，正是竞选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悟到，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由于儿子的出生使得我在人们眼中被归入了一个新的类别，一个有责任感成熟男人的类别。这使我在常人社会中许多方面的地位都有所提升。当人们了解到我是一名非常负责的父亲，为小孩儿换尿布，带着他上街遛弯等等的时候，如果他们也有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熟悉与亲切。因而，对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会觉得很正常，并乐于接受。而这种对我的熟悉和亲切感，在他们决定如何看待大法的时候就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修炼开始前，以及修炼开始后最初的几年里，在我购置一些诸如衣服、汽车、家具等东西时，我总是会有一些小气。但是，当我意识到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这一角色或多或少都会在公众的注意下时，并且我还是一名法轮功非正式的发言人和代表的时候，这些显露出的倾向就不一定是对的了。也许会是因为我的过分吝惜而让世人对我，继而对大法产生坏印象。

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只是为了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应该低估我们在常人社会中形象的重要性。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建立威德，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世间证实着大法。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因缘关系和根基，我们不仅仅代表着巨大的宇宙天体的一部分，我们也是这个常人社会和文化的珍贵组成部分。

在发言结束前，我想就这一个问题再谈很本质的一点，就是如何平衡好我们人这一面和我们神圣使命的关系。在人这层壳里，我们必须一直要时刻把大法放在心中。当我们过分强调人的这一面时，在这时，我们就会忽略和忘记了我们的使命，从而在自己的修炼中，也在救度众生众中走了很长的弯路。我发现，对作为一个年轻，初入仕途的政客的我来说，这一点非常容易被忘记。我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周围人当中，并让他们接受我。我也必须客观公正，仅仅散发大法资料是达不到这一点的。但是，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过分强调了人的这面被常人接受认可，因此失去了许多次直截了当讲真相的机会，或者说失去走一条区别于常人式的，更正的路的机会。

最后，我用师父经文《圣者》和《洪吟》中的诗《洪》结束我的发言。

其人赋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拘小节，博法理可破谜，济世度人而功自丰。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欢迎各位同修批评指正。

(2006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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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度过我们大部分生命的方式：“黑白老鼠”就象黑夜和白天，啃噬着我们剩下的日子，我们都从“蜂蜜”中寻找着安慰。我的“蜂蜜”是我的工作，我乐于其中；是我的家庭、朋友、我的计划和梦想——我一直在寻找快乐，因而阻碍了我去思考那些无法躲避的事。我并不是害怕掉到“井底”，而是，当岁月流逝，那些“蜂蜜”已不再感觉甜美了，甚至，感觉苦涩。这时，我开始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

最开始，这种思考不是关于我自己的生命，而是关于所有其他人。我看到人们的痛苦、轻率，他们对金钱、名和色欲的价值的错误定位，对安全感的误觉，并且还以为他们掌握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他们只是被一个被称作现代社会的巨大幻象所操控、利用和误导。我看到了这个现代文明是在后退而不是前进，我知道所谓的进步并不是进步，而是可能把我们引向自我毁灭。我看到这个世界走向迷途。我错误的以为如果其他人能看到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能变好。我开始用我的写作才能写小说，在小说中描绘了所有我所发现的人性中的不好，包括令人作呕的自私自利的政治所导致的行为。我以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改变世界的方法。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常人思维——常常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自我重要性，而没有意识到所对抗的力量是什么。实际上，我就象唐吉坷德大战风车一样。没有一本普通的书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也没有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变得绝望。就好象我的力气用光了，无法再紧抓那根“细藤”一样，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觉的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我对这个世界不再心存幻想，也不再心存幻想我能改变它。我的幻想彻底破灭，此时的我也准备好了得法。

那时在塞尔维亚，得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2年，师父开始在中国传法，而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中国有成千的人在公园里炼功的事儿。那时我们的国家正陷于内战。1995年，师父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我们又在打另一场战争。战争在这块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从1991年一直持续到1999年的6月。尽管我没有参加战争，但那些年使我很痛苦，许多时候我觉得好象整个世界的邪恶都集中在我周围似的。当战争终于结束时，我应该可以觉得轻松了，可我却并没有。我如何能感到轻松呢？一个月后，邪恶在中国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因为距离和环境的相隔，我仍在找寻道的途中。1999年以后，我以为是经济原因使我想在捷克找新住处，但真正原因是，我走进大法的路需经过布拉格，因为我将在那里遇到法轮功。

第一次看到大法弟子在街上打坐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真正的祥和使我着迷，以致有一刻，我心里也觉得祥和。那天，我接到了一张法轮大法传单，并知道了这场迫害。这只是开始。当我返回塞尔维亚时，我将那张传单一起带回。我在布拉格的生意失败了，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不幸运的，事实上，我是最幸运的。因为，一年以后，一次生病，我想起来那张大法传单和上面提到的祛病健身良好功效。现在，我明白了，那场病，包括迁居布拉格都是事先的安排——我想，这些安排得真正的目地是让我得以阅读《转法轮》。

从第一眼看到《转法轮》，我就知道其中每一个字都是金子。终于，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了解自己和周围这广阔的宇宙了。终于，有一本包含并超越了物理、数学、心理学、哲学、宗教等所有人类知识的书了。这是一本万书之书，这样的书以前从未存在过。并且，我感觉好象我过去已知道许多书中所揭示的法理，只是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一直以来，宇宙法理“真、善、忍”一直埋藏在我的心中。

尽管我发现《转法轮》是我从未读过的宝书，但当时我还没有成为一名大法学员。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我还不确定所有那些真理对我，一个高加索人，亦是注定的。因为，白人对修炼的涵义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相信轮回，我们的根似乎与东方的传承文化很远，我只能遗憾我没能出生在中国。我对自己说，在成为一个修炼者之前，我要了解一下修炼是什么。我希望成为一名修炼者，但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吗？现在看来，那时我有多么糊涂的理由。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实际上，我就是典型的老子说的“中士”，我需要有人帮助我，将我推上正轨。

遗憾的是，又有一年半的时间浪费掉了，白老鼠和黑老鼠还在啃着我的细藤。然后，我碰到了两个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一位是在他的时代是位闻名的修炼者，另一位是著名的神。这第一位是我的同行，一位19世纪的作家，他在他的一本著作里将本文开头的那个东方故事呈现在我的眼前。他也是高加索人，出生在东正教社区，他是个在各方面都训练有素的人——但就象我曾经那样，厌倦这个世界。在他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之前，他为寻找生命的意义花了很长的时间：先是涉足科学和各宗教，涉足各个行业，各大洲，他问这同一个简单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而，他发现，人类生活在无知当中，或者看不见那“黑白老鼠”和“井底的龙”，或者看见了而详作不见，只顾舔食“蜂蜜”。

我以为我是决不会有一天接受这些的。因为，我总是认为教堂是另一个欺骗，牧师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而只是职业罢了；教堂是政治的乐器，而非信仰。显然，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前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尽管我的同行发现和他同时代的穷苦的基督徒能获知生命的真谛，而他在东正教的教条里却未能有相同的获知。于是，他前往基督教最初的源地，阅读希腊文的福音书。很快，他便得到的回报：耶稣开始给他揭示真相。

我进一步领悟到：很多伟大的神所教导人们的是大法原则的一部分。如果那些正教教人向善的话，那么不就是意味着这个宇宙只有一个原则吗？一个宇宙法则……万物的一个特性：真、善、忍。

我处于震惊之中。那就象一块石头掉到我头上，并没有砸坏我，只是将我从深深的沉睡中敲醒。真理就在那里——宇宙的真理，不管是贫与富，不管是黑色、白色和黄种人，不管是年轻与年老。穿越一切时间与空间的真理。而且，这真理是由我们慈祥、用使人能懂的通俗语言和科学告诉我们的，并解释了我之前认为是无法解释的事情。这真理叫做大法。我终于开始悟到大法法理了。

自从我走近法轮大法，已有一年了，我坚定的修炼着。开始是耶稣给我指引了这条路，所以我对他衷心感激，但李洪志是我唯一的老师。这是我的修炼之路，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为了这条通向法轮大法之路。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地球上，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对一个人而言，生命除了寻找走出迷中的路，跟随这条路直至完成，没有其它的目地了。

尽管我目前是塞尔维亚唯一的大法学员，但我从不曾感到孤单——一个作为如此巨大的法的一部分的人，又怎么会觉得孤单呢？并且，我虽然得法晚，但毕竟，我幸运的成为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的一个。我的职业曾经是翻译，有许多大法书等待着翻成塞尔维亚文呢。更重要的是，在法正人间之前，我的周围有许多众生还需被救度，这并没有将我的任务变得更难，只是更加神圣。

大法是洪大的。不久前，我找到了在克罗地亚的扎格尔布（Zagreb in Croatia）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她在那里将师父的诗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来洪法讲真相。她是一位警官，所以到她办公室来往的人很多。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贴在墙上的诗句。她对我说她有些腼腆，所以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办法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我猜她很可能还没有读过《转法轮》或其他大法书籍，因为她的英文不好。这使我更加感动。大家知道，南欧的警察可与瑞典和瑞士等国的警察不一样。我们这里的警察是暴力的机器。但无论如何，那些警察们可以在墙上读到一些法了。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近来有一段时间，我在不断的抹眼泪，有时哭得象个小孩子。这可不像我。大概这就是我目前修炼所进入的状态和层次吧。

谢谢大家。

（2006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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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无所求，反而在无形中什么都有，修炼的环境也开创出来了，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不影响我证实法；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可以支援我讲真相。不管在时间、金钱等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越来越便利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坚持做好三件事，即使遇到困难，师父也帮我善解了。

记得女儿刚上中学，下课后还要去上辅导课。上完辅导课的晚上，我必须接送她回家。心里正担心那正是我打电话讲真相的黄金时段，去接孩子放学，会耽误宝贵的时间。几天后，女儿同学的妈妈在电话中主动告诉我：孩子下课后要帮我接送回家。我感到很惊奇，我和她素未谋面，她竟然主动要帮我，无意中我担心的事情也解决了。

有时候要出国参加证实法，工作没人代理，就有一位热心的同事，主动要帮我，而且当我调换工作后，他也跟着调来我同一单位，冥冥中总有贵人相助。我觉的只要有愿望把三件事做好，基点摆正，师父就会帮我们安排一切。譬如：一向干扰我证实法的丈夫也会主动叫我去香港走一走，事实上是默许我去讲真相。无求而自得印证在我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数不胜数。

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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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亲聆师父多次在海外的讲法，感受到师尊平易近人，关心着每位学员的洪大慈悲。下面略举一二。

1997年11月师父首次来台湾讲法，在台北、台中各有一场。在台北三兴国小那场，我和其他学员在会场后头帮忙搬椅子，突然见到师父走进来，毫无预警的看到师父既惊讶且激动，脱口喊了声“师父！”师父食指放在唇边：“嘘！”我抑制住激动赶紧双手合十静立一旁。看着师父面带微笑挥手和学员们打招呼。

师父讲法时，语音清晰平和，一字一句都打到内心里去。中场休息时，师父绕着会场走一圈，当时所有学员似乎都被师父慈悲的场所溶化，没有嘈杂推挤，自动让出一条路给师父走。我看到师父走过来，面对着师父却说不出话来直掉眼泪，师父一直笑咪咪的看着我，彷佛自己想说的师父都知道、都了解，整个人沐浴在师父洪大的慈悲当中。

讲法结束后，散场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几位学员在会场内遇到刚要离去的师父。当时台湾的炼功点不多，我心里只想开展炼功点，把这个美好的大法传播出去。便问了一个问题：“师父，我想在xx开创一个炼功点，该怎么做好？”旁边的几位老学员，睨眼看着我，似乎说，你好不容易问师父问题，怎么问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师父并没有因为问问题的深浅、大小而有不同对待，对每位问问题的学员师父都耐心的回答。师父当时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引导并安慰我说不要急，而我如沐春风只是傻傻的看着师父，感觉自己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可现在回想起来，明白了这一路走来，开展的都如师父当时所说的一样。

1998年5月份参加德国法兰克福法会时再次见到师父，现场约有五百多位学员参加。

在法会上半场快结束时，我先出去准备买资料，幸运的见到师父正在看德国学员做的洪法海报，我高兴的拿起照象机拍照，师父看了我一眼，虽然没有责备的话语，但我已知道这样做不好，便赶紧收起照象机站在旁边。后来出来的学员越来越多，师父转身上楼要离开时，我赶紧说：“师父，我是台湾来的。”师父听到就回头走下楼梯和我握手，亲切的问我一些事情。师父还对着我旁边的一位美国的学员说：“你也是台湾学员”。过后这位学员高兴的对我说，师父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

法会结束后，师父答应与各国学员合照，大家听到都很兴奋。台湾有位学员眼盲行动不便，合照后大家只顾抢着跟师父握手，没顾及到她。师父却主动过去和她握手。这位眼盲的学员事后激动的跟我说，师父和我握手耶！师父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对每一位学员的心都是一样的！

得法初期对师父的一切都很好奇，师父看起来总是那么体面，不知师父穿的西装是何种料子。出于好奇，于是就利用师父在台上忙于与学员握手时，趁机偷摸师父的衣角，发现质料掺着“尼龙的”并不是一般好的毛料。师父在海外讲法每次就固定穿着那两、三套西装。听学员说师父在大陆传法时，还每天吃方便面。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都会提醒自己在物质方面不要太奢侈浪费，并注意自己生活起居上的小地方，尽量如师父所说的“怀大志，拘小节”。

1998年参加新加坡讲法，中场休息时在会场坐席中我坐在师父右边，左边坐着的一位中年的学员一直对师父诉说他的膝盖不好、很痛，师父安慰他：“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同时不断的抚摸那位学员的膝盖，我知道师父在帮那位学员承受业力。那位学员仍放不下心，还在说着他的病，可师父没因此而不耐烦，依然慈悲的拍着他膝盖鼓励他：“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在准备回台的樟宜机场，我与十几位同修幸运的又遇见师父。大家把握机会问了些问题，我也提问：有一个关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过不去？师父说因为这个难大，我是这么一点一点给你安排的（一面说，手势一面比一个阶段），到这里应该没问题的。最后师父告诉我：“你一定能过去的！” 我感到师父加持的力量，不管有多难，“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自己一定能过去。没多久这一关就过了。

每当回忆起和师父相处的时光，就象一家人一样。沐浴在师父洪大的慈悲中一切的愁苦都烟消云散，感到非常幸运、幸福！

师父传法至今已有15个年头，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走到今天，虽然有时做的不好摔跟头，师父仍然把我们拉起来往前推。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著》中说：“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著中千万要放下心。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

敬爱的师父！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情，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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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旁边一位留大胡须的民工却不以为然，也不知触犯了他哪根神经，就大叫起来：“你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来这宣传迷信，有病不吃药能好吗？这不是胡闹吗？”牙痛的民工说声“现在买不着药怎么办”，仍然按照我告诉他的做，只默念几分钟，他的牙就不痛了。他高兴的对大伙说：“我牙病好了，不痛了，再也不用受罪了。”大家问他怎么好的，他说：“就按照老爷子说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只念了几遍牙就不痛了。谢谢法轮大法！谢谢大法师父帮忙！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

经过他一说，轰动整个工地。民工们都议论开了，都赞扬说法轮大法能祛病健身，效果那么好，真是出人意外。

几天后当我再次去工地时，民工们很热情，大老远就喊：“法轮功又来了！”尤其大胡子民工，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工地民工都听到了。他还歉意的说：“过去不信法轮功，认为是迷信，通过事实我相信了，真的从内心里服了，以后也要学炼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不是迷信，是科学，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是高德大法，济世度人，能促使人们道德回升。

由于民工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他们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果真身心受益，身上有些病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们激动的说“法轮大法太神奇啦！这么好的大法，年末回家也要告诉家属和亲朋好友相信大法，牢记‘真善忍’。”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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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史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前二千多年现代人用神话传说来理解，从黄帝到夏、商是我们现代人是“不清楚”的，所谓的“不清楚”同时意味着我们知道，却不相信。在现代，科学改善物质生活，也把人的认知局限在有形的空间，道德渐沦为形式与说教。然而物质发展到了顶峰，道德也落到谷底，脱序社会又让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化与道德。中国的文字一直许多神奇现象，出土的甲骨文，殷商帝王以文字与神沟通，文字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与特质。这种非人造的特性，充足而成熟，丰富而充满着神奇，特别是长远的一段历史时期只用来记载神事，令现代人百思不解。后二千多年的历史進入信史时代，文字才用来记述人事，而信史时代伴随着许多的谶语、预言出现，文字又以另一种神奇、升华形式展现，自西周起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预言将其后中国朝代兴替，千百年时空人事变化尽藏其中，过去、现代、未来只在一线间！这宛如一场安排妥的戏码，警示现代人终场大戏在即，站在转捩点上，前瞻等于回顾，真实的就是原本的。回到文字的原始，这个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处处充满了神迹……

被遗忘的神州中国

几千年来“中国”这个名为神州─神的故乡，居世之中的中土国度，那一段遥远的过去岁月，曾经经历一段记载神的岁月……随着时光流逝，神州大地上的子民，离开神的岁月已经很久了，人们只知道她叫“中国”，却遗忘了为什么叫“中国”！

文字远早于记史

我们常用上下五千年来形容中国的历史，人们都发现了一些很奇特的现象：中间彷佛有个区隔，显示了二个历史时期。距今约2800年前，中国在西周以后，我们的祖先才开始用文字记载史事，史学家称为“信史时代”，从此以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详细的被纪录下来。一直到今天，这后半段记史的篇幅却占了五千年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已足够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资产，同时代的其它文明古国，或者无记载，或已湮没，残存也只是片断，唯一连贯迄今只有中华文化。然而令人百思难解的是西周以前，商、夏以至黄帝时代的这二千多年历史，为什么“有史无载”？现代人称之为“传说时代”！这还不包括在此之前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神农等所谓的“神话时代”，难道是当时没有文字或文字过于简略无法记述吗？

从清末民初出土的甲骨文让史学家震惊了，这个连孔子都不知道的文字，到今天为止，出土的十万多片龟甲与兽骨共计约五千多个字，这些文字早已是六书具备，是一种非常成熟文字，拥有丰富内涵，具足所有表达情感、记述事物、传递抽象概念的能力。五千个字代表什么意义呢？清朝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只用了四千二百个单字（现代科学家研究，只要七千个字就足以应付复杂现代社会），换句话说，商代的文人可以写《红楼梦》、《西游记》种种巨著。五千个字对当时的社会是超过“绰绰有余”，甚至都能面对现代社会。我们得重新思考当时怎么会有这多文字？需要这么多文字吗？又为什么没有把当时的社会记载下来？

商代中期出现在铜器的上金文（又称钟鼎文）字体有铸有刻，铸多于刻，而铸字体必须先造出镜像的反体字，这也显示当时文字使用成熟与普遍。到了西周文字已经发生转变，篆体字出现，这代表着历经了相当久远稳定发展年代了，所以不仅整个五帝、夏商时代都应该有文字记载，西周的历史绝对能被完整纪录下来，但是事实上西周史料却超乎预期，出奇的简略，甚至好几位周王在位的年数无法考证，这种种异常的现象不该以“忽略”的态度面对，我们有必要把问题的焦点转到中国的“文字”上，重新思索这段“传说”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原始的象形文字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虽然现今难以考证，现代的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相信“仓颉造字”的传说！用现代人的观点认为：文字不太可能由单一个人智慧创造，是演進过程，是历代祖先们智慧的结晶。所以从这种文字演進的观点，现有考古证据显示：中国文字的出现必然早于黄帝时代，也就是说超过五千年。所以以现代观点看：黄帝以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前半叶，只有传说却没有文字记载，这更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奇特、诡谲的现象！

今天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看来，许多现象确实是令现代人费解：

一、这些刻在龟甲、兽骨、铜器、陶器、玉石上的大量文字都是祭祀、占卜的纪录，为何只用来记载“神”事，不记“人”事？为什么不刻在竹简、木册上或书写于皮革、布料上呢？

二、文字拥有神秘的力量，出土文物显示殷帝王能以象形文字与天神、祖灵沟通。几千年来中国文字蕴藏着形符、音韵、意象一直与易理、阴阳、五行、谶纬、命理、预测、堪舆都息息相通，即使几经转变，仍不失其贯通着更大宇宙时空、更高级生命讯息的特性。

三、这些现代出土的卜辞刻载的历代殷商帝王，竟然与西汉时史家对商王系统的记录差异甚少，显示“传说”绝非凭空而起，古代史家对历史态度非常严谨，“传说”隐藏着许多真实事迹。

中国文字是逐步演進的吗？为什么原始的文字就有神奇能力？现代人有这种能力吗？我们祖先怎么有这种能力呢？为什么所有传说却没有“演進”传说呢？或则传说比仓颉更久远的人物，像制八卦的伏羲、尝百草的神农，让文字演進合理些呢？怎么解开这些谜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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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说：“连黄鸟都知道最适合它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一只鸟吗？”

《诗经》中还说：“庄严肃穆的周文王，他的德行高尚美好，人们无限崇敬。”

周文王顺从天命，谨慎的治理国家；对待长辈谦恭有礼；对待弟兄亲爱友善；对待子孙后代和善而又威严；推行仁爱治理天下，百姓得以生活富足和睦，国泰民安。

做君主的，应当施行仁政，造福百姓；做臣子的，应该恪尽职守，辅佐君王造福百姓；做儿子的，应当孝顺父母，继承先辈的遗志；做父亲的，既要疼爱子女，又要严格要求；与别人做朋友，应该诚实亲爱。这些，都是人应该去追求的。

《诗经》中又说：“看那淇水的河岸弯曲迤逦，绿色的竹林茂盛优美；有文采的君子，就如同用锉刀雕刻过的象牙，用砂石琢磨过的美玉。庄重而严整，威严而亲切。这样的君子，真是令人终生不能忘记呀！”

君子专心求学，内心谨慎恭敬，仪态严整威严，外表正气凛然，德行高尚美好，尽善尽美，百姓们当然不会忘记他。

《诗经》中还曾说：“啊！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不能忘怀啊！”

前代的君王继承先人的法制与德行，发展先人的遗志，亲近君子，安抚百姓。百姓们丰衣足食，和睦安详。前代君主的德行如此美好，前代君王的功绩如此卓著，后代的百姓怎么会不怀念他们呢！

(资料来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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